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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闳:抛弃工具化的软实力

  所谓“软实力”,我认为是一个很可疑的概念。这个概念有很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国际政治领域内,可能是很有效的。但是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对这样一个提法我觉得应该保持某种程度上的警惕,一个政治幕僚提出的实用的政治概念,跟人文概念的目标应该有所不同。

  在我看来,这个词本身透露出相当浓重的政治功利主义气息。这个被界定为“软”的东西,无论其核心内容究竟如何,一旦作为实力来展示,在动机和效果上和相应的“硬”的东西没有根本性的不同,同样是一种实力的展示,只不过原先是展示肌肉和拳头,现在展示气质和修养。

  在讨论的一开始,强调对这个概念的警惕和批判性的立场,是很有必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判断所谓“软实力”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属于何种性质,价值何在和最终指向什么。否则,它就可能依旧跟“硬实力”一样,是一种攻击性的东西。如果一旦软的也不行了,就将被抛弃,人们可能会相信还是用拳头说话更为有效。这个必要的逻辑前提如果没有得到澄清,后续的谈论都会变成一个危险的东西。

  “软实力”或“硬实力”,词根都是“实力”,软或硬无非是对实力的一种性质界定。但在人文的角度看,软还是硬,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硬实力”是可以看得到的,甚至可能让人畏惧的东西,经济、军事、国土、资源、人口等。而一般来说,“软实力”涉及文化,包括制度、生活方式、精神、价值等层面的东西。

  落实到“软实力”本身,我觉得应该有这么几个层次的东西:一是文化原创力。今天,我们的文化面临的最严重的病症,就是原创力的丧失。无论在经济、产业方面,还是在娱乐、文艺等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山寨版”充斥。一个“山寨大国”,永远不可能成为文化大国,更不可能成为有文化影响力的大国。要么就是拿一些古老、陈旧的东西来翻新一下,看上去色彩斑斓,实则是没有生命的。

  另一个是文化传播力。这是国内舆论在谈到“软实力”的时候强调得比较多的一个方面,比如说传播手段、介质、平台等。但这些方面,更多的属于“硬实力”部分,基本上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实现。表面上看起来传播文化,实际上还是一个硬实力的展示。而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制度制约因素、人才创新因素和价值核心因素,才是文化传播效用的保证。

“软实力”当然也能看得见,但它却并不是要刻意用来展示和表演的东西。展示实力就需要他人的信服,可如果“软实力”的展示未能让他人信服,怎么办?是不是还要动用硬实力强迫信服呢?

  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认同,而认同是诉诸每一个个体的情感、信念、价值取向的自愿的选择。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和潜移默化的过程,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对核心价值的认同。在价值缺失的情况下,文化实际上就面临空洞化,认同危机亦潜伏其中。而缺乏核心价值支撑的文化 “软实力”,还能有多少感召力,是很可疑的。

  刚才崔卫平女士谈到传统文化的价值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十分赞同。不过,崔女士说孔子的价值核心是“礼”,这一点尚有疑问。我觉得孔子思想中的价值核心应该是“仁”,而不是“礼”。“礼”是制度,形式方面的东西,通过礼仪呈现出来精神内核应该是“仁”,否则,表面的礼会被视作某种徒有其表的东西。

  整部《论语》处处讲要复“礼”,但孔子的真实目的却是要实现 “仁”。“礼”是手段,“仁”是目的。然而,在实际的历史实践中,基本上还是把《论语》中的核心价值当成是具体的治国平天下的“权术”。“仁”是一种价值,不是一种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可以立竿见影的实力,因而,真正的仁政在历史上从不曾见过。从这个意义上说,确实是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因为人们把“礼”的一半留了下来,把“仁”的一半抛弃了。

  今天,关注“软实力”成为一种潮流。但正如通常所说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实质上还是把文化当做一种形式化的工具,文化还是属于“礼”的部分,是一种装潢门面的东西,好比过节的时候需要放放鞭炮,敲锣打鼓热闹一下。这些表面看似有吸引力的,实际是一个空壳。上海世博园区乍一看是一个很好的城市空间,但从本质上说,它只是一个舞台而已,是一个被搭台的东西。里面除了游览的人群之外,并没有人居住,没有生活。看上去很美,却不是生活。在这个巨大的舞台上,甚至连经济的戏也并不真正唱。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文化的病症,是一百多年来积劳而成的“进步妄想症”。这种“进步妄想症”把发展和进步神圣化,当成人类生存活动的全部,进而将一切事物工具化,一切为了一个进步的目标。起初是动用经济杠杆的力量,现在发现,单纯的经济活动无法持续发展,于是,还需要有一些文化东西来补充,也就是所谓的“软实力”。一般地看,这一变化显然是一种进步。可是,一旦“软实力”也难以驱动发展的可持续性时,文化照样可以被抛弃,“软实力”照样可以弃之不顾。如果不抛弃这种“进步妄想”的逻辑,所谓的“软实力”依然是一个工具。而工具化的“软实力”,是无法真正成为一种实力的。

  关于“核心价值”问题,需要做更细的论证方可准确地表达。但一些基本东西还是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描述。价值,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是不是普世的,都有一个核心的东西。人之为人,无论是中国、西方还是其他民族,都有一个大体一致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孔子之所以至今还有其精神价值,不是在于他对“礼”的强调,“礼”早就过时,例如见到父母要跪拜等。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仁”通过跟人与他人的关系,来确定自我价值,这一点跟其他民族文化的价值,如基督教西方文化中的“博爱”,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只不过西方更强调个体的主体价值的实现,在个体内在精神的自我完善方面,西方人本主义和中国儒家思想也是相通的。修身,是作为君子的行为习得和自我从外部形态到内在精神的修养和化育,这也是一种人本文化的东西。现代西方文化中的人本主义则强调由知识、教养、博爱精神所建构起来的理性,作为人性的核心部分,这些文化精神在其根本之处都是相通的。重新认识本土文化,寻找与他民族在精神内核中的相通性,并相互补充其不足,这是文化生生不息的驱动力。

  刚才,崔卫平女士谈到了我们讨论“软实力”问题的逻辑起点,我非常赞同,认为必须首先澄清这些问题。作为“软实力”的文化,必须要有普适的、内在的价值核心,以及终极的价值指向。没有这些东西,文化必将沦落为虚空。急功近利的文化传播活动,仍然是一种政治或文化的功利主义在作祟。多少年来,至少是从近代以来中国人已经吃了不少这个苦头。搞一个东西好像很有用,一旦效用不明显,就立即抛弃,再换一个。无论是个人还是社群,还是整个民族至今依然缺乏稳定的、有效的、相对恒久的价值核心,更多是一些临时的替代品。缺乏共同的、整体性的价值核心的认同,文化传播又能传播什么呢?今天传播这个,明天传播那个,最终曲终人散,留下的将还是一片精神的空洞。在这些问题上,人文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担当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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