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达沃斯论坛于9月13日至15日在天津举行，论坛将着重关注后危机时代的议题，主题是“推动可持续增长”。凤凰网财经全程报道，以下为如果美国在2011年复苏时没有产生新的就业主题论坛全部实录：
主持人乔舒亚—库珀—拉莫：非常欢迎大家参加这节讨论，我们这节讨论的题目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话题，两年之前大家可能完全没有想象到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也没有想象到美国会出现长达这么久，高达10%的失业率，而且持续到今天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来讨论这样的问题，在金融危机两年之后的今天，或者说三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回首金融危机在2009年的4月份，美国的失业率超过10%之后，我们之后就进入了持续的高失业率的情况环境，从这样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讨论在美国2011年经济复苏过程中，如果不能产生新的就业，怎么办？这是头版头条的，1976年的时候他们提出的一个关于滞涨的头版头条的标题。
今天我们大家都在讨论，大部分的专家，包括我们台上所坐的马丁—沃尔夫，经济时报副总编兼首席评论员，他也曾经讲过，美国的失业率有三个不同的情况，伯南克曾经讲过，在最坏的情况下，在最坏的三种方案当中出现的情况是8.7%，但是在去年4月份已经完全突破了这样的比例，达到了10%以上。而且发生这么高的失业率之后，重新恢复就业的速度非常地慢，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是美国经济的结构发生了重大的调整，而且世界经济也会受到影响，也会引发世界经济结构发生重大的调整。所以今天非常期待听台上各位嘉宾你们的观点，你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
这节讨论其实是一个在座的听众举手发表你们的观点，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应对，如果失业率居高不下，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在会议当中，大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大家一起以开放的态度，以透明的态度来讨论我们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过去的24个月当中，我们在金融危机两年多之后，我们一直在观察，我们现在要直面一个问题，如果美国在2011年复苏的时候，不能产生就业怎么办？
马丁—沃尔夫：我们首先来考虑一下我们目前的情况。先看一个非常宏观的大面的情况，美国经济在过去两三年当中，经济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因为根据GDP的角度来看还是不错的。但是失业率是非常地高。从产出的角度来讲，美联储还有财政部门看到美国的产出已经接近了金融危机之前的情况，美国的产出已经达到了金融危机之前的情况，而大部分的大的工业化经济体目前还是没有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情况，所以从经济产出的角度来讲，从GDP角度来讲，美国的恢复还是不错，当然我们讲美国在复苏还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另外看劳动力市场，看德国的情况，英国的情况，这些国家做很多努力，政府做了很多工作，保护劳工的利益，帮助他们找工作，帮助劳工修复就业，在美国这方面做得不够好。我们看的角度来看，我们至少增长要达到3%以上才能够出现就业的恢复。
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可能性，有一种可能表现非常好，就是美国的企业有很多的现金，利润非常地高，他们开始新一轮大规模的投资，这也是有可能的，我相信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可能性，就是大家太谨慎了，太紧张了，所有的美国企业总觉得还需要再等一等看，还需要积累更多的资金，不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进入新一轮的衰退甚至进入更深层次的经济衰退。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紧张了，才需要来讨论我们的政治家，我们的商借领袖怎么应对后面坏的可能性。
