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20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论坛（2008）”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本期简报将介绍论坛专题三“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容。三位报告人发言，分别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教授，中科院资源科学研究所李秀彬研究员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和社会学院陈卫教授，另有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Irvine）分校社会学系系主任王丰教授评论。
卢锋：关于人口与粮食安全问题思考
在我国传统国情分析中，对人、地、粮三角关系曾有一种比较有影响描述：人口“爆炸性”增长，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粮食供给持续短缺。这样一组判断派生出一些规范性政策要求，比如最严厉手段控制人口增长，最严格措施管制土地利用，大量投入促进粮食增长。上述判断在特定历史阶段确有相当道理，然而随着社会环境变化，传统看法及相应政策是否合理，需要结合新的经验证据加以考察。这里简略考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粮食供求、市场、贸易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率等基本数据，反思我国粮食安全问题。
我国1980-2008年的粮食产量存在趋势性增长与周期性波动。上个世纪末出现第三次粮食相对过剩，随后几年粮食产量下降以及处于低位。2003年产量探底后进入增长时期，此后出现五年连续增长。实际情况显示，当代我国粮食增长确实受到供给约束，但同时也受到需求约束。
1980-2008年的数据显示人均粮食表观消费量（人均表观消费量定义为产量加上净进口量人均值）与人均收入相关度很小。不同种类粮食表观消费变动轨迹大有差异：大豆2008年的人均表观消费量是1980年的四倍(34.8/8.5)，大米还略有减少。简单地把五年平均人均粮食表观消费量的增长率除以五年平均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率，得到近似的表观粮食消费收入弹性，衡量在过去几十年食物产消结构变动可持续假设下粮食消费与收入增长关系。
该弹性的估计值显示，收入增长对粮食总体需求的长期影响已进入零值甚至负值区间。不过不同粮食品种的长期收入弹性差别很大：大豆有较高的正收入弹性，玉米弹性稳定在0.3-0.4%之间，而小麦和大米具有负的收入弹性。可见今后收入对推动粮食消费增长可能不再有正的贡献，粮食消费增长将主要由人口增加推动。这反映了中国的粮食安全从需求角度来讲已经大大缓解了。
虽然伴随着剧烈周期性波动，但中国粮食价格总体上有下降的趋势，也说明中国粮食供需相对紧缺度并没有上升。粮食短期的粮价对趋势偏离与粮食产量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说明中国粮食问题解决长期靠科技调节、中期靠市场价格机制调节、短期靠库存调节。国际粮价同样存在下降趋势并伴随周期波动，也说明从全球总体看粮食供给增长在趋势上超过需求增长。
依据以上观察分析提出一个可供讨论的判断：我国可能早已解决了以供给紧缺和匮乏为根本特征的传统粮食安全问题。凭借现代农业科技变革、市场化取向体制变革、单位劳动产出增长的生产率变革，超越“马尔萨斯陷阱”的历史宿命，是我国当代经济史最有意义的变革和成就之一，也是改革开放与现代科技给中国人民带来最大实惠之一。新形势下，我们需要务实调整粮食安全政策：鼓励农业科技拓展潜在供给能力；治理粮食和食物生产的负面生态影响；减少对粮食市场价格和贸易干预，降低粮价周期波动幅度；放松流通管制，降低粮食安全目标成本；对“小农户－大市场”格局下凸显的“食物安全”新议程挑战给予更高政策优先度。
考察粮食安全约束条件的历史性变迁，对反思调整人口和土地政策方针也有借鉴意义：我们应当依据过去几十年人口增长经验证据，借鉴学术界科学研究成果，对现行人口生育管制政策进行调整。土地政策应突破农地流转权城乡二元隔绝体制，大胆探索推动农民土地流转权改革，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李秀彬：从土地利用变化看中国土地人口承载力
我研究的主题是“土地人口承载力”。这个概念定义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情况下能够供养的人口数量。其中，“粮食安全”定义为在战时或贸易封锁时，能够使人均食品消费量达到温饱水平（1990年前后的食物消费水平）的情形。
1990年以来的资料表明，中国的粮食供需基本平衡。近年来的土地利用发生了变化：伴随着食物结构的变化，蔬菜、水果种植面积比例持续增大，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中粮食播种面积比例持续减小；农业劳动力机会成本上升，粮食生产的集约度持续下降，部分省区复种指数和粮食单产下降明显。这说明，中国的劳动力生产力还没有发挥出来。这部分隐含的劳动生产力可以认为是“储备粮”，估算这部分粮食生产力，可以为中国土地人口承载力估算提供一个依据。
我们通过估算由单产下降、复种指数下降及种植结构调整（作物结构调整以及耕地转化为果园和鱼塘）形成的粮食储备（空间计算单位为省），按各省耕地近年来曾经达到的最高粮食产量计算，得到储备粮14324万吨；另一方面，预测未来建设用地的扩张占用耕地面积会使粮食储备粮3837万吨，收支相抵后余储备粮10487万吨，2004年粮食总产量为46950万吨，于是中国耕地的现实粮食生产能力至少为57437万吨。根据1990年人均粮食消费362kg，中国耕地在2033年前后，可以保持5.7亿吨的生产能力，养活15.87亿人口。
上述估算可能偏小：在考虑农业内部结构调整时，我们仅考虑了三种导致粮食生产能力减少的因素：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减少、耕地转化成果园、耕地转化成鱼塘，然而我们还未考虑耕地转成草地、果园以外的其他园地或耕地转成林地等情况。这些隐性耕地都有储备粮存在的可能性；此外退耕还林等政策使得大量劣质田退出耕地，导致2004年单产水平、复种指数提高，用其与历史数据对照得出的现实生产潜力值会偏小。
上述估算也可能偏大：由于估计经济作物转成粮食作物时形成的储备粮时沿用了经济作物的复种指数，而经济作物的复种指数高于粮食作物，故由此得到的储备粮估计可能偏大；估算中假定，由耕地转入增加的果园和鱼塘面积均可以转回耕地，然而实际情况下有些园地或鱼塘并不一定可以完全转为原始耕地，导致计算面积可能偏大；再次部分果园采用间作粮食方式种植，这部分粮食已经被统计在现有粮食产量中，在储备粮中被重复计算。
陈卫：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理论回顾
