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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梦笔:道德情感-中国情境下社会资本的文化嵌入

  2009年5月19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健康中国组特别研讨会在万众楼召开。法兰克福金融与管理学院的何梦笔(Herrmann-Pillath)教授在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道德情感:中国情境下社会资本的文化嵌入”的演讲。演讲主要内容如下:

  我的讲座有两个目的,一是从理论的角度对社会资本这个概念进行阐述,二是从中国的视野和角度去审视社会资本这个概念的具体体现。我不是要告诉你们中国的新事物,而是向你们介绍“中国研究”的情况。就我以往的经验,很多中国人并不熟悉其他国家进行的“中国研究”的情况,希望我的介绍能够帮助你们消除可能存在的一些误解。另外,我的讲座可能会让你们对经济学理论有些新的认识,特别是对现有理论的反思,对理论中涉及人性原则的反思。讲座将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我将简要地介绍经济行为的文化基础的相关研究,接下来我将宽泛地阐述社会资本的概念,第三部分我将把一般意义的社会资本概念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实例中去,最后一部分是总结。

  首先是对文化在经济科学中角色的简要评论。在1930年前,经济学领域的文化理论已经有充分的发展。这特别体现于德国的经济学理论,如马克斯韦伯的研究。他创建了社会学的科学基础,但他是一位经济学家,对文化与经济行为的关系有很多贡献。直至“二战”结束,文化分析在德国经济学理论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而在美国,经济学有很深的制度分析传统,如旧制度学派,边际主义等等。有趣的是,近年来经济学在重新发现文化这个概念,却似乎已经遗忘了这些传统理论。在这股重新发现的潮流中,中国始终是一个独特的例子,中国文化的形态和影响被认为异于世界的其他部分,如Landies的研究所表现的那样。我们关心文化这个概念在经济学理论中地位的变化。经济学中对文化的讨论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然而,经济学从一开始便出现了偏差:当追溯亚当斯密的原创性思想时,经济学家总把目光集中在《国富论》上;但事实上,亚当斯密是一个道德哲学家,道德情感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道德情操论》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道德情操和制度的共生演化过程是构建自由社会和自由经济体不可或缺的。我们分析人性的原因正是由于人的多维度,体现为激情和道德情操复杂的互动,而道德和制度的互动演生过程是经济秩序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学已经遗忘了亚当斯密一半的思想,忽略了他所讲的道德情操以及其背后的文化因素,自然也就遗漏了对社会资本的讨论。

  今天讲座的背景源自我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研究,如对中国的正式制度及非正式制度关系的讨论,尤其是社会情感视野下的非正式制度分析,我们不能仅从静态的角度来研究,而应该使用演化的方法。近年来我重新回到这个领域,因为经济学在这个领域发展了一系列研究,尤其是神经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方法的引入,带来了很多有意思的话题,如情绪如何影响人的经济行为,它与利润最大化的理性决策有何关系,等等。与此同时,对中国的这方面研究也有了很多发展,把理论发展和中国研究发展相联系,是本讲座讨论的目的之一。

  今天讲座中的基础性概念是社会资本。在最近的20年间,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在经济学中获得了令人惊讶的重视,尤其是增长理论在分析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作用的同时,也关注社会资本的作用,这些资本积累的不同被认为决定了各国经济增长表现的差异。世界银行对社会资本的分析尤其重视。社会资本在经济分析中的确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但是,在这个概念的使用中存在着很多问题。在它刚诞生时,包括Solow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东西在被积累着、储存着?社会资本似乎是一种隐喻,一些诸如信任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被类似物质资本一样加总为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同时,理论中存在着不同的社会资本概念,如Coleman提出的“粘合”概念将社会资本理解为一个社群中的某种公共品,以及Burt提出的“连接”概念将其理解为个人所拥有的某种能力,这些概念理解的争论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另一个麻烦在于社会资本累积与经济增长间的悖论。有些观察发现了增长越快,拥有社会资本越少的情形,其原因可能是社会变迁使人口流动增加、人际关系趋于紧张、生活节奏加快等。Putnam认为社会资本促进增长,而增长却减少了社会资本,是以称为悖论。