主持人乔舒亚—库珀—拉莫：现在研究失业率的特点和特性是什么，现在有很多的人问这样的问题，我们美国失业率这么高，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是经济的结构在发生变化呢？还是别的什么样的原因，究竟这背后深层次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如此高的失业率。还只是一个周期性的情况，还是究竟深层次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究竟是什么原因？
马丁—沃尔夫：在美国做了很多辩论，很多人有观点的分歧。凯恩斯学的支持者，他们讲完全是周期性的变化，其实美国的基本的结构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只是需求和供应方面出现了周期性的变化。如果我们的需求大幅度的上升，如果美国的企业进行大量的投资，肯定会产生新一轮的就业，这个只是从需求的角度来讲现在需求不足。另外我们前一段时间产生的大规模的信贷宽松的环境，后来引发了金融危机，导致了经济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以前在信贷泡沫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一系列就业，就消失了。所以这种建立在泡沫基础上的就业消失之后，就会产生目前高水平的失业率的数字。这个是一种观点。另外，当然有人认为可能是结构性的变化，美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主持人乔舒亚—库珀—拉莫：作为经济学家肯定有分歧，肯定有很多不同的观点。现在大家等着看奥巴马总统，对经济是什么样的观点。
马丁—沃尔夫：我个人认为目前的需求是很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临时性的失业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可能未来两年、三年、四年，可能就慢慢地退出劳动力市场，他们的技能也慢慢消失了，他们的需求可能永远性消失了。从这个角度来讲，暂时性的需求不足，可能慢慢会产生一种比较持续性的效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还是有点担忧。所以我是有谨慎的悲观对未来的失业。你即使是周期性的变化，暂时性的失业，可能会引发结构性的变化，普遍导致某些就业岗位永久性消失甚至导致有些人永久性的退出劳动力市场，这就会产生最终的实质性、结构性变化的结果。
主持人乔舒亚—库珀—拉莫：大家在座有没有经济学家，我们问一下在座的经济学家的意见，你是结构性的变化还是周期性的变化？是暂时性的，还是根本性的结构性的变化？刚才举手的是结构性的变化，
马丁—沃尔夫：我们觉得还是周期性的变化，可能是经济周期所产生的，奥巴马的观点。
主持人乔舒亚—库珀—拉莫：Jackson你和很多学生打交道，学生在找工作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大的问题，你觉得你们学校毕业的学生是不是产生一些就业方面的困难？
雪莉—安—杰克逊：我是伦斯勒理工学院的院长，这是美国最古老的理工学院，大家知道麻省理工学院，我们可能是小一点的麻省理工大学，但是我们在理工科方面是非常强的，当然我们有人文的学科，包括媒体管理等等，也是比较强的。我们的学生他们来自各个地区，其中我们有高中非常好的学生，最顶尖的学生来我们这里，我们还有国际留学生，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非常受欢迎的，我们的理工科包括在设计方面，都是非常有名的。
当我们讲美国高等教育领域或者大学，需要讲几点。首先这个领域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因为公立的高等教育和私立的高等教育也是不一样的，很多公立高校他们受影响比较大，因为很多是政府预算资金提供给他们，来进行经营的。所以主要的州立大学从各个州政府财政收入当中拨款给他们来经营的，所以一旦出现一些问题，他们就会产生他们自己财政方面的紧张。很多美国的私立的高校或者大学，他们的筹款渠道是不一样。但是真正最大的问题是有一系列的结构性的变化，刚才马丁—沃尔夫讲过经济在就业方面有一些结构性的变化，但是在教育方面也有这样的变化。一个是更庞大的全球的力量，刚才马丁就讲到了，在美国家庭的一些变化，他们的选择，他们承担高等教育的能力，同时他们到底能不能负担得起高等教育，这种观点也发生了变化，他们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大家对价格很敏感，所以对于高等教育的成本是很担心的。因此有些人就做出了相应的选择。本来可以上四年大学的那些学生去两年的高等教育，有些本来打算去私立大学去了公立大学，而且那些去私立大学的人需要更多的财务的支持。但这是不是本身还是是一个好事呢？只不过看上去目前有一点吓人。这恐怕会影响到高等教育的组织方式以及大学管理的方式。