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争论已经持续了200多年，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三大主题：人口与食物供给的关系、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本文介绍关于这三个主题的各派理论，以及这些理论和观点对中国的启示。
首先来看人口与食物供给的关系。马尔萨斯首先提出了人口与食物之间的矛盾，食物增加将会导致人口增加，而当人口增加超过食物增加时，会有各种因素抑制人口的增加，最终使人口和食物保持平衡。二战以后，美国学者皮尔逊和哈珀在《世界的饥饿》中强调人口与食物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批判上述观点的学者中，马克思首先提出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口过剩是由于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足。李嘉图认为人口增加是资本增加使工资上涨产生的。西尼尔认为人口增长不会快于经济增长，因为人们一旦获得较高的生活水平，为了使它不至于降低，就会倾向于推迟结婚和减少生育。约翰逊认为一个地区人口数量的多少对该地区人均粮食的影响微乎其微。限制粮食供给增长的因素不是土地资源过少，而是劳动生产率过低。总的来说，最近两个世纪里，人口增长没有导致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率降低。反之，人口增长对人类知识的增加起到很大作用。我们现在没有更多的资源但是拥有更多的知识，知识提高了我们对自然资源的生产能力，使食物消费不再受人口数量的制约。
再看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很多学者和研究机构先后提出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存在负效应。这些研究包括1956年纳尔逊提出的“欠发达国家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赫茨勒1956年出版的《世界人口的危机》、寇尔和胡佛在1958年的研究、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版的《增长的极限》、1973年在开罗举行的人口与发展问题国际讨论会、1980年美国环境质量委员会和美国国务院发表的报告、1984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但是，很多学者不同意上述的观点，他们强调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凯恩斯1937年发表的《人口增长缓慢的一些经济后果》，集中论述了人口增长从上升到下降或静止的转变将给经济发展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他提出如果人口增长缩减，对资本的需求会减少，这最终将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库兹涅茨在1966年继续总结了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好处。伊斯特林在库兹涅茨周期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提出了人口、劳动力和经济增长长波理论。19世纪70年代后期，博塞鲁普提出的“人口推力假说”以及西蒙发表的《人口增长的经济学》都批驳人口增长阻碍经济增长的论点。此外，还有许多学者强调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复杂性。坎南提出适度人口论；库兹涅茨提出人口变量和经济变量之间的直接的因果关系可能相当有限；美国的人口委员会在1986年出版一个报告，提出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需要在不同的环境下不同的阶段进行具体分析。
最后，看一下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增长的极限》强调了环境对人类发展的制约作用。而西蒙是人口与环境关系乐观派的代表，认为人类的发展能够解决人口与环境等方面的问题。
我们来考虑这些观点对中国的启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贫穷突出了中国人口规模的问题，但是人口规模绝不是贫穷和落后的根源。中国在50年代末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沦落到崩溃的边缘，但其根源在于制度而非人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每年仍以平均1500万的速度增长，然而今天的生活水平比30年前有了极大的提高，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主要并不是因为我国人口总量减少了，而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和创新的结果。
经济增长如何变化主要由经济规律决定。人口对经济增长有一定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是不是决定性的？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世界，恐怕还没有确定的答案。
王丰：评论
中国人口现状有三个基本事实：中国现有一亿四千万流动人口，一亿四千万老龄人口，一亿四千万独生子女家庭。这三个人口会朝不同方向变化：流动人口会不断减少，老龄人口会不断增加，独生子女家庭可能会增加也可能会减少，但是在现有政策下每年有将近五百万新的独生子女家庭加入这个行列。这三个人口有很密切的关系：流动人口的增加可能造成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加，而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子女可能更不愿意外出，这又会减少流动人口。
以上三个演讲都建立在基础事实之上，给我们的启示是：人口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复杂、动态的，人口规模和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相关程度不是很大。最后补充一点：改革开放三十年对人口的研究，前二十年主要集中研究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速度对经济影响，近十年，对人口和经济关系的研究已经转到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分析，这是人口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潘莉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