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当前，人们都在关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人们发现用过去的经济金融理论来分析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会产生很多困惑，请您谈谈在理论研究中应当对哪些问题做重新的思考?
吴晓求：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全面深刻的影响，既对全球金融市场、金融体系、金融秩序带来新的思考，同时也对我们的理论研究产生某种影响。每一次大的危机，除了兼顾和完善我们现有的规则、制度和法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面就是进一步地调整、完善我们的理论体系。1929～1933年的那次大危机诞生了凯恩斯的宏观干预理论，那么这次大的金融危机会产生什么理论呢?如果说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确切根源找不到的话，我们就难以找到完善制度的正确方向，未来势必会出现更大的危机，正如我最近在上海金融学院国际金融研究院举办的2008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论坛上所概括的那样，起码我们需要对十个大的理论问题进行重新思考：
一是全球金融体系会产生深刻的变革。上海一定会成为新世纪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人民币会成为和美元同等重要的储备性货币。人民币的其他资产，人民币的金融产品，一定会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必须储备的资产。这个新的金融中心可能是金融危机带来的一大结果。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前，伦敦是国际金融中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纽约逐渐崛起为国际金融中心。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体系内亦有很大可能产生一个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因此说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前途光明。
二是我们要认真反思全球货币体系。以美元为主体的单极货币体系是这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全球各地没有任何约束的时候，它一定会泛滥成灾，一定会把风险带给全球，带给所有的人，所以新的全球国际货币体系一定要形成有约束力的、稳定价格的货币体系。我的理念是要构造一个人民币、美元和欧元三足鼎立的有约束力的、相互制约的货币体系。这就要求必须加大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不解决这一问题，说把上海建成全球的金融中心是不现实的，金融危机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三是我们要深刻思考金融创新和风险监管的关系。我们不能因为危机的发生就阻止继续创新，过去的金融创新主要是金融产品的创新，但必须加强监管，加强对这种创新的风险节制。
四是要更加重视金融机构的市场化和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关系。不可否认，美国五大投资银行推进了20世纪整个金融体系市场化的进程，但是公司治理上，五大投资银行原来都是合伙制的，到了90年代纷纷上市，合伙制的基本功能没有改变，却转变成了有限公司，导致在这样的金融机构里经营与风险出现了严重的不匹配，这种不匹配会诱使这些大投资银行的从业者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冒进式创新。
五是对货币流动性的观测要改进。货币早已超出了金属币或者纸币的范围，它是可交易的信用以及可流通的信用。那么反之，金融市场上可流通的信用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货币。也就是说，货币的链条在拉长，可是我们对货币的监测还是原始不动，这就可能造成货币观察的大量盲区，对其所可能带来的风险认识不到，从而容易酿成风险。
六是货币政策的功能要改善。对中国来说，货币政策的视野要拓宽，功能要调整，货币政策除了要关注通货膨胀，还必须高度关注我们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的持续稳定增长。
七是金融的创造力和金融创新的关系。金融创新的本质上讲是如何满足日益变化的消费者对金融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因为人们对金融需求的结构是不同的，那么就需要一个非常好的金融产品，需要综合化的服务，这就很有可能需要冒某种风险，那些大的投资银行曾经有着很强的创新能力，归并到商业银行会不会失去这种能力，还尚需观察。
八是金融功能和金融机构的多样性仍然存在。中国未来的金融发展模式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没有万能的制度，应当看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要作出取舍。
九是金融创新除了产品以外，资产的证券化仍然是个基本趋势。市场机制一旦建立，应当允许其自我发展与完善，优胜劣汰自有其规律。如果没有资产证券化，那可能就是市场危机或者银行危机。我们应当更需要一个可能经常发烧但身体还是比较健壮的金融体系，而不是一个外表华丽但没有抵御风险能力的金融体系。
十是现在我们应当更加清楚、更加有力地推进中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我们的商业银行今天所取得的成果都来自于改革，金融危机绝不应当对这个方向有丝毫改变，但危机可促使我们更加审慎地进行风险管理，更好更快地推进中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进程。
记者：这场金融危机影响之广，程度之深，远非是金融创新过快而监管不足所能解释的，请问您对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如何认识?
