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16日下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0朗润思•辨圆桌——学者与媒体对话”年会在朗润园万众楼成功举办。我们分三期报道会议概况。本期简报报道会议第二节“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本节会议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黄益平教授主持，参与讨论的是《创业家》杂志主编牛文文、搜狐网副总编辑王子恢、北京大学环境管理系主任徐晋涛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胡大源教授、汪丁丁教授。
黄益平（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以前我们说要从粗放经营改成集约经营，现在更多说的是增长质量有问题。2003年政府上台以来，一直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我记得温总理上台第一次讲话，就说我们现在的增长模式不均衡、是低效率、不可持续的。这几年我们也在调整，但是这个任务还很艰巨。从03年看到08年，很多结构型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这一次金融危机以后，也有很多新的问题出来，大家的看法不一致。有一些专家认为金融危机以后，有一些结构性的矛盾没有原来那么严重，比如说对出口市场的依赖，中西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收入差距等等。但也有人说结构性的矛盾变得更加突出，例如我们对投资的依赖，对国家投资功能的依赖等等。我们这一节讨论现在的增长模式有多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才能真正实现这个增长模式的转变，实现可持续增长。
牛文文（《创业家》杂志主编）：
在过去三十年，大家都有机会变成一个创业者。而从2000年到2010，我把它叫做中国人以创业的方式参与经济的黄金十年。这十年里，互联网整体进入中国，所有互联网应用领域都是中国人超过了美国人原创的公司。从消费领域来看，牛根生做乳品、李宁做运动服，在太阳能和风能领域中美两国有平等地位讨论未来。再比如教育和培训，商学院也是00年代出现。00年以前中国国内并没有创新的投资方式，而00年代美式的PC和VE大举进入。这些领域都出现了新的创业方式和新企业组织方式。这个十年还出现了很多新领域、新的公司组织方式和新的商业模式，甚至创新了行业，比如说分众、携程这样的行业以前都没有。这个黄金的00十年基本上感觉是美式资本主义下的蛋，是美元资本养出来的。我们分析这十年创业到IPO的公司，发现国内资本市场向小公司关闭了。小公司大部分接受了美国来的投资，然后到纳斯达克上市，这成就了这黄金十年的创业创新。
00年代往往是人类发明火花年代，10年代往往是革命年代。我就想提一个问题，不知道10年代中国的小人物还有多少机会加入到创业创新来？过去这一年半我跑了很多中国的二三线、三四线城市，举办“创业中国行”活动。感觉现在一亿规模左右的公司有20多万家，比他们小的还更多。我大体觉得，这些人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创新的程度和增长方式跟00年代明星式的企业不一样。他们很多人是一种骆驼形生存，梦想没那么大，更认现实。中国所有的创业者今天都面对天花板，必须面对已经成型的组织，比如互联网的四巨头。创业板上市的30家跟纳斯达克的30家相比，更慢一点、更稳健一点。
王子恢（搜狐网副总编辑，财经班第五届学员）：
我对结构调整这一块不是特别乐观，我主要是关注结构调整中制度建设的问题。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我觉得现在经济结构是损不足而奉有余的经济增长模式。现在有一些挑战还是比较严峻的，第一是资产泡沫，尤其是高房价。第二是这轮经济危机可能还有二次衰退的可能。另外还有二元体制、利益集团等问题。关注结构调整，需要从制度建设层面关注体制垄断。现在体制垄断非常严重，尤其在2010年我们作为媒体感受最深的就是国进民退。如果说体制垄断不能破除，未来经济结构调整非常困难。
有没有很好的制度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收入的大头被中央政府拿走了，地方政府有冲动通过土地财政靠短期见到效益的方式获得收入，以维持地方政府财政正常运转。我们看到大量拆迁的冲突，都是有政府的影子在背后。去年的唐福珍之死，能否换来拆迁条例的废除，现在还看不到。另外，还要考量对地方政府与官员政绩评价的标准。他们之所以追求土地财政，之所以搞硬发展，主要是要政绩，要GDP。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可能接下来还会有大量的拆迁纠纷。老百姓的呼声可能会越来越尖锐。
