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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

 

  2009年11月4日,来自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汪晖教授发表了题为“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的讲座。汪晖教授是《读书》杂志前主编,曾入选《时代》周刊评选的“全球12名为未来思考的思想家”和美国《外交政策》评选的“世界百名公共知识分子”。演讲的主要内容如下。

  去年拉萨的3•14事件重新引起了东西方对西藏问题的关注。事件发生之后,西方舆论将焦点对准达赖喇嘛及西藏流亡集团,而中国官方媒体则对西方舆论展开反击,两者都将焦点集中于暴力和海外藏独运动,很少从社会危机的角度讨论“3.14”事件的成因。西藏问题决不是一个单一的政治问题,其背后有着深层次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因素。

  西藏骚乱爆发后,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整个西方媒体和西方社会在这个问题上的激烈态度。西方人对西藏和西藏问题的认识,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首先是西方有关西藏的知识深深地植根于他们的东方主义知识之中,至今没有清理。其次是特定政治力量对舆论的操纵和政治行动的组织,尤其是美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第三是西方对西藏的同情混杂着对中国、尤其是经济上迅速崛起而政治制度极为不同的中国的顾虑、恐惧、排斥和反感。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并不是相互隔离的,但需要分开来加以分析。

  著名的巴勒斯坦裔思想家萨义德曾以伊斯兰研究为中心分析过欧洲的东方学。在他看来,东方学是一种根据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位置而处理、协调东方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中,东方成为了欧洲物质文明和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是欧洲自我得以建立的它者。而藏学在东方学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但至今没有得到认真清理。但西方的藏学研究从来也不在中国研究的范畴之内,从东方学形成的时代至今都是如此。从这种知识体制本身,也可以看到在西方的想象中,中国与西藏关系的一些模式。这些模式,从根本上说,正像萨义德描述的那样,与其说是一种自然的存在,毋宁说是一种人为创造的体系。

  欧洲藏学的创始者之一依波利多•德斯德里是一位探访过西藏的早期罗马传教士。他在西藏生活了五年,经历了准噶尔蒙古的入侵和战争,详尽地研究西藏的文化,为传教而用藏语编写了五本著作。在他的著作中,这位罗马传教士还是得出了一个固定的也是对西方的西藏形象影响最大的观点,即西藏是和平的国度。

  18和19世纪的欧洲哲学家如卢梭、康德、黑格尔曾对藏传佛教给予批评,而赫尔德等人又从藏传佛教与天主教的联系出发,对之持有较为肯定的看法。无论对藏传佛教持怎样的立场,欧洲的这些近代思想人物对于西藏的看法不但可以追溯到早期传教士的叙述,而且也植根于他们对于天主教的不同态度和立场。在赫尔德看来,佛教起源于温暖的南方,在暹罗、印度等地方也显示出慈悲、厌战、隐忍、柔和与滞怠的特征,但藏传佛教却由于自然条件的严苛而形成了一种与天主教相似的特征。赫尔德甚至直接地将达赖-班禅制度与天主教的教皇制度相比较,认为藏传佛教是一种“教皇宗教”。赫尔德对西藏的关心完全集中在宗教领域,这一方式直到今天仍然相当流行。

  大哲学家康德对于中国的兴趣源自以丝绸之路作为连接东西方的世界史兴趣,但他没有弄清这条通道的真正脉络。从康德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三点:首先,他是从欧洲传教士的西藏知识中理解中国的;其次,他强调中国没有“可以自称的固定名称”,因此从西藏语音来界定中国就是自然的;第三,他区分了大西藏与小西藏,以说明将中国与欧洲联系起来的丝绸之路是以西藏为中介的。欧洲与西藏之间存在神秘而古老的联系这一信念其实是康德的西藏观的核心。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世俗化的浪潮,一种针对启蒙理性主义的新神秘主义在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渗透和漫延。这种新型的神秘主义由于产生于对现代的怀疑而获得了新的活力。欧洲的西藏观与现代神秘主义的关联就发生在这一语境之中。在19-20世纪,有关西藏的知识与神智论发生了联系。神智论创造了一种理想的、超现实的西藏形象,一片未受文明污染的、带着精神性的、神秘主义的、没有饥饿、犯罪和滥饮的、与世隔绝的国度,一群仍然拥有古老的智慧的人群。现代西方的文化想象、社会心理和政治运动中始终有着神秘主义的极深根源,而西藏在当代西方精神世界中的位置正植根于同一神秘主义的脉络之中。