  更进一步的,对社会资本这个概念还有更为本质性的批判。Durlauf首先质疑的是社会资本的度量问题,现有的做法是直接度量一些数量的指标,如通过个人问卷得到的信任度指标等等,这种直接度量把社会资本的度量等同于类似金融资本的度量,其背后的理论并不显然。Durlarf指出,事实上根本就没有理论对此进行论述。我们做了很多计量经济学的练习,希望得到社会资本增长同一国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但这是一种缺乏理论支持的度量方式,因此我们的实证结果只能看到两者的相关关系,却无法得到两者的因果联系。我们拥有了很多的观察,其中一些很令人信服,但它们不是理论。一个突出的度量难题是很多社会资本存在着负的外部性,如一些组织拥有很强的社会资本却对社会造成危害,如何度量这些外部性的影响成为相当棘手的问题。因此,Durlauf认为,这种宏观计量方法的尝试从方法论上讲就是不正确的。他认为,比起宏观加总,行为科学尤其是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对这个问题可能更加适宜,我也同意这种看法。

  进一步的,我认为把三种不同方法路径进行整合,尤其是整合主体分析和客体分析的研究方法,是对社会资本较好的研究途径。所谓主体分析是从被观察者个体内在的感受出发,例如研究中国的社会资本便应该从中国人的内在感受着手;相对应的,客体分析是指从观察者的角度出发,对某种外在的社会资本进行论述。这两种视野并非截然分开,而是在某些领域叠加重合。我的研究所涉及的三种路径,首先是人文研究的路径,这是主体分析的研究;第二是社会心理学的路径,这是主体分析和客体分析的结合,因为社会心理既可以内嵌于文化也可以有某种普适意义;最后是认知科学的路径,这是自然科学方法在这个问题上的运用,独立于主体内在感官,是客体分析的方法。我们看到这些路径有不同的原则,而我主张将它们结合起来。我将试图证明,社会资本是一个中层的理论概念。首先它是一个理论概念,但它不是完全普适的,其经验运用需要依赖特定的时空组成的情境,依赖于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我们可以把它用作有力的理论工具,但不可以宣称其具有普适性和不依赖情境的可推广性。这意味着不存在一种普适的度量标准来度量跨文化的各种社会资本。

  下面,我将把社会资本分析的三种路径运用到一个中国的具体例子上来,以更好地展现这个研究框架的作用。我所举的例子是中国的“关系”。很多人不喜欢这个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概念在管理学中被滥用了。但在这里它有更严肃的含义和更重要的作用。举个例子,德国的经理们到中国来都会得到关于“关系”的种种教育,认为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但我的分析不仅于此。一部大概十五年前出版的美国人看中国的书,把“关系”理解为一种“关系学”(Guanxilogy),是中国社会的“秘密”之一。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对社会网络的研究在中国研究当中处于中心位置,对这一点争议很少,并且在最近,这一点得到了管理科学的高度关注,很多社会心理学著作认为中国的社会网络存在某些独特之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有特有名词“关系”,这是一个独特现象,社会网络在任何文化中皆存在,当我们讲“Network”和讲“Guanxi”,这之间仅仅是一种中性的翻译,还是体现了“关系”的某种独特之处?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同样,“关系”还有很多有经济学相关的有意思问题,例如“关系”是否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影响到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关系”是否是中国正式的制度变迁和非正式制度变迁之间重要的纽带?“关系”是否是中国法律系统和声誉系统执行力缺失下的一种替代品?另一个问题是腐败,腐败是所有社会的通病,但中国社会的腐败可能会有特殊的形式,特殊的社会网络可能能够解释为何中国政府和很多中国人都认为中国存在大量的腐败现象。最后是“关系”在中国式管理和中国的企业文化中的作用。这些问题都具有意义,因此我们应该严肃的对待关系这个概念。