主持人乔舒亚—库珀—拉莫：如果是2011年坐在这里，你的学生大概2014、2015年毕业，如果还是9%到11%的失业率，我们叫奥巴马的9.11，你觉得会影响到高等教育体系哪些方面？
雪莉—安—杰克逊：我觉得在大学，最终还是会有一些最大的机会，尽管会有部分的失业情况。因为这些大学很多是研究性的大学，他们是创新的发动机，他们所教育的技能也是人们所需要的技能，所以我是希望我们在这里探讨的是新的经济，在其中创新作用很重要。
主持人乔舒亚—库珀—拉莫：首先请迈克发言，我在前排看到在座，我知道他是中国和世界经济中心的负责人。我一会儿是要来问一下你的意见。想问一下到底美国的高失业率保持多久会对中国发生影响？
雪莉—安—杰克逊：我觉得此外对美国的学生有很多影响。因为很多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都是国际学生，尽管现在对美国的高等教育有很大的需求，尤其是研究生曾经，但是我们世界其他地方都在发展变化，而且是在自己本国的大学也做大学投资，所以说恐怕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可以在其他的地方找到教育的机会。
主持人乔舒亚—库珀—拉莫：说得好，迈克，是不是你来谈谈，我们今天洛杉矶的情况。
迈克尔—D—安东诺维奇：洛杉矶和我们加州其他53个郡一样，整个州的赤字是200亿美金，现在已经过了70天，这个预算还没有出台，现在加州提出了一个建议，那些坐牢的时间还只剩下三年以下的犯人，他们是是要费用由州和郡共担，我们也是有提前释放的要求或者是想法。那么我们共有88个城市，洛杉矶是我们最大的城市之一，而且我们有150万人，他们所生活的社区并不叫做城市，而是叫做所谓的公司组成一样的社区。我们现在是2300亿的预算，如果是州政府以及联邦政府不给我们相应的支持的话，但是我们仍然要提供市政服务，如果我们不提供这种服务的话，就会被诉讼，因为我们一些服务是根据法律必须提供的。
我们现在既然有这些要求，做的工作，如果是州以及州政府不给我们提供相应的支持的话，我们必须免除这些法律责任，否则的话这个没有办法实现的。因为我们是要负责种种的服务，比如说我们是从你出生到你死亡，我们都是要负责照顾市民的。我们还有养老金问题。可能和你的服务提供商都有某种契约的义务。我们现在还面临着破产的可能性。
主持人乔舒亚—库珀—拉莫：好像我们大家没有关注这种问题，确实我们现在面临着很多快速发展的一些问题。
迈克尔—D—安东诺维奇：而且刚才提到了很多服务可能出现问题，我们也有9%到10%的失业率，加州的中部它的失业率几乎可以和底特律媲美，一些地方变成荒地。
主持人乔舒亚—库珀—拉莫：为什么，难道对产品的需求下降了吗？
迈克尔—D—安东诺维奇：之前是渔业出了问题，所以就减少了水的面积，后来变成了荒地。这也是涉及到很多的联邦、州政府以及立法等一系列的问题，就影响到了加州中部。在加州南部，我们一直是缺水的，是严重依赖水的。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还可能出现超通胀的问题。而这些本地政府是要提供其他的公共服务以及公共安全等，这确实非常地为难。现在这种高失业率就必须要求政府做得很好，把失业的人能够提高，但是实际上高失业率让事情非常地恶化。很多的问题是更高层次的，政府所造成的，他们大肆地铺张浪费，但是最后出现一些问题，反而让我们低层一级的政府要来承担这个后果。
主持人乔舒亚—库珀—拉莫：现在请你谈谈对高失业率的问题，大概一年前奥巴马政府曾经说绝对不会超过10%。
玛格丽—克劳斯：这是政府在预期未来情况的时候，使用了一些传统的工具，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非传统性的，很多人没有看出这种问题，马丁看出来了。因为这是需要大胆地行动的。我觉得有一点是恐怕大家还没有完全理解的就是美国国外的人，因为美国的政府体系不是一种一体化的体系，这个时候你面对艰难问题的时候，对国家是不利的，现在两个政党是彼此指责大喊大叫，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美国人民的情绪，马上进入11月大选，这是比较危险的。我认为奥巴马当年当选就是他要实现变革，但是实际上他讲的是程序的变革，并不是正确的变革，他是希望能够实现跨党派的合作，然后实现合作，正是本着这个纲领，获得很多选票，而且觉得不是民主党人，不是共和党的人，更要支持他。现在很多人觉得他是被误导了，等于像买了东西后悔了一样。
主持人乔舒亚—库珀—拉莫：我想问一下在座的美国人，多少人认为奥巴马总统就是一届总统，不会再当选了，谁会认为他会再次当选，请举手。再问一下非美国人，他只能当一届，对于非美国人来讲，谁会认为他会再次当选。
