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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论坛”简报之五

  2008年12月20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论坛(2008)”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本期简报将介绍论坛专题四“人口安全、和谐社会与经济增长”的讨论内容。本场专题三位报告人分别是: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凤笑天教授,美国犹他大学社会学系蔡泳副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点评。

  胡鞍钢:中国如何构建老龄健康友好型社会

  我们研究的问题是建设老龄健康友好型社会的政策框架体系。建设老龄健康友好型社会,最大的社会背景就是人口的转型,即中国进入了老龄社会,并且成为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2006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已经达到7.9%,65岁以上人口数量从1982年4881万人增加至2006年的10384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3.2%。

  65岁以上老年人,平均每人两周门诊次数为0.281次,次均总费用(包括医疗费用和其他费用)127元,据此估计,每年因门诊形成的总费用为874.6亿元。平均每人住院次数0.084次,次均住院总费用(包括医疗费用和其他费用)为3904元,估计每年因住院导致的总费用为308.3亿元。由此计算,65岁以上老年人因疾病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全部疾病损失的19.17%,占整个GDP的1.1%。这只是老年人健康问题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如果考虑到由于老年人的健康问题使老年人或其子女的工作时间减少而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则总损失会更大。显然,在21世纪我们将面临新的发展难题之一,就是应对老年人口健康不安全挑战,与此相对应的是如何构建世界最大的老年健康友好型社会,这既是建立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意义,也是2050年基本完成现代化重要目标。

  老年健康友好型社会的发展目标是:建设“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有所养、老有所医”的社会,建设世界全民健康和全民健身社会,实现人人健康、时时健康、终身健康,建设健康家庭、健康社区、健康城市、健康国家,努力达到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代际和谐、家庭和谐、人人共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状态。老年健康友好型社会发展目标阶段的设想是:“十二五”期间,着力于提高老年基本健康水平,应对健康不安全问题;2020年,基本解决老年健康不安全问题;2030年,老年社会健康水平明显提高;2050年,在富足、公平、健康基础上,完全实现老年健康友好型社会。

  老年健康友好型社会的构建原则是:安全、公平、持续发展、投资效率。从这个原则出发,我们可以把老年健康产品分为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共有财产、俱乐部物品、专利产品、私人物品。不同类别的产品应具有不同的资金来源。

  最后,构建老年健康友好型社会政策体系应包括以下几点:一、投资老年公共健康,建立服务均等化的公共卫生体系;二、建立“广覆盖、高效率、适度水平”的老年疾病医疗救治救助体系;三、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大力发展适宜推广的老年健康技术体系;四、开拓老年医学科学研究与开发体系;五、建立市场调节的老年健康服务产业体系;六、建立注重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

  凤笑天:现行生育政策背景下独生子女教育问题

  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是造就了大概一亿两千万或者是一亿四千万的独生子女。关于独生子女的问题有很多,我这里只谈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

  下面回顾一下从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实施以来,社会关注独生子女教育问题的若干焦点。第一,独生子女是不是“问题儿童”?80年代初期,社会普遍关注这个问题。但这只是社会的一种普遍想象,没有得到学术研究的证实。第二,独生子女的个性特征是什么?历年研究表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个性心理特征无显著差异。第三,独生子女的交往能力和合群性如何?研究表明,从总体上说,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社会性交往能力上没有表现出显著性的差异。第四,独生子女是不是“小皇帝”?这个问题来自于80年代的一篇报告文学,并不是学术研究的结果。学术研究没有找到支持这种论调的结果。第五,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差别是什么?国内的研究可以说是众说纷纭。基本的趋势是,在80年代人们认为两者在很多方面有显著差别,但目前越来越多人认为没有差别。我认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值得重视,就是和非独生子女进行对比的独生子女的年龄正在增长。早期,家庭影响是最重要的,但随着独生子女年龄增长,进入学校,走向工作,他们逐渐被“社会化”,这使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缩小。

