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拿什么贡献给世界
——苏长和教授在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讲演
一、人文社会科学的“钱学森”之谜
一个大国不仅仅是物力之大，还得有组织世界的灿烂学术和思想之大。现今中国的国力成长势不可挡，但是中国制造的知识尚落后于物力发展，成为中国发挥世界级影响力的制约因素之一。
中国当代杰出的科学家钱学森生前感慨为什么当代中国培养不出第一流的领军型科学家，为什么中国不能在全球知识创新领域占有重要席位？
无独有偶，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剑桥巨擘李约瑟早先曾经提出一个被称为“李约瑟之谜”（Needham Puzzl e）的命题：为什么古代中国曾经产生过辉煌的科学技术，但是近代以来却远远被西方甩到后面去？
套用“李约瑟之谜”，我们姑且可以把钱学森的发问以及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创新不足称为“钱学森之谜”。
一个大国不仅仅是物力之大，还得有组织世界的灿烂学术和思想之大。现今中国的国力成长势不可挡，但是中国制造的知识尚落后于物力发展，成为中国发挥世界级影响力的制约因素之一。
退一步说，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系统对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认同的构造也是极为重要的。繁荣人文社会科学现在成了国家教育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温家宝总理2009年在首都科技界大会上作的《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讲话，多次提及创新型知识对国家发展的战略型意义；最近，处于征求社会意见阶段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也显示出我们国家对人才、教育、创新知识产业的高度重视。
作为一个迅速成长的大国，中国对外关系实践上的开拓和创新，离不开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支撑。中国日益广泛的海外利益存在，客观上促使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需要发生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所说的“范式转变”，以适应中国对世界产生能动性影响的需要，适应中国更多地管理世界事务的需要。
中国拿什么贡献给世界，用什么去引导世界朝非暴力、民主化、公正、和谐的方向发展？我想，中国要对世界和全人类有更大的贡献，不仅靠中国制造的产品，更应该靠中国制造的思想、制度和知识。那么，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准备好了吗？解答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钱学森之谜”的答案在哪里？
二、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不足
如果我们只爱与自己有关的人，只关心与自己有关的事，只研究与自己利益有关的问题，那么我们的学术境界就永远落后于别人。知识为我所用是对的，但是真正为世界接受的知识是为人类所用的。那些不带个人功利的研究成果才能更为超出中国以外的听众所承认和接受。
中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储备尚难以满足中国发挥世界级影响的需要。从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内容来看，有以下几点值得拓展：
第一，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大多只研究与自己有关的知识，对与自己无关的知识则不大关注。
“与自己有关的知识”一般都局限在狭隘的地域经验范围，所以，我们的考古学只考自己的古，不考中国以外的古，中国的电影只拍中国人的故事，不拍中国人以外的故事；好莱坞大片再俗，它的一部分电影却是拍给全球观众看的。
在美国学术界有句话，说印度人只研究印度的问题，非洲裔人只研究黑人问题，中国人只研究中国的问题，只有美国人（西方人）研究所有的问题。此话流露出西方人对自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骄傲。
根据我的观察，中国在美获得哲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学者，绝大部分从事的是中国研究，从事诸如少数族裔研究、工会研究、美国军工复合体西部开发研究等美国国内问题的研究，少之又少。当然，中国学生的博士选题由于得到美国大学奖学金的资助，研究的题目往往不全是研究者自己所能决定的，人家花钱招你来读博士，本身就是要你做中国研究、为其服务的。
但反过来说，现在国家物质条件改善了，国家和私人机构就要有战略性眼光，转变海外留学观念。比如，国家留学基金资助的学者出国研究，研究课题更应该集中于所在国问题的研究，而不能集中于去国外做中国问题研究。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美国学者来中国从事美国问题研究。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
再比如，我们的课题制能不能打破只请中国人做的惯例，设计一些课题对全世界学者开放？要学会利用外部智力资源，利用全球化时代知识生产分工的优势，同中国人一起做研究。我们的跨国公司是否有高远的眼光，适当招募研究型职员去国外做实地调查研究？拿破仑军队到埃及的时候，随军还不忘带去一批科学家。我们任职于国际组织的职员，是否应该更多地从人类利益角度考虑问题，而不能完全从国家利益出发考虑问题？