  目前关于“关系”的学术文献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含混不清,特别是中国研究中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它是一种带有传统特征的现象,某些与当前中国的转型阶段相关的特征,比如法律制度的不确定性,因此会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渐萎缩消失。也就是说,一旦中国完成现代化,拥有了健全的正式制度,“关系”将不复存在。另一种观点认为“关系”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当中仍然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而我认为,我们在对“关系”的研究上需要使用我前面提到的三维度框架。下面我简要的介绍下用这个框架研究“关系”的步骤。

  首先我们应该从被观察者内在观点出发,研究中国人如何认识和自我描述这个概念,做一些诸如翻译之类的工作,而后利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研究情绪的作用,研究社会网络背后的情感支撑,再涉及到主体和客体混合的视角,使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社会网络,尤其是农村社会网络,再而后我们使用心理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人格,特别是在管理学的情境当中,最后我们进入纯粹客体的视角,运用认知科学的方法研究个人认知和外在环境的关系。这样就能构成一幅相对全面的图景。

  下面我们先看一下如何在本土化的语境中讨论“关系”,即中国人对关系的自我描述。这是中国人创造的词汇,但有趣的是,当你审视讨论相关问题的绝大多数“中国研究”文献,你会发现它们直接使用“guanxi”这个表述。曾经有争论说这个词汇是否应该被翻译,但多数人认为翻译会造成其意义的严重丧失。同样有大量的文献涉及“关系学”,即人际关系的教育,关系反映了社会联结的艺术。我想做出一点提示的是,在对待“关系”的态度上,个人是一个主动的,活跃的个体,这一点提示我们,西方笼统意义上认为中国人是集体主义并不完全恰当。这种绝对的划分:中国是集体主义而美国是个人主义,并且把社会网络在中国社会中的中心作用当做中国人集体主义的证明,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通过“关系学”的教育,中国人实际上是在主动地创造和利用社会关系网络,而不是被动地被限定在这个网络之中。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观念中不是只有集体,不是听凭外在集团的驱使行动,而是强调个人的主体行为,去利用外在关系。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这同样是费孝通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社会网络具有特殊的结构,即差序格局,这种格局使得中国和世界其他文化有显著的不同。这些本土化概念的表述是主体视角研究的主要体现。

  多数中国研究的文献认为,中国具有独特的社会网络结构,而这涉及到工具理性和情感扭结的特殊平衡,Jacobs用了一个特指的概念“感情”。同样的,人们认为这个词汇不宜翻译,因为其中混合了工具理性和情感扭结。有项研究比较了中国公司和西方公司中雇员的行为,中国公司中雇员们在工作中和私下里都有相当的交往,而美国公司则奉行新教徒文化,也就是工作和私人关系截然分开,尽量不在工作外有私人交往,这一点很难被中国雇员所理解。在文化研究当中常常把关系分成三类,私密关系,中立关系以及介乎两者之间的,混合工具和情感的关系,有理论认为中国社会和其他社会间的文化差异存在于第三种关系,即混合关系当中。另一个关于情绪的研究涉及了“羞耻”这个概念,与欧洲的各种语言相比,中文中对“羞耻”的表达方式丰富得多,例如具有丰富含义的表达:“脸面”。在对中国社会网络的研究当中,“脸面”是认知结构的协调者。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使用人类学方法对中国,尤其是中国农村的社会网络进行的研究,这些研究正在从主体视野转向客体视野,这是一个有趣的趋势。一个例子是关于礼物和馈赠关系的研究,礼物的交换是一种至少部分的独立于主观感受而可以被客观观察到的现象,送礼是可以被观察和度量的行为,符合现在学者开始强调的“具体化”的研究方法,即把某种情感具体到其支配的可观察行为上来进行研究。一个具体的例子是“人情”的研究,人情既是一种主观感受又是可以从交换行为中观察到的,人情是一种义务的平衡和互惠的过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具体化的情感,完成了从内在情感到外在行为的过渡。