  什么因素可能造成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计划生育政策使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三口之家”成为了主要的家庭模式。从1988湖北五市镇调查中可以看到,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和以往的家庭结构非常不同,且当时的独生子女父母对只能生育一个孩子有至少一半人不满意。家庭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家长的心态发生改变。独生子女家长既没有做好终身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心理和精神的准备,也没有做好实际面对和养育这个唯一的孩子的实践的和经验的准备。生育政策和生育现实所带来的独生子女家长心态的变化,突出表现在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即紧张心理、“唯一”心理和“全部希望”心理。父母对子女的关注、与子女的互动,在青少年成长的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问题是,过度的关注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扼杀青少年成长中的许多自然的、自发的因素,造成其发展中的另一种缺陷。父母或家长与子女之间的过多互动,同样限制和占用了子女与同龄伙伴之间互动的条件和机会。这对于青少年的正常发展和健康成长来说,同样是不利的。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特殊的教育环境和家长心态的改变,同样具有正面的影响。它在一定程度上对广大家长重视子女教育、以及提高自身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目前许多被认为是“属于独生子女的”特征、现象和问题,实际上是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与中国社会巨大变革一起成长的新一代城市青少年儿童的整体特征、普遍现象和共同问题。这一代儿童的教育与发展状况,不会只受到现行生育政策这一个因素的影响,这一代儿童现有的发展状况也不是计划生育政策单一作用的结果,还有更大的社会背景所产生的影响。根据心理学和教育学家的看法,对于儿童的健康成长来说,有无兄弟姐妹并不是决定性的条件。独生子女成长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并不完全是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必然产物。

  从教育学角度看,或许提高家长和教师的素质、提高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质量才是问题的核心。但生育二孩有利于家长对待孩子的心态改变。孩子的“唯一性”不复存在;家长紧张心理、过高期望心理将会得到缓和;对子女、特别是年幼子女的教育方式也将会变得相对自然平和,少走极端。第二个子女的出现,就会打破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中心、重心和核心地位,可以从客观上帮助父母正确地摆正子女在家庭中的位置,正确地对待子女和子女教育,特别是在培养和教育孩子正确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学会关心、学会谦让、学会合作等方面,将会比现在具有更多有利的条件。兄弟姐妹的出现,将会在独生子女的童年生活中起到父母和其他人所无法起到的特殊作用。它对弥补独生子女儿童幼年生活中的许多性格和心理缺陷有很好的帮助。

  我们应该如何研究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最重要的是,研究独生子女必须要有同龄非独生子女作为参照系,否则我们将无法区分某个人群的问题是独生子女的问题还是普遍一代人的问题。其次,要区分不同阶段的教育问题——学龄前、学龄期、青春期、成年初期。最后,要注意到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差异会随着成长而逐渐变化甚至消失。

  蔡泳:社会经济发展对中国生育率的影响

  上午卢锋教授提出,应该从历史的、国家比较的角度看待中国生育率下降的过程,我的演讲准备把中国生育率的下降放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当中来讲,主要探讨社会经济发展和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我的研究发现,中国生育率下降是一个全球化趋势的一部分;社会经济发展和生育率之间存在逆向关系;发展是导致中国低生育率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从1960年到2005年,全球的人口生育率在不断下降。到2005年,50%的世界人口处于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地区。生育率的降低可能有以下的原因:死亡率下降使生育动机下降、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结构变化、家庭结构和妇女地位的变化、公共政策包括计划生育和社会福利的作用。

  用一个简单线性回归模型来考察生育率和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使用1975年截面数据拟合的结果与2005年基本相同:人均GDP上升1%会使生育率下降0.0125%左右。可以看到,1975年中国的生育率低于由人均GDP预测的置信区间的下界,这说明中国在1975年的生育率明显低于“经济发展预期”,这可能是源于中国的生育传统或70年代的“晚、稀、少”政策。在2005年,中国的生育率还是低于“经济发展预期”,但差距已缩小很多。这个结果说明,计划生育并没有使我们的生育率显著低于处于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反,可能是经济发展导致了中国的生育率降低。根据1950-2005年间中国生育率的趋势图,也可以发现,生育率下降最快的是70年代后那一段,而不是实施更严格的计划生育之后。

