韬光养晦这个外交战略指导思想，是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六四”风波之后提出来的，当时中国面临着国内动乱、国际孤立的严峻局面。这是邓小平根据当时特殊的国内外环境提出的。
就当时的环境来讲，这个战略有巨大的历史功绩，使得中国避开了西方国家的锋芒，赢得了宝贵的战略机遇，可以聚精会神于国内的经济建设，而且使中国比较顺利地融入了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社会，也得到了“冷战”结束之后的和平红利。总的来讲这个方针为中国过去20年里的迅猛崛起铺平了道路。
但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不断增长，在崛起已基本成为不争现实的今天，这一方针是否依然适用，已经引起国内外国际关系学术与政策界的热烈讨论。尤其是去年以来中国外交遇到了种种新挑战，使这样的讨论有了更大的紧迫性。
我认为在中国全面崛起的大背景下，韬光养晦已经不适应中国外交的当今现实和长远需要，中国外交需要新的战略指导思想和理论框架。有几点理由。
第一，韬光养晦从一开始提出来的时候，就是说给国内听的，并不是中国对外宣示的外交战略。在中国正式的外交文件中，从来没有公开用过这四个字。但这个话一旦传到西方世界，就造成了一定的误解。美国等国家的一些人认为，这个说法意味着中国有隐藏的野心，暂时隐忍不露，等到国力强大后就要称霸世界。所以对于国际话语权的掌控来说，这四个字并没有起到什么积极作用。如果说在中国羸弱的时候，提韬光养晦还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当中国已经强大到一定程度，再这么讲，可信度就不怎么高了，因为中国的光芒已经遮不住了。
第二，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受其国力影响与制约。虽然这些年中国的外交提法多年不变，但中国国力增长的现实，已经逐渐反映在了中国的外交实践中。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分量不断提高，从去年初对美国对台军售的强硬反应，到对美国黄海军演的强烈反弹，再到中日钓鱼岛争议，都表明了中国外交趋向强势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把外交理念概括为韬光养晦，就显得不够真诚。正因为这个原因，胡锦涛去年已经将这一战略稍加调整，提出“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加上“积极”二字，意义非同小可。
第三，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对自身国家利益的界定，必然会有一个扩大化的趋势。过去中国可以认为自己是个地区性国家，没有全球性利益，不用管世界上的很多事。但现在，中国的经贸利益、海洋利益、在非洲拉美的地缘政治利益、在外层空间的利益等，都在增长。中国的经济发展，要靠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自己的利益。例如去年中国将南海界定为国家利益，也在西方引起了一定的反弹。中国的新外交战略和理念需要像美国外交那样，把这些不断增长的利益讲清楚、道明白。戴秉国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说成是中国的对外战略，把中国的战略意图归纳为“和平发展”，有流于空泛之嫌，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会公然把战争作为自己的对外战略。
第四，中国的崛起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这也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责任论”的呼声越来越强，也是必然的。有时中国不想当头，但是形势比人强，在G20、朝鲜、伊朗等问题上，你不想当头也得当。中国要像过去那样保持低调，作壁上观，搭别国的便车，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与其那样，还不如因势利导，变被动为主动，在新形势下规划新外交战略，要做贡献，也要回报。
总之，韬光养晦的一些具体做法可以延续，但这个概念已经到了修正的时候。最近几年胡锦涛强调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国家也要体现在外交思想上。我一直关注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对外发言，比如温家宝去年在联大的讲话，谈到国内问题时，讲的是声情并茂，谈到外交时，基本还是过去的那一套话语，使其他国家认为中国在外交上没有新意。韬光养晦作为一种对外宣示的外交战略，已不合时宜。在外交理念上，中国也需要与时俱进，需要与外交实践一致的新指导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