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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论坛”简报之一

  2008年12月20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论坛(2008)”在万众楼举行。论坛专题一讨论“我国低生育水平现状与未来人口发展趋势”。本期简报报道北京大学老龄健康和家庭研究中心副主任、社会学系郭志刚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顾宝昌教授发言。

  郭志刚教授:中国低生育水平及人口发展趋势

  目前,中国人口快速增长的态势已基本被遏制。生育率已经十多年显著低于更替水平,人口增长速度大幅减缓。虽然目前人口规模还在扩大,并且会持续二十年,但从人口学角度看这属于人口结构的惯性增长。虽然生育率很低,但由于目前的年龄结构呈菱形,有很大一个人群处于生育旺盛期,所以新生婴儿数量仍然较大。对此人口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分歧在于中国的实际生育水平是多少,这也是本次报告的主题。

  2003年我们发表了一篇文章,计算出实际生育率大约是1.47个孩子。“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结论是2000年我国实际生育水平正在接近政策要求,即平均生育1.5个孩子,但没有给出确切数字。2007年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总报告》宣称综合许多专家研究结果得到如下观点:(1)群众生育观念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根据是调查城镇育龄妇女有50%认为生一个就可以了,40%认为生两个比较好。但这一根据并没有很大说服力,因为怎样才算作群众生育观念的根本转变,是否得要求全国人民都认为只生一个好?(2)估计当前生育率为1.8左右。(3)认为未来30年生育率应该最好保持在1.8,其根据是完成经济翻两番任务需要保持1.8的生育率。

  根据括统计局公布数据、6次人口普查数据、美国人口委员会、美国东西方中心人口普查数据(NBC/EWC五普)、国家计生委调查,我国生育率自1980年代开始下降,1990年代下降非常迅速。调查可能存在漏报生育人口的情况,但它们的结果比较一致,自1995年后均显示生育率在1.5以下。但是国家计生委给出的生育率估计认为自1994年后一直处于1.8的水平。另外根据教育部小学入学人数进行估计得到较高的估计结果,认为1994年生育率为1.8,之后保持稳定;居中估计结果是1994年之后生育率略有下降。

  可见国家计生委估计值以及根据小学入学人数的估计值,都跟实际调查结果差别很大。可以确定的是生育水平不会低于实际调查值,也不会高于估计值,但究竟是位于中间区域的哪一点,人口学界至今尚未有明确的解答。这一问题不仅属于学术研究范畴,更重要的是影响到对未来的预期,如果生育率高,人口数量将非常巨大;如果生育率低,老龄化问题便会突显。

  简单评述近年来的生育率研究。学者都知道统计数据有出生漏报,但只能猜测漏报的程度。方法一是依据1990年代各年人口变动调查出生数进行判断,问题是这些公布数字都经过了调整,而外界不知道是如何进行的调整。方法二是根据教育部各年小学入学儿童统计数进行判断,因为这是独立于人口统计数字以外的数据。但这一数据的准确性无法进行论证,而且还存在入学率问题和在外借读问题。比如,入学率越低,没有被登记的儿童数越多,漏报程度就越严重。方法三是依据调查35-39岁育龄妇女的平均曾生子女数进行判断,但这个方法是错误的。因为这一指标反映了这个队列多年生育率的累计,而非当前的时期总和生育率(TFR)。具体而言,一个39岁妇女不是在这一年中生育了所有的孩子,而是在之前十几年中生的。

  在这十几年中,大家把多次调查中发现的低生育率归结于漏报问题,于是便调高估计值,并且继续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期望在下次调查中生育率会较高,但结果是下一次依旧非常低。这形成人口统计的怪圈。其原因有三。一是惯性思维,即在高生育率时千方百计把生育率压下来,同时在政府的指导意见中对“真实”生育率期盼过高。二是过分强调出生漏报,并尽力弥补调查实际值和期盼生育率(1.8个孩子)之间缝隙。三是现行大环境中,漏报瞒报总是存在,且很难查清,于是只能采取估计。陷入这一怪圈会有什么后果?一是忽略其他因素,将真的低生育率视为虚假统计。二是认不清生育形势和未来人口趋势,贻误决策。