  下面我通过一个中国省市级的线性回归模型来探讨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我国的生育政策在不同地区是有着差异的:城市地区及江苏、四川的农村地区实施一孩政策;大多数农村地区实施一孩半政策;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二孩(及以上)政策。这个回归的数据来源是:从国家统计局和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获得生育率数据,从夏乐平、顾宝昌等学者的研究中获得计划生育政策的数据,从统计局获得经济数据。对1990年和2000年全国30个省市的截面数据作回归,在不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人均GDP对生育率有显著的负作用,而较紧的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率有显著的负的作用。但是,在控制了汉族比例、城市户口比例、文盲率、城市人口比例、人均计生预算之后,生育政策的作用不再显著。这说明,发展对生育率下降的贡献远远大于生育政策。

  最后在县市级层面观察经济发展和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我们选取了江苏和浙江两个省的151个县市进行回归。由于江苏省农村地区实行严格的一孩政策,而浙江农村地区实行一孩半政策,故我们可以认为江苏省具有较严格的生育政策。回归结果证实,江苏省的生育率较低,这说明政策对生育有一定限制作用。但是,人均GDP的贡献还是很大,这说明我们不能忽视社会发展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

  我们的结论是:不可忽视社会经济发展在中国生育率下降中的作用。由于中国经济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继续高速增长,生育率会继续下降。即使放松生育政策,人口反弹的压力也不会很大。由于中国长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国人可能形成这样的观念:一、“中国人落后是因为人太多了”;二、“想多生孩子是一种落后的观念”。另外,儒家文化对子女具有高期望,而近年来教育费用急剧增加,使培养子女的成本上升。这些中国独有的社会因素都可能使中国的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因此,在未来扭转人口生育率下降趋势的可能不容乐观。

  周其仁:评论

  刚才三位的发言都非常有意思。这些发言提醒我们重视,人口政策有长远的影响,会造成老有老的问题,小有小的问题。从我们过去的经验来看,人口政策的形成和调整与经济发展或者与人口变动之间有一个不小的滞后。这里头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在今后讨论人口政策问题加以考虑。

  50年代战争结束进入和平时期,人口开始增加。马寅初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他的意见没有得到采纳。大饥荒后人口大量减少,人口控制更提不上日程。但是1971年我国开始提出“晚、稀、少”的人口控制政策,这其中一定有重大的社会经济压力。我们研究人口变化常常是从宏观的国际比较入手,对微观个体的行为假设较简单,即假设人一定会多生孩子。其实个人的生育决策与历史条件约束密切相关的。我认为人口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公社化。当生孩子的成本可以由别人分摊时,人会多生孩子。这可能是影响生育决策的重要历史因素。

  进入80年代,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2点几,这时候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重要的变化是集体的土地被分给个人,其后果是生育孩子由父母独立负责。从微观来看,农民家庭开始有减少生育的动机。如果注意到这个趋势,生育政策应该放松。然而,生育政策反而更加严格化。

  90年代中国发生了一个更大的社会变迁,就是人口流动。人口流动对生育的成本影响非常高。在一个陌生环境下,生活成本、空间成本非常贵,这使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形成人口老龄化的压力。

  笼统来讲,我们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以吸收?研究人口问题,我们要讨论人们自身身行为的约束,这是目前人口研究还比较薄弱或欠缺的。Gary Becker提出生育率下降是由于母亲生孩子的机会成本上升,是运用这一方法论的表率。但是,对不同地区不同历史环境下人口问题的研究,还可以更仔细地考虑生育行为的约束。今天我们在考虑制定未来人口政策时,有两点可以从过去获得教育:一是人口政策有长远影响,需要慎重考虑。二是人口政策与实际需要可能已有很大时差。我们应该有非常科学的态度,尊重事实,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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