吴晓求：的确，全球范围内能出这么大问题，不能仅简单地归为金融创新和监管不足，肯定是哪个制度环节出了问题，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在思考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肯定地说，认为是金融创新带来了金融危机的观点，是非常片面的，这样的判断一旦流行的话，对金融业的改革是极为不利的。
从表面上看来，美国次贷危机产生于创新层次过多和监管不力。围绕金融创新过程，形成了一个由各类机构和个人组成的利益关系复杂、环节过长的链条，但风险监管却未能很好地与之进行匹配。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多元性对于复杂的结构性产品，要做充分的风险揭示，而美国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同时，在公司层面，也未能很好地解决激励与约束问题。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在上市之前都是合伙制企业，只做中介业务，是金融服务提供商，帮助买卖证券、收佣金、IPO、发行债券等，后来发现赚钱太慢，从中介服务商变成直接投资者，杠杆率高达30～40倍，慢慢变成金融投资家了。它们上市后，合伙制时候的薪酬制度保留了下来，但公司治理却没有跟上，导致管理层的冒进式创新。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应当认识到，金融创新造成的问题并不是主要原因，金融监管不足也只是引发危机的重要外因。如果逐本溯源的话，根本的原因还是经济发展模式与基本金融体系出了问题。
第一，美国的消费理念与这场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脱不了千系。美国是一个消费主导型的国家，储蓄率非常低。正是这种巨大的消费需求拉动美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美国依靠美元的特殊地位，向外过度举债发展，向内过度贷款消费，这种寅吃卯粮的消费发展模式最终给国家和居民以及全世界酿成苦果。在美国，实际上有一些人在大把大把地花根本不可能挣到手的“明天的钱”，经济形势稍有恶化，风险就转移到金融机构，致使金融机构发生大面积坏账甚至倒闭，引发金融动荡。
第二，未能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匹配良好时，虚拟经济将为实体经济发展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社会资本配置效率和企业经营效率，转移市场风险，从而有效保障实体经济的发展。现代金融体系通过各种产品的设计在分散风险的同时，也创造了财富的增长模式。人们一般都认为金融体系没有财富创造功能，只有资源配置功能、媒介功能，这是不对的。事实上，金融具有财富创造的功能。因此，认为虚拟经济可有可无，认为只要把工业和农业建设搞好就行了的观念是非常落后的，甚至认为虚拟经济更多地带来的是灾难，这种看法是非常错误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以金融为中心的虚拟经济的作用。如果把实体经济比作地基的话，拔地而起的大楼就是虚拟经济，当然我们希望楼房建得高些，但超过一定限度会导致坍塌。也就是说，虚拟经济如果与实体经济超过一定的比例，必然导致危机产生。美国转移出制造业，而放任金融业自由发展，从而导致了这场危机的发生。
第三，以美元为主导的单极国际货币体系存在重大问题。说到源头，金融体系的设计来自于货币体系的设计。以美元为中心的单极货币体系究竟对此次金融危机的出现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究竟是处在一个什么层次上，需要认真研究。从逻辑上看，总是和这有关系的。单极货币体系存在的首要问题是没有约束，是无限制的，由此带来全球金融体系结构性的不稳定。以美国为例，美国GDP在全球所占份额不足25%，但美元却占到全球外汇储备的64%、外贸结算的48%和外汇交易的83%，凭借美元特殊地位，美国可以将国内危机转嫁给世界，加剧世界范围的市场动荡和两极分化。
记者：金融危机考验着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也迫使我们思考这样的一系列问题：我们金融制度改革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路径和方向，也就是说中国的金融体系。中国的金融模式将向何处去?