  当前低生育率的影响因素,除了现行生育政策和出生漏报以外,还包括以下几点。(1)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降低,根据2006年调查,全国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是1.73个。(2)生育年龄推迟,欧盟当前的时期生育率是1.5,终生生育率是1.8,两者0.3的差别就是由生育年龄推迟造成的。而中国在1995-1999年间,生育年龄推迟造成时期生育率相比终生生育率低了0.23。(3)性别偏好实现方式由“多生”变成“性别选择生育”,这造成了出生性别比失调和低生育率的并存。(4)新一代已婚妇女不孕不育风险明显提高。(5)其他社会因素,诸如教育、职业、城市化和生活方式的改变。(6)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降低了流动人口的生育率,因而降低了全国人口的生育率。根据2005年统计数据,将妇女划分为流动妇女和非流动妇女,发现流动人口生育率明显低于非流动人口:全国流动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为1.19,非流动人口为1.41,而全国2005年流动人口为1.47亿,且大多处于旺盛的生育期。

  最后讨论低生育率下的未来人口模拟。王丰等(2008)在方案1中假设未来三十年生育率维持在1.6,到2037年再回升到更替水平(2.1),那么在2037年时人口总量已开始下降,并且即便生育率回升到2.1后,总人口下降的趋势还将维持49年。在方案2中假设未来三十年生育率维持在生育政策要求的水平,1.47,在2037年回升到2.1,那人口总量下降将要延续54年。二者相比,方案1在本世纪内减少的人口数为2.2亿,方案2将减少人口3.1亿,相差近1亿;方案1下最大老年比例为25.1%,而方案2下为27.1%;方案1下的最大中位年龄(半数人口的年龄在此年龄之上,半数在此之下)为45.6岁,方案2下为47.6岁。由此可见,长期低生育会积累巨大的人口负增长惯性,因此不仅长期维持低生育水平不行,即便是长期维持1.8的生育水平也并不理想。

  顾宝昌教授:“七年之旅”——中国生育政策研究(2001-2008)

  在世纪之交时有一批学者不约而同地对中国生育政策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和关注,这并非偶然事件。首先,改革开放后,人们的行为越来越走向多样化,权益意识和自主意识越来越强。第二,人口形势发生显著变化,特别是自90年代初以来生育水平一直维持在更替水平(2.1)以下。第三,在计划生育工作方面,1995年国家计生委提出实行“两个转变”以后,取消准生证,把决定生育一孩时间的权利还给群众;取消“一上二扎”,把避孕方法选择的权力还给群众;取消生育间隔,把政策允许生育二孩的时间还给群众。在这种情况下,应将生育政策调整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是国家计生委和福特基金会合作的二期项目,当时计生委领导认为“不宜以计生委名义开展,但可以以个人名义开展”,于是由我和王丰牵头组建了课题组。

  课题组于2001年5月12-14日在上海朱家角召开了第一次课题会,参会人员包括京、沪、津、陕、宁的16位学者,讨论了课题的背景、主题、计划和分工。会议决定每位学者基于本人的研究特长和现有研究成果,与工作单位/部门脱钩,以个人身份参与课题。课题要回答如下三个问题:(1)调整目前生育政策的必要性;(2)调整目前生育政策的可行性;(3)调整目前生育政策的操作性。课题的要点是:政策期望达到生育率是多少,当前实际生育率是多少、群众的意愿生育率是多少?为了减少干扰,课题开展的共同原则是建设性、内部性、不争论和低姿态。会后2001年6月,课题组向国家计生委领导做了汇报,领导在批复中肯定了课题的战略意义和历史使命;强调政策的稳定是相对的,变动是必然的;赞同现在着手,否则会陷入被动;同意以个人身份参与,只做不说;要求保持客观、冷静理智。

  为了认清现行生育政策指向什么生育水平,我们搜集了全国420个地区的生育政策,以政策生育率为量化指标,计算各地的政策生育率,并依此推算出各省的政策生育率与全国的政策生育率。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生育政策并非一孩政策,处于一孩半政策地区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3%,如果完全遵循生育政策,有63%的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全国的政策生育率为1.47。与此同时,课题组成员完成了14篇报告,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生育政策调整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在完成后,每个报告聘请两位非课题人员进行匿名评审,评审人员来自各地、各部门、各专业,并向作者反馈评审意见。在此基础上,课题组于2003年夏天开始起草生育政策建议书,9月进行集体讨论,期间进行反复修改、力求简明扼要,2004年1月报送国家人口计生委党组。之后建议书经过进一步修改,于2004年4月再次提交给国家计生委。