玛格丽—克劳斯：有一点很有意思，我认为美国境外人们的观点很有意思，因为在美国境外也是生活过很长时间，好像美国国外有一种观点，觉得奥巴马确实是很大的变革，代表了方向的变革，改变了美国在世界上形势的方式，合作的方式加强了，注重多边的解决方式，世界上觉得这是好事，我本人也同意，在美国国外，大家所关注的就是今天讨论的问题我的孩子怎么上大学，每天早上起来干什么，我的钱怎么花，这是我的生活，我孩子，我孙子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比我好，还是比我差，美国的人并不是很在乎美国国外人的看法，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二元悖论，首先大概70%到80%的美国人都觉得现在经济方向不对，而且没有信心。这酒席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一会会讲。有可能包括消费者的支出等等。
另外当美国人的情绪变成了这样，而且越来越向内，国会的政策受到影响，因为国会是人们民意的反映，这样会出现保护主义或者反对中国的一种情绪。由于这种情绪会产生很多的情况。
主持人乔舒亚—库珀—拉莫：您本人是反对贸易战对不对？
玛格丽—克劳斯：是的。
主持人乔舒亚—库珀—拉莫：也是非常有远见的经济学家，请他说一下，清华的李稻葵先生。
美国已经连续两年有9%到11%的失业率，从中国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稻葵：我们非常担忧，我们了解美国政治的本质，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时候人民币汇率就会成为替罪羊，在国会受到指责。就算是白宫不指责，国会会大肆指责，我想借此机会来敦请我们的美国朋友、欧盟的朋友和英国的朋友能够有新的思维，找到新的协作方式，实现中国、美国和欧洲的合作。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必须要走向深入，也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合作必须要超越中南海和白宫之间的合作，我们必须要介入到县到县，郡到郡的层次，中国必须要走出去，和向洛杉矶去，或者是底特律相应的郡县方面的合作，这样我们就可以帮助美国的结构性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实现共同繁荣。
主持人乔舒亚—库珀—拉莫：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处在系统化的环境当中，所有一切都是彼此相连，比如次贷，影响到了实体经济，刚才李稻葵的意见就是美国的失业，事实上是会影响到汇率政策。
一国政府的改变可能影响到另一国政府的形势。对于这些变革，可以说中国目前有很强大的公民社会，比如很多非政府组织，他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领域提供很大的支持，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Kraus：我觉得在那些城市，非政府组织他最好能够准备一下他们的工作履历，比如他们做一些培训，因为在美国，他们变化的人也想加入到美国的主流基地，他们是在服务当中的培训就是帮助这些人找到了工作，这是根本的方式。政府也提供了资金的支持，让非政府组织这样做，现在是结构性的失业，现在这种模式不奏效了，我们现在有点像在煤矿当中的向导一样，有点像上面的金丝鸟，我们发现对正常的雇主没法提供正常的就业机会，现在是结构性的失业，如果你生活在穷困的社区，就很有可能失业，不管是联邦政府提供了培训的项目支持，都是如此。现在我们应该有不同的创作就业的项目，
这样的培训战略是非常重要的，我同时也在哈佛大学带一些课，有一些学生来的时候，在毕业的时候需要学生可能花三个多月的时间才能够去找工作，还需要世袭等等，哈佛大学毕业生尚且如此，我们看其他劳动力市场当中的人，更加需要给他们提供培训，从联邦政府的角度来讲，还是非政府组织来讲，一定要改变现有的模式，提高劳动力市场再培训的速度。
主持人乔舒亚—库珀—拉莫：有没有关于长期的结构性的失业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Antonovich：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回答政府对失业的关联性的问题，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些变化，可能是欧洲的经验吧。大部分的人，有工作的这部分人，大家都觉得很舒服，他们能够保住这样的工作。但是他们也不会担心高失业率，所以在欧洲大部分的情况下，在70年代之前，在整个欧洲失业率大概是2%甚至2%以下，到80年代以后，上升到10%，会产生革命性的政治变革吗？不会。大家都会适应，慢慢就适应下来了。
有工作的人在工作，没工作的人干嘛干嘛，或者抓进监狱，关起来，大家都会适应这种情况，不会产生变革性的政治动荡，失业率不会产生这个问题，欧洲的经验就是告诉我们这点。