吴晓求：的确，金融危机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我们的金融改革要不要继续保持原有的方向?金融创新还用不用大力提倡?我们还是应该走向综合化经营吗?实际上，我们不能简单地因为美国等市场经济国家遭遇到问题就质疑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我们进行市场化改革重要的是为了打破僵化的体制束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对中国来说，我们是创新严重不足，这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为追求高利润高效率而过度创新是不能简单比较的。当然，我们应当汲取这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教训，从而少走弯路。
我认为，关于我国金融业改革，必须明辨以下问题：
第一，关于金融市场化改革方向。当前，世界金融模式主要分为两种：传统商业银行金融模式，以银行为主体，中国、日本、欧洲大陆等国家目前采取这种模式；以市场为核心，市场占据主导的金融模式，英美国家多采取这种。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后一模式提出了挑战。中国需要怎样的金融模式，它既能推动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又能提高整个金融体系的效率?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到原来那个比较传统的模式中，要钱都向商业银行贷款，有钱都存在商业银行?回答是否定的，我们不能回到那个时代，如果这场金融危机让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是很糟糕的。因为这种金融模式没有效率，而且也无助于竞争，还会不断地累积风险。
而以市场为主导的竞争体系可以分散风险，因为它通过市场波动释放了风险，风险一旦释放完了以后，就会慢慢地恢复健康。传统模式下，风险看不出来，被掩盖在华丽的外衣下了，但里面可能已全部烂掉。市场导向模式没有华丽的外衣，一切都是高度透明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宁可要会发烧有抵御能力的健康的金融体系，而不能回到改革开放前的老路上去。
“理在太极一圈内，道存中庸两字间”。我们对金融模式的选择，走任何一极都会有问题，我们应将两种模式的优点结合起来，走第三条道路，吸收美国金融发展的必要元素，同时对金融衍生品保持理性。金融市场要大力发展，但同时要注意其他功能的发育。因此，我们不能退回去，我们仍然要坚持市场化方向，只不过我们开放的步伐、开放的顺序、金融创新的原则和方向上要把握准确，同时，风险的监管制度要跟上。
第二，关于金融创新。金融创新是带来了一些风险，但也解决了一些问题，分散了风险，满足了更多层次的需求。中国的金融创新严重不足，需要大力加强，不能因为创新带来风险而因噎废食。当然，在创新过程中要注意风险的揭示，不能蒙蔽投资者。金融创新包含了透明度，如果我们说金融创新与金融危机之间有一定关系的话，主要是金融创新过程中没有把风险充分揭示出来，并使得风险不断延伸。因此，金融创新中加强风险监管很重要，监管的核心是透明度和征信体系建设，中国应在这方面多下功夫。
第三，如何认识金融杠杆的作用。对于金融杠杆不能一棍子打死，没有杠杆就不成其为金融了，鼓励金融创新就不能全盘否定金融杠杆的作用。金融的杠杆率如何确定，是个技术性的问题。我们不能认为商业银行的杠杆率是标准的，投资银行的太高。而做风险资产有关的业务，要注意资本金与业务风险相匹配。我们商业银行有巴塞尔资本协议来加以约束，而非商业银行金融机构的资本金与风险规模比重问题则很不明确，可以在这方面做些规定，制定监管的标准。
第四，资产证券化还能不能搞。我们不能因美国出了这方面的问题就否定了它的价值。资产证券化可以帮助分散风险，未来进行资产证券化的趋势是非常明确的。
第五，综合经营还是分业经营。此次危机中，美国前五大投资银行中有三个倒掉了，有两个成为了商业银行的附属机构。对我国来讲是不是也要加以仿效呢?对我们来说，金融市场的发展规模小，产品单一。法人化的投资银行与集团下的投资银行功能不同，法人化投资银行有强烈的创新冲动，很活跃，有效率，但风险管理能力弱。在美国，投资银行不是美联储成员，出现问题时也不能得到美联储的救助，只有在商业银行收购投资银行后，美联储才能通过救助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去救助投资银行。同样，在我国，证券公司出了问题，中央银行理论上是不能给予再贷款援助的，因为证券公司没有向中央银行缴纳准备金。在集团化的模式下，投资银行面临的风险相对较小，但创新能力也受到限制。我个人认为，为了促进证券公司的活力，现阶段还是应当鼓励分业经营。但综合经营能很好地解决客户多层次需要等问题，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记者：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活动与世界经济息息相关。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也使得中国经济面临着严峻考验，但之中是否也包含着某些“机遇”，您对此如何看待?