  建议书提出应该由现行政策逐步过渡到二孩政策。具体方案是渐进式方案,即“分步实施、逐步放开、两步到位、平稳过渡”,建议中央尽快将此事提上议事日程,并着手研究论证,同时建议选择少数地区,先行试点进行探索。2004年6月经中国人口学会彭佩云会长提议,在保定召开了一次会议,彭佩云会长和张维庆主任亲自参会。这是课题组第一次系统地向人口学界报告课题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引起广泛关注,也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包括生育政策与生育水平的关系,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的关系、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关系。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和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合作,配合国家计生委召开了中国和东亚面临的人口挑战研讨会,其中一次在夏威夷召开,另一次在北京小汤山召开;同时我们和经济学家合作,在2006年召开了和经济学家的研讨会,完成《21世纪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的专著;中国社科院劳动与经济研究所的蔡昉所长特地把2006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的主题设定为“人口转变的社会经济后果”。

  2005-2007年我们对二孩地区的人口态势进行了系统调研,其中包括甘肃九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广东和湖北恩施。调研报告于2007年9月16号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上进行讨论,彭佩云会长亲自参会。调研的地区除广东以外,都从80年代中期就开始实行二孩政策,政策实行已历经20多年,覆盖了840万人口,这些长时间、大范围的试点有助于我们认识生育政策对人口态势的影响。二十多年的实践发现,这些地区的人口一直处于低增长,生育率从未达到过2;没有出现出生反弹,也没有出现多孩增多;二孩越来越少,三孩微乎其微;出身性别比正常,干群关系良好;计划生育工作不断转向满足群众需求的优质服务。实践表明我们可以同时实现“既控制过快增长,又为群众所拥护”的双重目标。这些试点地区的实践取得了可喜的效果,目前社会经济条件和计生工作已大大发展,应该说在20多年后的今天,二孩政策应该更具有推广性。

  同时,在湖北省宜昌市的五峰县和长阳县,两个老、少、边、穷地区,我们经过湖北省人大批准,分别于2003和2004年在全县范围开始实行政策调整。这几年推行二孩政策的结果是,两县的出生率没有上升、自然增长率很低、出生性别比保持正常,总和生育率远低于全省和全国。这说明即使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只要继续认真做好计划生育工作,实行宽松的生育政策也可以实现低生育水平。

  为了进一步回答政策调整对人口形势的可能影响,我们和江苏人口计生委合作,由中国社科院人口劳动经济所郑真真教授牵头,开展为期五年的江苏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江苏是少有的农村也实行一孩政策的省份。因此农村独生子女比例相当高,有的地方达到90%以上。同时政策规定夫妇双方中一方是独生子女可以生二孩,现在许多独生子女陆续进入婚育年龄,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夫妇到了可以生育二孩的时期。我们对苏南、苏中、苏北各选了两个县,对18638名18-40岁的本地户籍城乡妇女进行了调查,其中可以生育二孩的妇女达到4000多个。在这4000多名妇女中,已经生了两个孩子的不到10%,认为生两个孩子最理想的占45%,在这45%中只有21%表示会生第二个,剩余79%表示不会再生,所以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1.45。同时我们配合江苏计生委草拟了江苏生育政策城乡一体化的建议,以配合江苏的城市化趋势和户籍制度改革。

  另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是人口反弹和出生高峰。再过几年中国将达到育龄人群的高峰,但即使在2016年峰值的妇女数也低于2001年的水平,更低于1993年的水平。更重要的是,从长期看中国将面临育龄妇女的急剧缩减,在几十年时间内,育龄妇女的数量将减少一半。出生人数也有类似情况,尽管未来几年会有所上升,但远低于2000年的水平,更低于1987年的高峰水平。而且在长期中,出生人口也会急剧缩减。在此情况下,2008年5月我们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生育政策座谈会,32位学者出席了会议,21位学者作专题发言,大家汇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展开热烈讨论,互相交流以集思广益。大家认同在目前的情况下,人口学家应该走出人口学,开展多学科交流;走出学术圈,面向公众、面向媒体;走出个体性,形成研究团队。当时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上海论坛上,我们也邀请了来自澳大利亚、德国、韩国、日本、美国的学者,共同讨论亚洲低生育率的趋势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并在《第一财经日报》上作了系列报道。

  七年之旅之初我们希望研究一个生育政策调整问题,但现在我们意识到实际上在作一个形势判断。开始我们集中在数据分析上,现在我们感到更重要的是走向实践、从实践中总结趋势。开始我们呼吁上层来认识生育政策问题,现在我们还要面向大众,让整个社会了解中国人口的今天和明天。开始我们集中关注国家未来的发展,现在我们认为更应该关注家庭、个人的成长,真正落实以人为本。这七年之旅并非畅通无阻,我们意识到中国人口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只有认识越深刻才能应对就越彻底。

  (沈可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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