  下面我们看一下社会心理学对“关系”的解读。正如我前面所说,将某种文化简单划分为个人主义或者集体主义会产生很多问题,也就是简单的使用“自我中心”的和“非自我中心”的划分并不能解释很多文化现象。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在集体主义下应该可以分出两个不同的维度,即“关系的集体主义”和“分类的集体主义”。我认为比较不同的社会应该从这三个维度上看而不是简单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第一维是个人主义,即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社会过程的驱动力,第二维是关系的集体主义,即社会网络中的社会交换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行为,第三维是分类的集体主义,即不同集体的分划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行为,以及抽象的团体概念在多大程度上被认真对待。我们关心的问题是社会资本的实现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不同社会在这三个维度上的位置的影响。现在有很多研究来衡量某种文化在这个三维坐标内的位置,实验的方法也常被使用。一个实验是对比中国和美国的学生群体,来看他们如何评价行为,以区分他们是“高正向激励”(high arousal positive)还是“低正向激励”(low arousal positive),高正向激励意味着他们偏好主动和热情,而低正向激励表明他们偏好安静和平衡,中国学生多数是低正向激励的,也就是倾向于集体主义的社会。相关的中国研究在此基础上讨论情感在中国社会网络中的作用问题,一部分学者认为在传统中国社会当中情感是不重要的,个人的愤怒被限定在社会框架之中,而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情感的表达在传统中国社会网络中非常重要。最近的一项研究对比了中国和美国的经理的社会网络行为,他们定义了不同类型的信任,即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情感信任源于纯粹的情感,而认知信任则包含了分析和理由,研究发现中国经理混合了两种信任,不对这两种信任做出明确区分,而社会网络则增进了他们的认知信任。

  最后是用认知科学的方法对个体认知和环境的关系进行研究。在认知科学中有个概念叫“场依赖”(field dependence),它类似于“情境依赖”(context dependence),有标准的心理学实验来检验场依赖的强度,如著名的“棒与框”实验,即测试人们面对不规则框背景下的棒评判其是否是直的。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少做出该棒是直的的判断,说明中国人更多的依赖于背景来判断一件事物的性质。另一个实验是关于分类的,现在有猴子、熊猫、香蕉三种东西,西方人倾向于把猴子和熊猫放在一组里,因为他们在分类学上相近,而中国人则会说猴子吃香蕉,它们有关系所以放在一组里。因此中国人更强调关系。第三个实验是关于合作和公共品提供的,实验显示如果中国被试意识到集体准则,他们会在公共品提供游戏中表现出更高程度的合作行为,而美国被试则倾向于搭便车,如何解释这种差异呢?这涉及到一个非常经典的对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划分,即东方倾向于整体性思维,而西方倾向于分析性思维,但具体到我们关注的问题情况变得复杂,究竟是认知结构决定了社会行为还是社会行为决定了认知结构,这目前还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当我们把上面的视角综合到一起,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关系”这个概念有其特别之处。“关系”是一个内嵌于文化中的社会网络,它基于场依赖的认知模式,适应性行为的倾向以及对情感和工具理性因素的某种综合。这一结论与早期的中国研究中对关系概念的自我描述一致。这个结果只能在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三维空间中得到正确的理解。我尝试的比较了中国、美国和日本。美国人显然是个人主义的,但同时也有很强的分类的集体主义,很多结果显示其族群意识强于中国人,而他们在关系的集体主义上很弱。中国在关系的集体主义上很强而在分类的集体主义上很弱,但他们同时非常个人主义,这与前面的分析一致,个人是能动的创造关系,而不是被动的接受关系。对比下日本人,他们的个人主义较弱而两种集体主义皆较强。这些结果都说明心理学和经济学经常使用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划分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正确的。

  最后总结一下,我们可以从前面提到的三维度框架中当中得到的是,如果你将社会网络做为社会资本的主要部分,那么我们应该把社会资本做为一个中层的理论概念。如果这一点成立,则我们不可以把社会资本当做一个普适的要素去探讨其对增长的影响,因为其中存在着本土性阐释的问题,社会资本是基于一些本土性因素的,如情感,道德,关系等等,这些因素很难一般化,同时社会资本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甚至不能进行有效的加总。但与此同时,中国的例子说明它是一个有用的理论概念,因为它反映了关于个人对社会关系的所有和利用的本土性观念。最后需要强调的是集体主义的不同类型,长期以来简单划分个人和集体主义带来了很多误解,这一点在社会资本的研究中也应引起注意。

  (王子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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