吴晓求：中国经过30年改革开放，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整个经济实力对全球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中国的金融业通过这些年的改革开放，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全球金融体系中也开始发挥重要影响力。
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避免了三次大的灾难。第一次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那时候中国改革开放近20年，但中国的金融体系还没有完全开放，所以对人民币的压力是间接的，虽然对当时的出口的影响比较大，但总体上看，那场金融危机没有损害中国金融的基础，也没有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产生重大的损害。第二次是1999年底至2000年初的高科技泡沫。这使我们认识到不能重蹈日本上世纪80年代的泡沫经济的覆辙，当然日本的泡沫经济和它的金融机构的设计有相当大的关系，也与日本人当时急于求成有着相当大的关系。现在，在我们刚刚大踏步开放的时候，又一次更大的金融危机降临了。我认为，如果再晚来几年的话，那我们将会蒙受比现在大得多的损失。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开放的进程越慢越好，而是说我们坚持的循序渐进的对外开放策略是正确的。
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碰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很多很多的曲折，我想这是一个大国发展过程中所必然会遇到的，我们应从这些困难、问题、教训中去总结经验，避免走别人所走过的弯路。
我认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给我们提供了以下机会：
第一，人民币正迎来历史性机会，中国应该加速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应该改变目前的单极货币体系，创建多极货币体系，走向以美元、人民币和欧元三足鼎立的时代。未来怎么操作是技术上的问题，可以研究，至少应有一个比例限制，有了限制对防止通货膨胀也好，对防范金融危机也好，至少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以前条件不成熟，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来到了。
第二，全球的金融秩序和金融体系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美元的地位会慢慢有所削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进行变革，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我们应借助这次机会调整国内的经济结构，在目前的危机状态下，中国应该处理好内需和外需之间的关系。中国现在的出口额非常大，对外依存度达到45%以上，现在危机的发生逼着我们慢慢调整需求结构，经济增长慢慢地转到国内需求上来。
第四，促进金融市场更加健康地发展起来。美国以前一直都是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维持着霸主地位，现在虽然这一地位没有丧失，但影响力肯定有所下降，中国可以把握住这一机会，加快发展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
记者：各国不断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金融危机。11月15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华盛顿召开了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并发表了宣言，您认为此次会议主要成效有哪些，下一步国际金融合作的重点是什么?
吴晓求：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在纷纷出台自救措施的同时，也意识到应该加强沟通与合作，共同抵御这场灾难。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自然受到关注，而胡锦涛主席的重要讲话更是备受瞩目。会议也就一些重大问题达成了共识，并发表了宣言。宣言指出，市场原则、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体系、得到有效监管的金融市场是确保经济发展、就业和减贫的基本因素。领导人决心加强合作，共同努力恢复全球增长，实现世界金融体系的必要改革。可以说，宣言是各国联手应对金融危机的行动方案。当然，这么大的金融危机，不可能通过一次会议解决，但峰会发出了一个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危机，增强战胜危机信心的强烈信号，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这次会议主要关注的是市场层面的问题，对制度和体制方面的探讨相对要少些。我认为，下一步，各国应在本次会议提出的三条基本因素的基础上，加强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探讨，进行更为合理的调整。
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我认为主要应把握以下几个方向：
第一，打破单一美元的货币体系。全球应制定一个共同遵守的准则，包括透明度标准、信用评估标准以及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控等。世界各国都必须遵守，美国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必须纳入到全球监管体系之中，遵守全球的监管标准。未来美元仍将是很重要的货币，但不能是单极货币，应该加入一些可以制衡的货币，向多极化的货币体系演进。中国应该积极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步伐，最终形成美元、欧元、人民币为基轴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相互制衡的全球金融稳定的三极。
第二，改革IMF等国际金融机构。对于世界银行来说，其主要定位是发展功能，而不是救助功能，因而对其在危机救助中能起到的作用也不能抱太大期望。IMF作出了一定的努力，如向冰岛、乌克兰、匈牙利等国家提供大量信贷支持，这些措施是值得欢迎的。但总体上讲，IMF可以动用的资金有限，只能对一些小的经济体给予救助，而对于美国等大国及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是无能为力的。再有，IMF的救助通常是要附加一些条件的，这更加制约了其作用的充分发挥。在新的货币体系没有建立之前，应对IMF现行体制进行改革，最重要的一点是应当扩大新兴经济体的发言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