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定剑2008年3月在“岭南大讲坛”上的演讲
若要在20世纪里发生的诸多进步当中选择一项最重要的,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民主的盛兴。
——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迪亚•森
主持人何雪峰:昨天阴雨绵绵,今天阳光明媚,我们很荣幸请到了著名法学家蔡定剑博士,我们欢迎他。今天蔡老师的演讲和民主有关,即“民主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中恰恰缺的是民主。在近代以来,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民提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可是,百年来民主可谓是“一路沧桑”,民主到底是什么东西?去年有一篇文章,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在百年来中国追求民主的过程中,也有很多奇怪的声音,有一种声音说“中国人素质不行,不能搞民主”。我前两天看一个节目“铿锵三人行”,说中国有这样的大雪灾,去年还是前年美国也有卡特里娜飓风,中国有这么大的雪灾,50万人在火车站,也没有发生抢劫等行为,这说明中国人的素质很高,那么中国人怎么追求民主就不行了呢?我们今天就有请蔡定剑给我们阐述民主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反腐败的关系。下面我把时间留给蔡定剑博士。
蔡定剑:尊敬的各位嘉宾,非常感谢广州市民这么热情地渴望学术思想,我看在座的有学生、干部、知识分子,还有市民和农民,觉得很感动。记得在2004年也是《南方都市报》邀请我来广州作一个讲座,那是谈中国宪政百年的历史和经验教训。三年后再有机会来跟大家讲民主的问题,是因为还是很有必要谈这样的问题。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民主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来,民主是一个常识问题,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就是为了民主而奋斗,民主写进了我们国家的宪法和许多重要的文件,民主从五四运动以来就被确定为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民主与科学”,民主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为什么近几年来反而成了问题,以至于需要说“民主是个好东西”,说明有人在说民主是个坏东西。近两年我到处为民主辩护,就是因为我们又面临着新的挑战,特别是近年来,一些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特别是经济精英,对民主提出了很多质疑,甚至是批判。他们一个最直接的理由就是民主不利于经济发展,不利于提高效率,对民主有恐惧症,认为民主会影响稳定。改革开放以来,也有人说民主会产生腐败,不利于反腐败。有的人说,民主,中国人搞不了,中国人的素质太低了。这就对基本的素质信念提出了挑战。我就觉得有必要反复谈民主,使它真正成为中国人的信念。中国在30年改革开放以后,将向何处去?要不要向民主制度转型?这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成果能不能保住和社会有没有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民主盛兴才是20世纪最伟大的奇迹!
今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2007年中国GDP总量34200多亿美元,居世界第四位。十多年来经济年平均增长率约10.6%,人均GDP 2460美元,居世界第104位。中国经济像一个巨人一样迅速崛起。截至2007年底,中国累计对外投资近千亿美元,其中以并购方式实现直接投资61亿美元。中国以强大的国有企业和政府金融资金开始了第一轮对海外的并购高潮:中国工商银行以54.6亿美元收购南非标准银行20%的股权,成为该行第一大股东。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以26亿美元收购欧洲富通集团股权。中信证券以10亿美元从贝尔斯登手中获得40年期可转换优先证券,占贝尔斯登公司总股本的6%。民生银行以近3.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美国联合银行控股公司9.9%的股份。中国国家电网以约39.5亿美元的价格,获得了菲律宾电网未来25年的经营权。中国移动顺利收购了巴基斯坦巴科泰尔(Paktel)公司。2007年9月,中国政府挂牌成立了中国投资公司,以约30亿美元入股美国最大的私募基金——黑石集团。
对此,人们洋溢着骄傲和喜悦这是很自然的。但有人认为,这只是中国人创造的奇迹,并用它来证明中国改革的成功,而不需要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十分错误的。我今天要说的是,第一,30年经济上的成就并不只是中国人创造的奇迹。第二,没有改革开放初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今天的经济成就,也不可能有经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从历史经验看,一个社会只要统治者不发动战争和进行内部斗争,没有太大的社会矛盾和民族宗教冲突,政府让人们休养生息,并辅以适当的经济支持措施,这个社会的经济就能较快发展,30年就能使一个国家富裕。不仅在中国如此,在世界其他经济发展的地方也都不乏这样的例子。随便举几个例子,用事实证明。
第一个例子,欧洲的经济发展,在战后大概就是30年的时间。二战摧毁了整个欧洲,一片废墟。从战后的1946年到1975年(70年代中期),欧洲经济高速发展,GDP增长差不多也是9%,战后欧洲的富强也不过就是30年的时间。
