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问题是，研究西方自由主义的人引进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先哲们打仗，支持传统思想的人则拿着先哲们的思想跟西方学者打仗，而他们自己却是不存在的，当下的中国正是在这种争论中被丢失了。
邓正来：1956年生于上海。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科学和知识社会学，侧重法律哲学与政治哲学的研究。主要论著有：《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研究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自由与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哈耶克法律哲学》、《哈耶克社会理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等20余部；主要编著有《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等30余部；主要译著有《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自由秩序原理》等近20部。
圆脸宽肩，顶上留着一层薄发，近似于光头；身上常披一件深色对襟，袖口翻白。这就是邓正来。在朋友的圈子里，他被认为是一位真性情的人。而听过邓正来论辩或演讲的人，大都心里会喝一声彩，惊讶于一位真正的法学家的思辨风采。
多年来，他执着于读书与做学问，走自己的学术“小路”，凭自己的功力，在学界开出了一条路，获得了学人的尊敬。除了从事个体化的学术研究外，他还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书评》等杂志和现在的复旦高研院。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是一位癌症患者，病源在咽喉部位。本来医生警告他要少说话，但他还是坚持教书和演讲。他相信冥冥之中有一种超越人力之上的力量在主宰着每一个人。他曾在“正来学堂”上发表悼念好友王炜（风入松书店的创始人）的文章——《他是愿意这样走的》，他说，对于一个读书人的一生，在学术追求中终结自己的生命，是最好的离开方式。
学问，正是邓正来安身立命之所在。
“闭关”只为哈耶克
读书报：为潜心研究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您从1988年开始实施“学术闭关”行动，在长达五年多的“闭关”期中，您基本拒绝了各种国际国内学术活动的邀请以及学术期刊和出版社的约稿，只是阅读、思考、翻译和著述。学术大家如此之多，同是自由主义论者的学者也很多，为何您“闭关”只为哈耶克？
邓正来：我之所以对自由主义理论感兴趣，主要是与我本人一直关注的一个基本哲学问题密切相关，即人类社会秩序的型构及其正当性问题。经由长期的研究，我大体上认为，知识具有我所谓的“正当性赋予”的力量。这意味着，那些所谓“正当的”社会秩序及其制度，其本身也许并不具有比其他社会秩序及其制度更正当的品格，它们有可能是透过权力或经济力量的运作，更可能是通过我们不断运用知识对之进行诠释而获致这种正当性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科学理论（特别是占据支配地位的自由主义理论）与社会秩序之间就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即后者的正当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前者所赋予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建构或重构当下中国和世界的社会秩序，首先要对占据支配地位的自由主义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而我为什么选择哈耶克的理论而没有选择其他论者的理论，原因太过复杂，很难在这里详尽表述。但是，简单来说，最重要的原因有二：一是哈耶克自由主义的渊源极其深厚，它源出于伟大的苏格兰道德哲学(尤其是休谟的哲学)传统，是20世纪西方论者以古典自由主义方式阐释人类社会秩序(亦即他所谓的“自生自发秩序”)的理论当中最为重要的理论，更与社群主义、功利主义和保守主义等理论有着繁复的论辩关系；二是中国论者对哈耶克自由主义的不了解程度远远超出了对他理论的信奉程度。
读书报：哈耶克在中国学界的传播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为何您选择在哈耶克影响力在中国学界大大减退的年代，投入如此之多的精力来研究哈耶克的自由主义？