  战后西方藏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也产生了许多杰出的学者。与詹姆士•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和其他的大众性作品相比而言,学术研究的影响很小,但即便在学术领域内,东方主义的阴影也从未消失。20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世界青年运动风起云涌。这些左翼激进运动,以对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为中心,恰好又与藏传佛教理想、超现实的形象相结合。这对藏传佛教对全球影响的扩大提供了基础。

  汪晖教授然后指出,藏文明是伟大的文明,藏传佛教有悠久的传统,但它们的意义并不存在于东方主义的幻觉中。西藏必须从西方人的想象和香格里拉的神话中解放出来,否则不会有真正的进步。东方主义赋予西藏文化的那种普遍表象不过是西方自我的投射。

  从政治的角度,“西藏独立”问题完全是近代殖民主义的产物。19世纪晚期西藏出现的分离性趋势主要产生于殖民条件下中国的衰落和危机,然而辛亥革命之后的这一趋势已经与一种新的概念即主权的民族国家概念发生了关联。西方的民族主义知识、尤其是在这种民族主义知识框架下形成的中国观和西藏观对此起了重要的作用。整个世界逐渐地被组织在民族国家的主权体系之中。尽管许多国家的民族状况极为复杂,但民族主义却主要地呈现为一个极为简单的政治原则,即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

  晚清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可以区分为三种主要的形态:一、辛亥革命前,为推翻清朝,孙文、章太炎等革命党人倡导以反满为中心形成汉民族国家论,所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及尊黄帝为中华民族始祖就是这一汉民族主义的产物。二、康有为、梁启超以国际竞争和多民族的历史状态为根据,倡导“合群救国论”或“大民族主义”。这一理论认为汉、满、藏、回、蒙早已相互同化,应该在君主立宪框架下形成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三,中华民国成立后“以清帝国的国家界线来断定民族范围的国族主义”或“多元性单一民族论”,孙文要把中国所有的民族融化为“一个中华民族”的观点。此后这种论点在国民党及其周边的知识分子的民族思想中占据重要位置。

  然而,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民族政策存在很大的差别。在红军长征之前,中共也曾试图按照列宁的民族自决思想来建国,但在长征的过程中,红军经过很多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发现中国有很多不同民族,这种民族的多样性并没有妨碍各民族和谐共处,而且贫苦的少数民族一直是受压迫的对象,他们也积极地参与到了中国的革命之中。于是中共意识到,虽然少数民族聚居区并不是没有民族矛盾,但民族矛盾并不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最重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建立在既承认民族差异和多样性,又鼓励民族合作、交往和共同发展的前提之上。

  这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是相通的。不同于苏联各民族是“大聚居”的状况,中国各民族居住的界限并不分明,处于一种“大杂居、小聚居”的状态。因此,如何在不照搬苏联的模式的情况下处理这种多民族混杂相处的民情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设计者认为,多民族“宜合不宜分”,一方面自治不是把少数民族孤立起来,而是扩大自治区域,让不同民族共同发展;另一方面自治又考虑到了特殊地区的民族统一问题。

  西藏问题不是中国革命所引起的民族认同问题的延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很长时间内,并不存在产生民族认同和中国认同的问题。而西藏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变得严峻起来。因此,我们讨论西藏问题,不能单一讨论民族问题,还要讨论社会变迁和发展的问题。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分化、不平等、政治主体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都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但这些问题在西藏其实也都有具体反应,而且这些问题与民族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

  1950年和平解放后,西藏的民主改革有两个原则,即平等政治的原则和政教分离的原则,这不但使得与宗教社会密切相关的农奴制度彻底解体,而且也为西藏的政治和经济提供了新的主体—即通过阶级解放、民族平等而产生的人民主体。在九十年代的中国,1950-1960年代产生的政治基础逐渐转型,这一点在民族地区也不例外:伴随着新的社会分化,早期革命政治的正当性陷入了危机。市场化改革是一个激进的世俗化过程。它以经济和市场的力量摧毁了社会主义时期的价值体系,从而这一世俗化过程恰好为宗教扩张提供了基础。市场化和宗教的双重扩张使得宗教社会和世俗社会的冲突加剧。

  汪晖教授最后总结道,西藏问题看起来是一个边缘性的民族问题,但其实可以视为整个发展的问题。发展不一定取消文化的多样性。族群差异和文化差异都不是必然产生冲突的原因,冲突是由其他因素和条件造成的。在一些条件下,不同的族群和文化完全可以和平共存。而在另外一些条件下,这却有可能变成冲突的战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我们既要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也应该探寻各民族和谐共存和共同发展之道。

 

(马光荣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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