以下是演讲记录
首先，王教授以提问的形式引出“后发优势”、“后发劣势”均存在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他说，“后发优势”是指发展晚的国家可以借鉴发展快的国家的成功经验，少走弯路，降低成本，因为带来的经济效益是显著的，所以许多经济学家都更加关注“后发优势”。但是王教授自己认为，“后发劣势”给经济发展带来的损害是巨大的，也是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
（一）王教授自己关于“后发劣势”的三重定义
（1）别人犯过的错误我们不仅接着犯，还犯得比别人大。
王教授说， 北京的pm2.5严重超标，导致北京变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今天早上来到西北大学的时候，他觉得空气十分清新，认为这才是人类应该居住的地方。随后，他指出，就在面临这样严峻的环境问题，仍然没有一套完备的治污法律体系来遏制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的状态下，以某前任环保部门高官为代表的许多人还在试图为我们发展过程中的错误找借口，说什么工业经济要发展，前期环境污染是一定会有的，还说什么，欧美等发达国家在他们的经济发展进程中也犯过同样的错误。历史上，美国人用英国人的错误创造了自己的品牌，而我们国家不仅重蹈别人发展中的覆辙，并将错误恶化，还极力为自己辩护。这就是我们后发劣势的一大表现。
（2）你走在最尖端的时候谁来做你的接盘手？（所有产业做到最大最强时，却没有需求来承接。）
王教授说，中国大部分制造业都产能过剩，例如浙江生产的领带，据统计每年产量可以达到全球每人平均三条，很明显，国内需求远没有这么大。那么当国人无法消化这些剩下的商品时，销售商就会向外输出，但全球每人平均三条的产量决定了即使向外输出，仍然供大于求。为什么我们国家在产业发展路径上，在投资固定时，形成了沉没成本，过剩经济向外输出时才发现外国的需求不足？日本生产了一种高科技马桶盖，在使用者的臀部接触到马桶时，马桶会变成与皮肤相同的温度，就这样一种看似很简单的创新却获得了大量消费者的青睐。而中国的美的电饭煲，质量方面也还不错，但是几乎每个月都会因为有新功能的推出而更新换代，应接不暇的新产品让消费者眼花缭乱，要想跟着新功能的步伐，那就要不停更新换代，这样一年下来厨房里全是电饭煲，我们到底该用哪个呢？这样一种情况下，许多消费者甚至愿意掏上路费去国外购物，因为他们觉得即使出机票钱，去国外购物的效用仍比在国内大。还有，我们的城市建设中，你会发现挖了建、建了挖是经常的事，为什么呢？很明显因为挖掘机产能过剩了，要消耗过剩产能，就只好反复修建了。
我们今天的产能过剩、汇率变化、消费结构等等又进一步促进了产能过剩的沉没成本增加。我们知道我们产业的最高峰，却不知道产业的下坡路。我们在产业的最高峰，不是用期货、基金对冲而是用现货去购买其他国家的产品，我们还买港口、买资源。高铁是中国在世界上最好的产品，现在的技术已经可以实现最高600公里的时速了，这是缩短时间与距离的非常伟大的一项技术，但是世界上像中国那样人口密集的超大城市有多少呢？有多少地区和国家会需要这样的技术呢？还有我们修的那条海上丝绸之路，从来都是“满满的过去，空空的回来”，我们太快，我们太大，当我们做到世界第一时，才发现不知谁有需求去承接我们的第一，若没有承接，我们的第一又有何用？正在修建的港澳大桥，一半穿过海域，一半浮在陆地上，我们可以用最先进的3D打印的生产模式来达到，连沙子的含酸量都经过了严格的测控，这样凝结了巨大的人类智慧的桥梁又在几个港口适用呢？
从前一支关于集装箱的股票大涨，那是因为全球海上运输的需求巨大，而且中国集装箱的成本相对较低，后来，它又暴跌，原因很简单，当时它已经承接了几乎全球的集装箱生意，市场份额几乎无法再扩张，同时，中国造船业的蒸蒸日上也对它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于是它就没落了。任何一个过剩经济，你要怎样让它不死掉呢？
（3）体制认知模式中的后发劣势。
我们常常走入一种误区，认为集中决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内核。
我们用了30年的时间完成了别人用几百年完成的事，我们到底是因为什么而最大？因为什么而最快？因为什么而最强？这是我们一直找寻的东西。从表象上看，是工业化、城市化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工业化扩大了我们的生产能力，降低了生产成本，就像非洲世界杯赛场上的呜呜祖拉因为成本低，销量巨好。而城市化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模式、教育模式和思维模式，为经济发展积累了大量的人力资本。另外，全球化带来的FDI、商品出口也对我国经济增长也有很大的助推作用。刚刚加入WTO的时候，我们怕被别人宰割，现如今，大多数得利的都是我们，曾经我们认为气功可以战胜洋枪炮，那段历史是屈辱的，而现在，我们在全球化中成功了。人类的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是从市场化的基因和根基上长出来的，这便是经济增长的内核。