再一个是关于公共财政的问题。以前说公共财政和纳税人话题都是很敏感的，好在去年国税总局提出了纳税人基本权利的相关细则，但是这还不够充分，只是在有限的层面触及到了这个话题。现在来看，我们离公共财政还很远。去年广东进行了公开财政预算的实验，但是并没有在全国形成普遍关注。如果不能通过明确纳税人的权力与财政预算公开等方式推进制度改革试验，公共财政就无法建立。去年，媒体关于四万亿政府投资效率的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讨论，我们觉得政府投资决策体制还应该更透明。如果说要谈结构调整的话，政府投资的使用方向应该由谁来决定？投资是完全由我们政府决定的，人大是否有表决我们看得不是很清楚，而且也看到，这些钱花出去以后并没有对未来经济结构调整形成良好的引导作用。
如果没有农村经济发展，根本谈不上经济结构调整。但是在目前的二元体制下如何发展农村经济是一个困难的话题。如果农民对自己的土地处置没有基本决策权，未来农村土地各种要素盘活是很难的，而我们现在又不能提农村土地私有化的问题。什么样的制度设计能激活沉睡的农村市场？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碳交易。去年哥本哈根会议中国明确提出了减排目标。目前中国还是一个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国家，一方面在大量开发煤炭，另一方面国际游戏规则又突然要清洁生产，要减排，这个压力还是蛮大的。天津成立了碳交易所，北京也成立了一个环境交易所，天津已经有了碳交易权方面的交易，这个机制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能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推进作用，这也需要观察。
汪丁丁（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长期发展的决定因素包括人口、自然资源。自然资源的存在依赖于知识的进步。你不知道太阳能，太阳能就不是你的，在有煤炭之前我们只烧木头，所以知识是最重要的。关于知识和人口之间的关系，大量的人口学研究表明知识增长速度正比于人口增长，年轻人口占的比例更重要。2009年出版的《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中有很多优秀的章节，其中最后一章预测长期经济增长，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占总人口比例，这就是人力资本的作用。
联系到刚才牛文文发言的主题，我非常同意。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是要素推动，依靠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出口石油、出口土地都可以，而第二发展阶段是投资推动。很多国家都卡在了投资驱动的阶段。从投资驱动转到创新驱动就是转型问题，创新驱动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本市场。人力资本有两大部门，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医疗。医疗是为了维持人力资本生产力，教育是为了投资于人力资本，而现在这两大领域出了严重问题。
胡大源（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我着重讲一下关于环境的问题，特别是哥本哈根会议。会议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而关注程度在世界各国相差很大。去年12月份在世界各国有调查，排在最前面的是巴西，有高达90%的人认为全球变暖跟人类发展有关系，而最低的是中国人中只有30%认同这个观点。这个结果非常耐人寻味，这种认同度一定程度反映了媒体的影响。关注度受什么因素影响？它一方面受科学家研究成果影响，另一方面它与收入增长有关。随着收入的增长，人们对生活质量提高的要求从有形逐渐转向无形的，从家用电器、汽车等等转向教育、医疗、旅游，以及对环境的要求。现在我们人均三四千美元收入，已经进入对环境越来越关注的阶段。其实不是中国不关注环境问题，而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比全球变暖更加紧迫，比如大气污染、空气污染、水污染、水资源短缺等等一系列问题。气候变暖问题是特殊环境问题，它的直接危害并不明显，但是它的最大特点是涉及到长期未来的危害，并且涉及面广达全球。