总之，一个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如果只关注本国经验或者与本国相关问题的研究，那么，由此产生的知识必定只能是地方性知识，难以转化成为全球性知识。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地方性知识的意义，而是强调作为世界性大国，中国需要在与国际社会互动中，通过知识从地方到全球的转化，为全球治理作出贡献。
第二，中国目前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之间相互沟通、刺激不够，知识的近亲繁殖比较普遍，不利于贯通性知识体系的出现。
不同门类知识之间如果没有刺激，那么各门知识就容易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由于研究的分工越来越细，许多研究者感觉90%的知识可能都与自己无关，或者无暇顾及本领域外的知识，越来越小的题目使研究者往往只见树木难见森林。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太开放，导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存在有门派、少学派现象。我们学政治科学的不注意历史学知识，学历史学的不太留心经济学知识，学社会学的不很关注法律，这导致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就同样的问题进行对话时，往往出现很多障碍。有的研究在其他学科领域早有突破性进展了，但是本领域学者还在固守落后的研究项目。有的研究学科之间相轻，对其他领域的知识加以抵制，唯我独尊。
何炳棣在芝加哥大学时，很多时间与植物学家在一起，这为其有关中国古代农业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启示。最近几十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作品，一批是与政治学、公共管理、心理学、计量史学相结合的成果。可见，知识之间的相互刺激对整体知识进步有重要意义。
知识的近亲繁殖一定程度上还与我们的大学和研究生院传统上过细的系科设置有关，学生一进大学就被分门别类，很少有机会接受其他学科领域的最新知识。隔行如隔山，但隔行不隔理；大学教育在帮助学生打通各行之间的“理”方面，还可以做更多的工作。
第三，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或者学术视野需要拓宽,因为在科学研究中，没有国内领先，只有国际领先。
要做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研究者需要与外部世界最前沿的知识做比对和参考，不能自己以为做的是最前沿研究就算最前沿研究了。一项研究如果对同类前沿研究“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很难想象该研究一下子就可以处于学术前沿状态，如果社会因此而浪费人力物力，则甚为可惜。
学者的立场是民族和国家的，但是学者的学术视野更需要的应该是全球性的。新近以彭慕兰和王国斌为主的加州经济史学派，将江南经济与全球史结合在一起，对明清江南为中心之一的全球经济互动给出新颖的解释。这种研究突破如果没有全球经济和整体历史的大视野，是难以取得引人注目、受人尊敬的成就的。类似这样的进步性研究还包括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最近提出的“从周边看中国”的东亚史理解途径。没有全球性视野，我们的研究即使再杰出，可能也只是人家研究议程的一部分，别人出框架出理论，我们出个案研究，为别人研究做补充和证明工作；没有全球视野，我们的研究议题就难以转化为引导别人跟从我们进行研究的议程，就难有学术上的塑造能力。可以说，我们在智力上并不输给任何国家，我们缺少的是全球比对、互动的视野。视野一开，研究道路往往豁然开朗。
学术视野往往取决于个人的研究境界，也就是研究者有没有对人和自然的大爱。研究境界是什么呢？一个亚洲学者，能够不带任何功利意识在非洲一个国家开展研究，并能为这个国家的人民福祉考虑问题，他的研究境界就是与众不同的。一个人的研究完全跟着功利走，那么他的研究境界必定是受局限的。如果我们只爱与自己有关的人，只关心与自己有关的事，只研究与自己利益有关的问题，那么我们的学术境界就永远落后于别人。知识为我所用是对的，但是真正为世界接受的知识是为人类所用的。那些不带个人功利的研究成果才能更为超出中国以外的听众所承认和接受。
第四，概念化能力还有待提高，以产生更多将这个世界加以框架化的知识。
经验如果不能被概念化，我们就只有信息而没有知识，只有主见而没有原则。经验上升为概念，才可以用概念来组织世界、管理世界。
麦当劳的核心概念是什么？不是汉堡包，不是快餐，它甚至没有厨师，而是标准化的快餐制造系统。李约瑟提到古代中国人发明了各式各样精巧的水车，但是就是没有一个中国人将水车原理变成可传授的概念知识，最后对中国水车效率原理进行概念化的，反而是一个欧洲人。
最近我看了一些研究中国现代史上土匪方面的书，但是，能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视野研究土匪现象的不多，能够概括出土匪行为模式的就更少，无数材料的累积却始终不能产生概念化的突变。相比之下，美国学者曼瑟·奥尔森似乎就更高一筹，他在《权力与繁荣》一书中也提到中国的土匪和军阀，尽管寥寥数句，却能够上升为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概念化能力的缺乏，使现今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以归纳性知识为主，演绎性知识相对来说较少。知识的真正力量在于其充满美感的逻辑，而不是堆砌的信息。一个国家要学会组织世界秩序，恐怕需要更多地借助概念性知识。能够提供合理并能为别人接受的概念的国家，在世界事务的管理中就更具备号召力和吸引力。