还有一个问题在失业和政治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就是回答你刚才问的政治家能够做些什么，政府能做什么，使失业的情况有所缓减，有三个大概你可以做的事情，第一产生需求，创造内需这是很重要的。你需要有非常庞大的或者更加积极的一套配套措施，特别是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要更加地积极，来刺激产生大量的需求。第二，你需要去设立一个在微观层面的刺激性或者激励性的措施，这种激励措施或者激励政策往往能够刺激企业也好或者其他组织也好，来更多地聘用相关的人员，包括税收方面的激励措施，或者对一些开支的政策结构进行调整，需要有一些基本的激励政策。
第三，可以做的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支持性的补贴，德国有一个很好的劳动力市场内部的缓冲机制，比如说培训课程，一些再就业的计划，你做一些政府财政的投入和补贴，来作为缓冲机制，帮助劳动力市场当中面临失业危险的人。所以让更多的失业的人或者面临失业危险的人具有更强的技能。
这三个是我们可以做的。从美国现在的情况来讲，其实目前的这一轮的经济衰退是很微弱的经济衰退，不是很严重的经济衰退。
Aubry：刚才在谈激励措施的问题，我也是一个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是妇女企业家组成的委员会，有一些是小规模的，小型企业的业主，他们也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在服务行业，在创新领域，也产生了很多的就业机会，他们普遍有一个担忧，当有很多的创业者，小型的企业，他们很难获得税收方面的优惠，对于一些小规模的企业来说，中小型企业来说，他们可能投资有限，他们在基层的角度，要想解决这样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是有一些规模或者能力方面的问题，因为联邦政府的一些政策可能惠及不到他们。
马丁—沃尔夫：税率的问题还有一些边际税率的问题，的确是一个具体的技术性的问题。我也不相信一个简简单单，一个孤立的政策调整，会产生出就业的机会，对于一些小型企业来说，税收的减免或者税收的政策可能会有一些象征性的意义，但是我始终觉得这种比较孤立的税收政策它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的意义。
当然还涉及到比例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来真正地利用一个合适的税率，刺激就业。所以在美国近期税收政策方面的辩论，让我感到很失望，其实这也是很大的问题。
Antonovich：在加州的税已经比较高了，比如销售税，州的税大概10%，另外还有10.4%的税。我们希望能够推动私营企业，因为私营企业在就业方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政策来推动或者刺激私营企业能够更多地来招聘员工。以前里根总统的时候有两位数的通货膨胀，所以他也采取了相关的措施来刺激经济，使经济能够增长。在地方政府也是一样，他们也有本地的法律，有些破产的法律。这个就像22条军规一样，我们需要有，需要给他们提供好+培训，我们需要有好的奖学金，我们要给学生一些帮助，让他们能够获得好的分数，进入一个好的高校。我们的大学他们也要去关注一些学术方面的研究，所以我们需要回到有更多的医生，有更多的理工科毕业生，有更多的工程师这样年代。我们在美国，有的时候其实需要做很多的调整，整个人力资源和人力市场的结构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化。
Kraus：我们看到小规模的税率的变化，对于美国失业人口的影响，从我的角度讲，我有不同的观点。其实在美国不是太大的问题，好像变成很大的问题，好像把税收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我们所采取的一系列的创造就业的措施，包括税率方面的调整，从根本上来讲，其实是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来共同合作。
美国的政治环境在未来会发生什么变化，如果我们持续保持9%到11%的失业率。我们想人们会非常地担忧，美国的老百姓会有更多的右翼的看法。奥巴马总统可以说是成功地消除了滞涨的可能性。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社会创新，在美国我们可以创造出一些新形势的创造就业的机制或者战略。如果我们这样的一种创新，微粒两年能够持续下去的话，我们相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主持人乔舒亚—库珀—拉莫：Jackson呢？