从发展方向上来看，中央政府要求各级地方政府节能减排毫无争议。但中国的发展得保持一定发展速度，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定能耗，我们可以减小能耗强度，但总量不大可能减下来。特别随着人口增长、需求增长，而且能源总量中消耗的70%还是煤。煤是相对廉价的，但是它又是碳排放最高的，相比天然气、石油都要高出一大截。我们现在就处于这样一个格局，需要在平衡中不断调整。从国际上来看，国际压力变得越来越大，包括这次谈判的复杂程度也是我们之前始料未及的。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欧洲一些国家由于财政的困难对新能源补贴在逐渐减少，对中国这样发展中国家压力有所减缓；另外近两年气候变化异常，包括最近的北半球变冷，也有科学家认为是二十年小冰河时间。长远方向压力会越来越大，但是近期这两个因素给中国的发展还有一段缓冲时期。
徐晋涛（北京大学环境管理系主任，教授）：
哥本哈根这个大会提出了自己的简单方案，这是个非常积极的迹象。中国的承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这个承诺，怀疑的人说显得过于保守。这又不得不回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现在还是GDP高速增长，自然资源和能源消耗必然随着GDP增长非常大的数量。
我个人认为中国应该制订更积极的政策，之所以没有这样是决策者在一些方面有一些判断失误。最主要的失误就是科学研究和经济研究准备工作不足，对气候战略成本估计过高，而效益估计过低。中国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发展森林资源最成功也许是唯一成功的国家，如果结合好，中国实际排放量是有可能下降的。我自己非常地粗略计算，如果中国按照45%的强度减排，并达到胡锦涛主席承诺的森林资源增加4000万公顷面积的目标的一半，中国2020年的减排量就能跟2015年持平。所以并不需要更高的成本，只需要发挥比较优势，就能拿出一个更积极的气候报告。中国企业界有很多人非常支持气候战略，而且对国家较为保守的气候战略提出批评。企业发展要投资，要考虑二三十年的情况，错误的信号就有可能使企业投资到高消耗的自然资源，如果有一天国家如果改变了气候战略，企业投资有可能就浪费了。国家应该在这方面有更好的政策，对科学研究更支持，对经济成本效益估计更充分更合理。如果采取更积极的气候战略，对经济增长方式可能也有更好的促进。
提问（第一财经网记者）：
刚刚丁丁老师提到受到良好教育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是长期发展重要因素。去年有一个事件，硕士研究生杨元元因为家贫在学校里自杀，自杀的时候留下遗言感叹知识不能改变命运。她从小是单亲家庭，母亲失去了住所跟她一起住在学校，但学校强令她母亲搬出，最后她选择了自杀。从这事件可以看出大学新毕业生收入水平比较低。《南方周末》有报道称有些农村学生已经不愿意读大学了，也可以看出现在社会阶层的流动已经越来越难，不知道这一点丁丁老师如何看待。
汪丁丁：
这个报道有一定的代表性。很多穷人家的孩子最后选择放弃读大学，我个人了解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由于政府财政连续多年远远超过GDP增长率，教育部门的官僚化进程非常迅速。我观察，大概从03年开始迅速官僚化，有各种各样的考核、验收，所以大学教育内容已经顾不上更新了，造假就够了。同时，教育成本也增长得太快。实际上在一个健康的市场过程中，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学费的增长一定要和普通劳动力收入增长是同步的，否则的话就会产生收入陷阱。为什么呢？因为劳动力工资增长速度越低于学费增长速度和医疗费用增长速度，简单劳动力就越难于转化，或者就越难以把他们的子女教育成为更复杂的劳动力，于是他们就一代一代锁在这个收入陷阱里。
我一直希望解散教育部，把它改成基础教育委员会，送钱到农村去，这是我们九年国民义务教育所要求的。而大学应让它属地化。现在浙大已经开始有这个动向，已经有超过一半经费由当地政府投入。大学应该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人民代表大会是选学监，选出来以后负责监督本地教育。
提问（中国青年报记者）：
徐老师刚才提到中国应该采取积极的气候战略，那么这个积极战略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中国单位GDP排放量要降低更多吗？这个“积极的气候政策”意味着政府做什么、企业做什么？
徐晋涛：
中国承诺强度减排跟以前的立场已经是天大的转变，这次有一个减排目标已经是非常大进步，之所以说不够积极是像大家说的折算总排放量还是多了，而像印度、巴西、南非承诺的目标都是总量减少。中国现在基本上是世界上排放量最大的，而承诺的目标没有实质性的总量下降，所以是世界关注的焦点。我个人觉得中国拿出更积极方案的难度并不是特别大，之所以没有拿出更积极方案的原因就是科学准备不足，没有把有利于减排的比较优势考虑进来。巴西的方案里森林资源占了非常大比例，中国也可以把逆转森林退化跟工业减排放在一起，达到总量下降。我觉得中国气候战略受能源部门主导太厉害，其他部门贡献基本上太少。
胡大源：