正是由于中国人对全球工业化背后的制度根源把握的不好，才导致了工业化路径上的错乱。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市场从“可以有”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占有决定性地位”，这正体现了市场化的重要性。而现在的中国首富马云也正是在市场的春风下才得以施展抱负，拥有近2000亿美金的身价。市场承认了自然人、法人的选择权，市场给了我们个体经济，市场允许企业获得利润，正是因为这样，马云才能合伙开公司，可以雇那么多人为他工作，不仅可以在中国办公司，还能在国外上市，正是现如今如《公司法》、《物权法》、《经营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支持，他才有成功的可能。从市场经济开始，从民法开始，从自然人的权利保障开始，地方政府才可以发挥出憋了几千年的梦想的力量，学习世界先进技术，来创造自己的辉煌，这就是市场内在的逻辑。
我们都知道亚当·斯密的著作《国富论》，认为斯密是试图让国家富裕，但我们忘记了这本著作的全称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斯密不是一味让国家富裕，他更注重个人的发展。让每一个人富，每一个人发展自己，实现自己，这才是市场经济的逻辑。市场的逻辑让一代人实现了他们的财富梦想，股票制、自由法人制度、个人权利的保障等等个人在市场经济上发挥出最大的作用。新时期总理提出了“负面清单”这一口号，它只规定什么不能做，其他的一切皆有可能发生。近代的市场经济就是把一切有可能的独立的经济体、独立的一切体都释放出来，如果你是知识，我还专门为你确定知识保护体系；如果你是思维，风险投资可以为你的思维估值。一切的东西都在市场体系中交易，只要你能让彼此的利益最大化，别人就会为你的东西买单。
原有的供给和需求已然饱和，怎样发现新的东西，怎样推行它使人类效用最大化的同时也让自己的收益最大化的这样一个大世界在爆发，这不是我们计划的好吗？这不是我们领到的好吗？这不正是全面体制、政治、经济改革推进了中国市场化进程的结果吗？那有人就说了，这不就是集中决策带来的好处吗？我们知道，集中决策有好有坏，最大的好处就是：学习的阻力小，学习的集中度高。但这并不是说集中决策造就了现如今经济的快速增长。有人把市场基因推动的社会发展归结为集中决策便是弄错了发展的内核。杨小凯也说过，对后发劣势体制认知的错误，有可能会使我们前期的经济成功事倍功半。
在深刻的揭露了我国存在的后发劣势问题后，王教授又为我们解读了中国式投资机会和中国式投资风险。
（二）中国式投资机会
这个机会一方面是投资机会，一方面是怎样利用投资机会。雷军曾经说过，愿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台风口，去飞。那我们可以看出，雷军所说的台风口也是我国市场化以后才显现出来的。为什么欧洲人在探索新大陆的时候，会不顾性命的去做，而且会占领一些领地，但是，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去将所到之地占为己有？那是因为，在欧洲的君主制下，国君愿意用八二分成的方式将探索的战利品赠与出海的人，这部分人里，大多都是一无所有的，君主的分成使他们有了用性命赌一把的欲望，赌输了，大不了死掉，和现在的境况差不多；赌赢了，那十分之二的赠与足以使他们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便是一种合伙制：你出钱，我出命。在我们国家，合伙公司制、合伙公司法也是近十年才有的东西，若后期可以建立并完善这种体制，那时一定会使中国的资本快速积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国成本降到最低，连你去银行贷款，都有可能因为银行行长参与分成而更加容易。
在新时期，金融的社会化为我们带来了机会。将上市机会给谁？将上市管制给谁？中国所有的杠杆率、杠杆准入给谁，谁就赢了。
最初，政府将这杠杆给了银行，使银行业快速壮大。
后来，政府将它给了房地产，证件齐全便可预售和贷款，使房地产业通过杠杆过得了巨大的利润。一部分深谙杠杆作用的居民，也通过它实现了个人财富的增加。
最近，政府又通过允许证券借贷把这个香饽饽给了证券市场，因此，开年后证券市场一路暴涨。
所有任何一种政策在交易环节，都会带来估值的变化，中国的富翁们也都是在证券化之后显现出来的，在当代，抓住了金融市场化这千年等一回的机会，便是抓住了成功。
（三）中国式投资风险
（1）投资的踩踏风险
那么大的外滩，因为美景会招致踩踏。市场这么大块馅饼，因为美味也会招致踩踏。证券市场上，好的往里挤，坏的也往里挤。当时作为新兴产业的太阳能大家都去弄，结果是什么呢？一天之内暴跌48%，1000亿的资产不见了，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市场踩踏有可能会损害所有参与者的效应，我们会面临无数的踩踏，有的也许今天符合规定，但明天就不一定了。
（2）投资的寻租风险
投资因为会获利，且往往是获利巨大，才会让许多人前赴后继的争取投资的机会，这样问题就来了，投资机会是有限的，想投资的人却很多，想要获得投资机会，要么靠能力，要么用关系，这在中国目前的社会大背景下很常见。因此少量的投资机会就招致了寻租的大量存在。
最后，王教授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他说，今天的讲座希望能够帮助同学们认清中国经济、市场发展的内核，在渐进修正的路上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机会、识别风险，实现自我、收获成功。
（编辑：谢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