现在书店里翻译的书好卖，学生不大买中国学者写的书了，复旦大学国年路流动书贩那里，经常看到青年学生成捆地购买英文版《哈佛商业评论》。“数万卷书，不看今朝、不看国人的书”，似乎成了书市一大特点。仔细想想，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书投入的脑力和劳力太少了？在自由选择的知识市场里，消费者不选择那些既无知识又无思想的书，是正常的。随着教育的普及化和信息的平等化，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满足只提供信息而没有思想的知识了，大学教授如果还是照本宣科，大学教授这个职业可能都会消失。在中世纪，一个人只要藏着一本书，就可能凭借对这本书中的知识的垄断而成为教授，现在的教授或者少数人不再可能对信息加以垄断了，人的活力竞相迸发，人人可以阅读，人人都在思考，人人可以写博客出版，且不乏胜过大学教授的精彩之作。从这个角度讲，分析性和概念性知识对学者地位或者国家实力也是至关重要的。
第五，中国目前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以“取经知识”为主，但是“传经知识”极少。
由于知识以本土为主，且缺少概念化能力，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很难成为传经知识并转化为国家的软力量。在知识取经的来源上，我们又偏重西方特别是美国，这种单一渠道的拿来方式对我们形成平衡的知识判断不一定有利。许多美国学者的名气在中国比其在美国还大。
在目前中国以“取经知识”为主的知识格局中，从事取经知识研究或诠释的学者比坐冷板凳从事原创研究的学者更容易吸引消费者注意。取经知识主导的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格局，还影响到对本土文献的定位和保护。文献是一个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资源，当代中国各大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积累了一些有价值有见地的研究论著，它们构成中国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为学者所珍惜、尊重、引用、评估，如此才能将本国的文献资源保护下来，便于后人进一步开展更高层次的研究。语言和知识是国家软实力构造的最重要思维环节，我们以主体性、主动性、能动性思维看待这个问题的话，就应该尊重、保护、向外介绍本土珍贵的文献资源。
取经知识是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传经知识则是要用一整套知识体系去改造世界。我并不是否定取经知识的意义，这甚至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阶段或者与外部世界必不可少的互动过程。但是，任何一个开风气之先和领时代潮流的世界性大国，其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少有以取经为主，一定是以原创性、普世性知识作为传经的抱负和志向的。
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转型的可能
能动思维需要学者和教育管理者具有强烈的文化自主性、文化自觉性和文化自信心，逐步推动能动性知识的生产。当前，国家提出“走出去”战略以及中国广泛的海外利益存在，必然促使国家和私人机构将来投入大量的研究资金，从而极大丰富我们的信息储备，促使我们以更多样性的视角思考中国和世界的前途。
谈了以上有关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不足，可以部分回答前面所说的“钱学森之谜”。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途很悲观？那倒不是，相反，我认为当代中国存在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进步的可能，并且酝酿着一场大的知识变革，这与中国迈向具有全球性影响力大国的步伐是一致的。
第一，许多学科领域的规范化、概念化、国际化在提高，已经积累了只要通过学科间刺激就足以产生突破的成果。
我注意到，最近在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领域同时出现对“关系”概念的界定和发展，就是一个积极动向；政治学领域有关协商民主的研究，法学领域中国传统法律的社会学研究，经济学有关分权和集权的研究，社会学有关信任的研究，还有对中国模式的研究等等，都说明学科的概念化水平在稳步提高。
第二，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学者的全球意识逐渐上升，地方意识渐次下降。
举个例子，国际冷战史学界杰出的中国学者、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张曙光教授曾和我一起交流过一个学术现象。他发现，先前中国学者英文文章的副标题很多是以中国视角探讨某个问题，但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创作的英文文章，则直接就题论题，不再简单地在别人的框架下帮别人做案例研究。他感兴趣的是这种学术范式转变的动力是什么。
再比如，中国学者的人类共同体意识在上升，从人与人类的高度思考中国与世界问题的作品越来越多。然而，关键是，我们在人类共同体意识的前提下，与西方学者的人类共同体意识相比，能够为世界贡献什么样的不同的知识？爱德华·萨伊德在《东方主义》中批判了西方过去在西方中心论框架下，对非西方世界在想像、扭曲、误解下产生的知识。因此，“唯我独尊”前提下的人类共同体意识，难以产生普遍性知识。