Jackson：我自己个人不是经济学家，我是物理的，在过去60年当中，如果回顾过去50、60年，我们观察过去50、60年就业率的情况，我们讲制造业还有建筑业，我们看到有两百万的制造业的岗位消失了，有300万的建筑行业的岗位消失了。你可以问这样的问题，这些领域是出现大量失业的领域，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看制造业失业的情况占整个失业的比例。我们看过去一些年当中美国的制造业情况，从40年代开始，制造业就业人口上升的就是40年代，除了40年代的情况以外，整个的40年代之后的美国制造业的失业率一直是在上升，就业率一直在下降。我们再看生产力的情况，女性参加工作，每个美国的家庭可以保持比较高的收入水平，大家工作时间也在延长，大家现在到了一个比较高点的水平，大家开始考虑家庭的价值，然后我们看到泡沫，然后泡沫破裂。这个就直接的影响了像建筑业等等就业的情况。所以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大的背景底下看它的上下文，看它的原因。
但是创新才是关键，创新和教育。好像我们都没有时间来谈这些问题，我们总是在谈要有多少汇率差异，可能是3%，5%，12%，各个市区确实被压榨干了，我所处的地方也是有这种感觉。我们可以从早谈到晚，而关键是我们接下去还愿意在什么方面来投资，你需要看到什么样的创新政策呢？首先我们有四个要求， 一个需要有战略的关注，我们有哪些共同的目标，我们这个世界发展方向是什么。我们在哪些领域真得应该投资。
主持人乔舒亚—库珀—拉莫：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战略重点呢？
Jackson：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关注能源安全问题，然后是水，水问题已经是美国的大问题。
主持人乔舒亚—库珀—拉莫：美国历史上有最庞大的新能源项目，你觉得还不够吗？
Jackson：本届总统，我正好也是他咨询委员会的成员，确实他在绿色能源方面的投资和关注都是更高，再看一下人口的变化，人们在老龄化，医疗保健，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主持人乔舒亚—库珀—拉莫：可是刚刚通过了医保改革方案呀。
Jackson：我们怎么样给人们提供所需要的保健和控制成本，我们需要有新的技术以及医疗服务交付方式的创新。在医疗保健的组织方式以及如何通过技术来进行优化等等，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需要实现能源安全，保护环境，并且我们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需要医疗保健，这些都是应该我们需要有的投资的战略关注。
第二，我们必须有突破性的想法，负责没有这些有突破想法的人的话，我们就不会实现任何的突破，因此我们对基础研究必须要不断地进行投入，而且有相应的体系，能够赞助那些创新者和创业者。
第三，我们需要有基础设施，我们需要有新类型的基础设施，我们需要重新修路，我们要把我们电网的问题也搞好。再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投资宽带网络的建设，另外如果我们有了智能电网，我们应该怎么走。
主持人乔舒亚—库珀—拉莫：但是本届总统已经提出了最为雄心勃勃的因特网的建设计划，你觉得不够吗？
Jackson：我们必须有多部门的合作。
主持人乔舒亚—库珀—拉莫：很抱歉，我老是打断你，但是要向人们解释清楚。
Jackson：这个也要靠私人部门的参与，大学必须教育人们能够做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原子弹，没有是哪个部门能做好所有的事情，我们必须让各个部门参与进来，让整个公民讨论这些问题，除非我们进行全面的讨论，并且实现这些投资，否则的话我们就不能够有进步，最后我们也是要好基础教育。
主持人乔舒亚—库珀—拉莫：可是奥巴马总统在近4年当中推出的教育计划最为雄心勃勃的，你觉得还不够吗？
Jackson：我觉得这个领域是选对了，但是在他的郡里面，在他的城市里面，还要面对很多问题，很多进入高等学院的人基础没有打好，基础教育是一个起点，我们必须要从头到尾做好。
主持人乔舒亚—库珀—拉莫：我在过去的八年当中一直生活在中国，10月份就要公开十二五计划了，也有高层次的计划，您是既在处理教育问题，而且你深深与商业界有所交往，如果你要为美国制定一个十二五计划，你会有哪些不同建议提出呢？
Jackson：有几点不同，第一，我们必须做出在关键领域的根本研究的投资，而且我们也是要让公司继续保持积极性，来做研发，做创新。而且我们也是要找到方式，让公司能够重新做好自己的基础设置，比如厂房、设备，都必须让他升级改造，达到现代的标准，此外再加上相应的税收政策。然后进行基础设施共享，然后我们关键最后从根本上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我们可以谈企业家精神，谈创新，但是创新他来自创新者，如果你们对于教育不重视，不是从小的时候就抓起直到高等教育都保持重视的话，那么这就会有问题了。我们在做十二五计划的时候，必须认识到是什么使美国成为最强大的国家。
Aubry：我觉得和中国的五年计划不一样，奥巴马有了那么多的想法，不管你同不同意他的意见，我们的政治结构，现在就是完全失效了，不工作了，就算是有大胆的想法，能够去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的政府现在是分裂的，我们现在缺少相应的政治意愿做下去，我们没有办法执行，我们就算一些想法很了不起，也没有办法执行。