邓正来：就中国内地来讲，哈耶克是在1978年以后随着我们对市场机制之认识的加深才真正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的，大约从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开始受到学界（特别是经济学界）的大力推崇。当我从1994年下半年决心从事哈耶克理论研究时，哈耶克的影响力的确正在减退。但我在当时仍然决定从事哈耶克的引介和研究，这是与我对中国哈耶克研究（甚至整个社会科学）中一直存在的一个状况的诊断有关，那就是包括哈耶克研究的中国西学研究在整体上仍处于介绍和传播阶段，根本还没有进入实质性的对话和批判阶段。我们应当否弃这样一个误识，即西学东渐以来，我们已经引进了大量西学经典论著，因此我们已经熟知这些经典了。事实恰恰相反。以哈耶克为例，尽管1978年以后我们很多论者都开始谈论哈耶克，但在我当初决定研究哈耶克时，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我们在内地学界查不到一篇研究哈耶克思想的论文，更不用说研究专著了。我花如此大的精力研究哈耶克，既是想倡导一种平实持衡的学风和我所谓的“个殊化研究进路”（即一种以相关知识脉络为外部框架、以相关经典的内在理路为内在依据的“个殊化”取向），也是想解决我内心所存在的一个哲学上的困惑，即人类社会秩序的型构及其正当性究竟何在。
哈氏并非“卫道士”
读书报：那么，您认为，哈耶克学说对于中国社会和学界的意义在于？
邓正来：你的这个问题与一直纠缠着哈耶克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有关，即“自由主义在其对立性的参照系或极权暴政国家趋于消失的境况中还具有何种意义？”就哈耶克而言，我认为他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科学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他对计划体制及其极权主义倾向的批判、对市场体制和自由秩序的理论建构，而在于我刚才提到的其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知识社会学意义。我们可以将这一问题转换为几个问式：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与在西方占主导的自由主义社会秩序究竟存在何种关系？哈耶克理论与主导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究竟有何种关系？包括哈耶克理论在内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我所谓的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的“西方化倾向”究竟有何种关系？它们又与我所谓的当下中国的“西方理想图景”有何种关系？等等。一旦我们准备深入地思考这几个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到研究哈耶克理论所具有的意义了。
读书报：您如何看待中国学界诸多流行的对哈耶克学说的论述？您认为其中存在哪些偏颇？
邓正来：中国学术界现在的确存在多种哈耶克研究路径，但可能与中国学术界一直盛行着“学术消费主义”倾向有关，在哈耶克研究领域，一个较明显的偏颇也是对他的理论做意识形态性的印象化、脸谱化的解读。我们的论者在“谈论”哈耶克时要么以后现代的思维方式出发，通过质疑构成现代性论式之基础的“国家与社会”或“国家与市场”等二元核心范畴对其进行意识形态性的否定，要么以中国计划体制转型和民主转型的实践要求为由对其进行意识形态性的肯定。显而易见，上述两种倾向不仅完全忽视了哈耶克作为自由主义社会理论家的知识贡献，也未能真正进入哈耶克理论的内在理路中去。
读书报：那么，您是带着怎样的问题进入对哈耶克的研究之中的？您得出的新的结论是？
邓正来：我刚才提到的那些问题都是我想从哈耶克的研究中想回答的问题。但就直接相关的问题而言，我不仅想让自己回答“自由主义在其对立性的参照系或极权暴政国家趋于消失的境况中还具有何种意义”的问题，更想让自己首先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作为自由主义社会理论家（而非作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辩护士），哈耶克社会理论的问题意识、内在理路、知识增量以及理论限度等究竟为何？正因此，我系统研究了哈耶克以知识论为起点的自由主义社会理论以及建立在社会理论基础上的政治法律哲学。至于结论，我当然有很多新的发现，比如说，哈耶克的知识论和“终身问题”（对人类社会中的“自生自发秩序”做理论上的阐发和捍卫）等在其整个理论中的核心地位，哈耶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在思想史中的价值，哈耶克的理性观与康德和休谟之间的论辩关系等等，我都有比较系统的阐述。
读书报：很多读者都很关心，“自由”与“计划”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它们是截然对立的吗？一种“自生自发秩序”能否自然演化为最具效率的社会秩序，人之意志和智性就不能进入到秩序的构建之中吗？