面对GDP或者财政压力，现实中政府真正采取的措施，无论是从大气、水资源、水污染的数据来看，都远远不够。对新能源的重视很多来自于民营企业，而国有一些大企业通常会采取相对保守的看法。从成本上来讲，政府要花大力气支持新能源，也是摆在现实中的一个问题。所以从各个方面来看，我比较怀疑有些发达国家过高估计未来不确定风险的价值，而把这些观点强加于发展中国家。
周健工：
我想请教一下胡教授、徐教授，我们在现有五年计划已经提出了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目标，而这次又提出了40—50%的减排目标。照我理解，这两个目标是可以互换的，如果说我们每个五年都把能耗降低20%，那么我们到2020年正好排放强度减少45%左右。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没有任何新承诺，只是在原有目标上玩了一个数字游戏而已，不知道这个理解对不对。我对我们媒体的报道非常不满意，中国的承诺是一个减缓概念不是减排概念，而很少有媒体能把这一点提出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碳排放国家，如果按照9%年增长率计算，实现承诺目标后中国碳排放量实际上增长50%甚至翻倍，中国能不能承受这样的压力？
徐晋涛：
王石不同意政府的保守承诺可以保护企业的观点：企业界投资之后，如果中国政府过几年态度变了，企业投资都浪费了。其次，在全球化格局下，外国往往不见得能被糊弄。如果美国通过了清洁法案，就需要对所有进口国征收碳税，那个时候中国还能应付得了吗？所以中国可能被逼得不减排也不行。
提问（中国青年报记者）：
晋江这样的地方转型做什么？它的土地资源已经约束得非常厉害，可能全省大概是百分之几的土地承担了十分之一的工业，传统的方式无论如何已经无以为进了，但是晋江又是个小地方，从制造业转型能源、飞机、金融服务业、信息软件服务业，面临的最大瓶颈就是公司总部和高端人才，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实际上晋江只是一个案例，东部转型应该做什么？
汪丁丁：
我听你说的不像新闻媒体的调查。没有一个地方的转型、一次创新驱动的发展是地方官员计划出来的。记者要到地方去采访真正土生土长的创新，自己找出来机会的，没办法才长出来的嫩芽。
中国青年报记者：
我们去调研了一些企业，包括一些大企业、自有品牌、非主流金融服务，普遍面临的问题，一是公司总部不愿意放在晋江，这是企业自主行为；第二老总们担心高端人才不愿意到这个地方来，因为晋江生活环境不太好，正处在一个大兴土木的阶段，交通不便利、环境也破坏比较厉害的地方。
周其仁：
增长方式转变讲了二十年，经济结构调整讲了二十年，大家有一种焦虑，怎么还没有转好？是不是这个口号本身也有问题？到底在转什么？主体是谁？增长方式要转变吗还是我们要转变增长方式？我们经常有很大的口号，和一定要实现共产主义一样。刚才两位发言气候的问题，你们说承诺力度不够，那么承诺这个力度怎么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减排多少怎么分解，分解以后怎么操作、怎么落实？如果一个口号没法分解没法操作，那最后就是一个口号。
像晋江这种现象要好好讨论。不可能每个地方都留住高级人才，如果增长方式有这个含义那么程式化就来了。我们还是要探索事情本身的规律，哪些是不可抗拒的，不可抗拒就适应，哪些东西是有为没有不为好。
牛文文：
我理解中增长方式的转变有两点。第一，让普通的中国人顺利公平地变成创业者。要让更多的人以创业的方式参与经济，而不是用消费和打工的方式。第二，让人以创新的方式参与创业。中国的大公司统治力太强了，让中国的中小企业无法生存。风能和太阳能是民间做起来的产业，政府过去不愿意做觉得有风险，但是做起来以后政府大举进入。微软的垄断是收购别人的创新，但是央企的垄断方式是直接进入新行业定规则。比如当当网，央企就说你不能打八五折，这样他就死掉了。
姚洋：
增长方式转变我们谈了这么多年，实际上是地方政府的一个伪命题。如果说有需求，为什么不能搞钢筋水泥？我们钢产量6亿吨，到8亿吨也可以。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还是在结构问题上，我们说的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可能是矛盾的。我们一说增长方式转变就说高附加值。可是什么叫高附加值？就是提高资本密集度，那样结构会越来越差。谈结构调整就是结构调整，而不是增长方式转变。
牛文文：
我认为这一轮创业主要集中在服务消费和知识密集型创业领域，而这个领域的最大问题是管制。竞争对创业者来说是必然要面对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管制。必须要公权力退出这些领域，人的创造性才能发挥出来。不让发黄段子，创意文化产业就发展不起来。
汪丁丁：
关于环境问题，我比较保守，人类要能生存到今天，面临不确定未来的时候他必定宁愿高估未来致命性打击的概率。卡尼曼得经济学奖，至少有一半归功于他提出这个理论。所以哪怕气温升高两度地球灭亡的可能性不确定，我也倾向于我们信其有，然后大家讨论如何应对。
（洪浩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