主持人乔舒亚—库珀—拉莫：假设再过两年我 还是保持9%到11%的失业率，你觉得美国政治是更加分裂，还是更加融合？
Aubry：马丁和我也谈到过，现在和过去不同，在过去我们的电视网络会向大家展示比较一致的世界观点，但是美国现在的沟通体系其实也是有了很多的分支，大家想看的东西都是他们想看的，所以说现在比以往更难打造一种共识，但是我们有更多的两党纷争还是减少两党纷争，这也就是必须要看我们大家有什么共同的关注点，来自于哪里。我作为现实主义者，我认为我们现在在国会，如果更加一致的话，可能会更加容易一点。再过两年，我们会进行总统大选了，所以肯定不可能是比较协和一致的，肯定是比较分裂的。
主持人乔舒亚—库珀—拉莫：现在我们有请下面的听众发言。
左边在中国恐怕有特殊的含义。
听众托尼梅勒：我是在香港和东京的对冲基金的管理者，我们讲到了一些风险，一些争议，我想问一下Wolf和Ramo先生，你们认为我们怎么会变得这么糟的，而且你认为中国人民币的固定汇率制以及中国的政策是不是促成了美国在过去十年当中可以大举举债，是不是也要为美国的问题付一定的责任？
马丁—沃尔夫：我就知道会的问题，有人就追着我问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样的事是世界上最严重的政策扭曲，我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你买了很多国库券，也不需要浪费在建很多没人住的楼上面，而且金融系统是如此地脆弱，一点风吹草动就会有问题，我觉得在危机当中，这是一个大的背景。我觉得在均衡的世界当中，恐怕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但是对于西方金融体制有问题，中国还是要承担一定的指责的。
主持人乔舒亚—库珀—拉莫：我想问一下在对冲基金群体当中，你们是不是也普遍认为要指责中国，另外你也在东京运作，那么过去的一年当中，中国也大举地购买了日本的国债，你怎么看待？
托尼梅勒：我觉得Wolf的观点，我恐怕是完全同意的。但是美国的政治体系，他确实认为中国要被受指责。讲到日本，在就业的保护当中，他们10年、15年经济下滑，但是失业率从来没有超过5%，我觉得是不是美国可以从这方面好好学习一下。
美国的听众：在这里，在企业界，都谈到了很多关于不确定性的问题，谈到了风险，那么有的人说奥巴马增加了大量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和里根当年把税收从70%降到28%一样，他也在医疗健康方面，在炭排放方面，在很多法案方面都是有很大的变革，引入了很多不确定性，您觉得这种不确定性是不是影响了这方面的决策呢？
Jackson：我认为监管上的确定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投资和其他决策的基础。所以我同意你的意见。但是这恐怕是整个政治体系的问题。
Aubry：我们很多客户，很多公司都必须留一定的资金储备，来应对这种不确定性。
主持人乔舒亚—库珀—拉莫：这个不确定性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他们在指责政府，觉得他们的政策呢还是确实不确定呢？
Aubry：很多公司不知道，大概再过五年之后，医疗的成本是多少，现在有很多新的法律，需要很长的时间消化理解，而且长期来讲，到底税收政策是什么样，大家也不是很确定。
听众：我想问马丁一个问题。二战可以说大胆地刺激了需求，而且也是促进了创新的发展，不管是无线电，还是交通，还是空中交通，可以说二战之后很快地偿还了债务。现在不断刺激需求，增加需求，建路什么的，我想问一下我们有什么保证真的能够刺激创新，能够让我们有朝一日很快把我们的债务偿还，而不至于让我们的货币垮掉。
马丁—沃尔夫：首先很多美国人相信所有的美国经济都是建立在私营经济的基础之上，其实美国政府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可能都忽略了美国政府所发挥的作用。美国其实在世界上仍然是创新的先驱，不管是在什么领域，包括金融领域。也不管是什么原因，可能是美国的教育体制。大家可能会批评美国的金融体制，会批评美国政府的管理机制，但是不管怎么样，美国的创新能力还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这个是美国竞争能力真真正正所在。从创新政策角度，工业政策角度，所以美国政府一定要非常重视，继续维持创新的能力和工业政策。但是现在目前来看，我们有这样的担忧，美国的金融体制还有整个的经济发展在失业率高达9%到11%的情况下，会继续分裂呢还是会进一步融合，我觉得应该会出现进一步的分化的情况。我们看到奥巴马总统，希望他能改变这样一种局面。
主持人乔舒亚—库珀—拉莫：参加这节讨论会的嘉宾大家一起对他们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