邓正来：这里首先要否弃两个误识：第一个误识是认为哈耶克完全否定“计划”的作用。事实上，哈耶克主要否定的是整全性的计划，特别是打着各种“社会”旗号（比如“社会正义”、“社会利益”等）的整全性计划，这也是他为什么极力反对计划经济模式的根本原因。而他之所以否定整全性计划，实是源于他对人之“必然无知”的理性状况的深刻把握。
第二个误识是将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等同于自然而然形成的秩序。哈耶克“自生自发秩序”的概念颇为繁复。简言之，其基本要义在于：它是“人之行动但非人之设计”的结果。换言之，它不是源于“人的设计”，因此它与组织秩序相区别；它也不是“自然”的造就之物，因为它是“人的行动”的结果，加之人是遵循规则的动物，所以它实是人在行事的过程中遵循相应规则的结果。在哈耶克看来，社会本身也是由这种秩序形成的，而非人们有意组织的结果。由于充分保证了个体自由，这种秩序自然是最有效率的。当然，我们完全可以用我们的智慧挑战哈耶克的上述主张。
当下中国在“标签”中被丢失
读书报：您多年来投身于哈耶克的基础研究中，翻译了大量哈耶克的经典著作，大力推动了哈耶克学说在中国的流播，因此，您被打上了一个“哈耶克主义者”的标签，进而被纳入当下中国的“自由主义”阵营中，您赞同此一标签吗？
邓正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其实，不仅有人说我是“哈耶克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同样有人说我是“新左派”。但坦率地讲，我非常不喜欢这种“贴标签”的讨论方式。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认为，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新左派，在进行讨论之前都必须做更多的理论研究。这种研究不仅是指对西方理论的研究，更重要的是立足于中国本身问题的深度理论研究。现在的问题是，研究西方自由主义的人引进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先哲们打仗，支持传统思想的人则拿着先哲们的思想跟西方学者打仗，而他们自己却是不存在的，当下的中国正是在这种争论中被丢失了，尽管他们的观点被贴上了各种“标签”。
可以肯定地说，我绝不是一个不折不扣地坚信哈耶克思想的“哈耶克主义者”，因为我对哈耶克思想的研究只是我对西方自由主义理论所做的系统研究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个案性研究。而且，从我早期对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研究以及晚近我以“全球化与中国法学”为主题对“西方理想图景”的批判、对“开放性全球化观”的建构以及对“主体性中国”的呼吁等来看，我肯定与当下中国的“自由主义”不同。
知识分子的使命
读书报：那么，在一个“道术为天下裂”的当下，您如何评价现今的学术界，您认为真正的学者应该是怎样的一种状态？
邓正来：客观地说，当下中国学术界，无论是学术体制还是研究水平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的确也还存在许多较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说学术评价体系的非学术倾向，以及学术研究的“西方化倾向”、“唯学科化倾向”、“知识地方主义倾向”、“消费主义倾向”等等。
国家花了纳税人那么多钱来养知识分子，给知识分子这么高的待遇和条件，为的是什么？知识分子要通过认真的研究，能够使人们把问题看得更清楚，能够把遮蔽的问题揭示出来，能够对现在某些倾向的舆论提供不同的声音。正是有了不同角度的认识和批判，才能够使这个国家更加健康地发展。
读书报：有多位学者评价，您有极强的活动能力。但是，多年以来，您选择在书斋中著书立说。那么，您是如何看待学者之“立功”和“立言”？您是如何确定现在的学术方式的？
邓正来：在我看来，无论是“立功”，还是“立言”，对学者而言，我们始终不要忘记自己的本分，即以学术研究或促进学术研究为基本的生存方式。
我本人目前身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复旦高研院”）院长一职。这意味着，我不仅要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还要培养一个真正以学术为本、具有中国和世界竞争力的学术团队。我本人对复旦高研院的定位正是“体制中的体制外”，即要以知识平等、学术本位、追求卓越的理念打破知识生产中常规的“三套秩序”（长幼秩序、师生秩序和行政化秩序），从而建构一套新的、更符合知识生产平等规律、更能担当中国社会科学时代使命的知识生产模式。在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我本人正在从此前对知识生产模式的批判转向了对新的知识生产模式的建构。这也是我所讲的“迈向中国学术规范化第三阶段”的含义所在。当然，所有这一切都还只是处于一种尝试的阶段，评价还是留给学术史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