我们关于人类共同体的世界观不应该是“唯我独尊”的世界观，而应该比前人、比外人境界更高。如今，各个民族和国家在本地经验和文化中产生了许多地方知识，这些地方知识当然不会被普遍性知识所取代，它们是各民族历史记忆和人类精神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此也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各种文化中成长的人不能相互了解，是当代世界的一个大问题。如果在人类共同体意识下生产出全新的知识，促使不同社会下的人能够互相了解和表达，文明能够相互尊重和沟通，那才是中国文化和知识真正挺立的时候，也将是中国对人类知识的最大贡献。我个人觉得，这也是中国文化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创造性转化的方向之一。
第三，学者的跨学科流动逐渐明显，更多的高校开始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打破专业限制。
注重通识教育，现今的大学里，学生和学者的学科间交流和国际交流越来越多。另外，很多高校建立了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这也反映了学科交融的趋势。
第四，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深入互动，既往受动背景下的取经知识，有可能在对世界的能动性影响中产生传经知识，这可能也是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发生转变的最重要推进因素。
当然，它取决于中国与外部世界在物质互动中如何从受动转为能动。
能动思维需要学者和教育管理者具有强烈的文化自主性、文化自觉性和文化自信心，逐步推动能动性知识的生产。当前，国家提出“走出去”战略以及中国广泛的海外利益存在，必然促使国家和私人机构将来投入大量的研究资金，用于对先前可能与中国根本无关的国家和区域的研究，这将会带动对所在地区的宗教、语言、政治制度和文化、社会结构、经济运行、思想意识、心理机制、文化模式、人类学的全方位研究，从而极大丰富我们的信息储备，促使我们以更多样性的视角思考中国和世界的前途。如果从受动到能动的乾坤大扭转真的出现，我们既往的政治经济社会知识可能被迫发生范式转变。
我们过去习惯以受动的思维思考中国与世界，所以，我们取经却很少传经，向人类一切先进的文明学习。如果我们以能动的思维思考中国与世界，既往在“刺激－反应模式”下产生的实践和知识，都可能要做转化、更新，以适应影响世界的新知识体。
人类知识演进史表明，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美国能够成为不同时期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中心，是与其对世界事务的全面参与密不可分的，更大的格局和视野造就了这些国家知识的不断更新和突破。因此，中国现在对世界事务的深度参与，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转型是个历史性机遇。我个人觉得，新的知识本体更有可能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而不是在回到传统国故中的中学本体，或者唯西学本体的解释框架下——挺立起来。
另外，一个难得的机遇是，当前的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与世界一起，面临许多共同的世界性课题，如旧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对物质主义需要普遍反思，多样文明之间如何沟通，如何建立普遍的信任，怎样实行组织变革以胜任对时空越来越紧凑世界的管理等等；与此同时，各个学科越来越感觉到一种压迫，也就是常规知识不够用或无力解释急剧变动的现实，似乎不跳出原有的知识格局并升级到新的知识系统，就有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的困惑。在社会剧烈变动时期，这种压迫感就会越明显。这种现象的出现往往正是知识变革的前奏。
费孝通先生有言：“若我们还想骄傲自己的历史地位，只有在这当前人类共同的课题上，表现出自己的贡献来。”愿以这句话与大家共勉。
人类知识演进史表明，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美国能够成为不同时期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中心，是与其对世界事务的全面参与密不可分的，更大的格局和视野造就了这些国家知识的不断更新和突破。
因此，中国现在对世界事务的深度参与，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转型是个历史性机遇。新的知识本体更有可能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而不是在回到传统国故中的中学本体，或者唯西学本体的解释框架下——挺立起来。
苏长和 讲演者小传
1971年生，安徽巢湖人，199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获法学（国际关系）博士学位，1999年－2006年任教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2006年至今任教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教授、院长，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常务理事。
研究领域为世界政治理论、中国政治与外交、国际组织。已发表中英文论文30余篇，中英文著作（含主编和合著）5部，论著多次获得教育部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著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