第二个例子,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是1955~1973年,大概是18年GDP增加了12.5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0倍多,年均增长9.8%。其中1961~1971年的10年间,实行国民收入的倍增计划,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翻番计划”,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0%以上,最高的达16%。日本1955年的GDP不足美国的10%,到1995年达到了4万亿美元,达到了美国的73%,人均GDP达到了4万多美元。日本在70年代以前,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发展速度,国民经济翻了数番。
第三个例子就是韩国,韩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是1962~1991年,GDP从1962年的23.6亿美元发展到1991年的2800多亿美元,人均从1962年的87美元上升到1991年的6498美元,年均增长率是16%。
第四个例子是我国的台湾。台湾经济高速发展期是1963~1986年,经济增长率达10%以上,1986年国民生产总值约为776亿美元,人均GDP约3939美元 ,到1989年人均GDP达到7518美元 。
我们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到,在经济正常发展的国家,差不多有30年的时间,经济增长率都可以在10%以上。我们国家的发展速度也是这样,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大概相当于日本70年代的经济水平,相当于韩国和我国台湾80年代的水平。从人均GDP来讲,我们的差距还很大。
不要说现代有世界先进的科技和信息传播技术,发展追赶的速度会更快,就是在古代,我们的祖先也是很能创造财富的。中国古代有所谓的“汉唐盛世”、“乾隆盛世”,你看历史,一个“盛世”的创造不过也就是二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古代有一半时间在打仗,还有各种灾害带来的混乱。但只要和平,日子就会好起来。汉武帝创造了盛世,汉武帝在位50多年,但前几十年基本上都在跟匈奴打仗,平定匈奴后才发展经济,也就是二三十年的时间。唐太宗在位总共才23年的时间,就创造了一个经济社会的盛世。所以你看到一个社会如果不打仗、不搞内斗,安定下来,安安心心地搞经济、发展生产,给人民提供宽松的政策,这个社会就会前进,经济就会较快发展,为什么呢?因为经济的发展,本来就不是政府的职能,经济的发展是社会自己的事,每个人为了创造幸福生活,为了追求财富,就一定要努力工作,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只要政府不阻碍经济的自身创造,并提供一个适当的环境,就会有高速的经济发展。
那么奇迹是谁创造的呢?奇迹是民主制度创造的。从上面的例子可见,一个社会一定时期创造经济的高速发展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困难的是怎么能够保证经济社会的持续增长和稳定发展,这才是最为困难的事情。我们中国古代有那么多盛世,中国古代五千年文明创造的那些财富到哪里去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们国家是何等的穷困,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怎么到了那么悲惨的地步?就是这个社会没有提供经济得以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制度环境。
为了说明民主制度对可持续稳定发展的意义,我举个例子。前两年有个轰动国内的电视连续剧叫《大国崛起》,这是一部探索历史兴衰的电视剧,评论说得好——“让历史照亮未来”,确实我们应该从历史剧中看看历史的镜子怎么照亮未来。片子里讲了9个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的崛起过程。我们看到一个大国崛起的因素包括:专制强权、战争掠夺、奴役殖民、经济贸易、科技发明和法治民主制度等等,这些都可以使一个国家崛起。我们看到这些国家的历史,有的是靠殖民掠夺,有的是搞海上霸权,有的是靠科技发明,像荷兰这个小国是靠海上贸易,等等,各国有不同的发展模式、不同的崛起方式。但是,经济崛起后的大国并不是都能站住脚。哪些国家在崛起中又趴下去了呢?我们看到像葡萄牙、西班牙,包括德国和日本、俄罗斯都崛起过,靠海上霸权、强权专制崛起,但是它们都只是昙花一现。只有那些崛起后实行制度转型的民主国家,在崛起以后通过民主制度的改革,建立起稳定的政治和法治秩序,才持续繁荣稳定。从历史发展的宏观来看,很清楚,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支撑一个社会经济持续而稳定地发展下去,只有民主才能使强盛的国家不再趴下,这一点是历史的启示和教训。
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什么奇迹,真正的奇迹是民主制度才能使经济持续发展的社会保持下去。我们经过30年的经济发展,中国人应该怎么走?如果不实行民主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我们的经济发展有没有可持续性是一个大的问题。
民主是由公民支配对公民负责的政府体制
我要跟大家交流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民主,民主为什么会创造奇迹?我之所以要阐述这么一个常识性的东西——什么是民主,就是因为有一些人,我们的政府官员和经济精英们越来越不认可民主,更有一些所谓的学者在批判民主。但是他们批判民主的理论,我认为是比较拙劣的批判。他们说什么是民主,民主就是少数人服从多数,所以民主不是好东西,是坏东西。因为少数服从多数在人类历史上就曾经出现过多数人的暴政。他们就举希特勒上台的例子,希特勒不是靠政变上台的,是议会选举产生的。有的还讲古希腊大众的直接民主处死了哲学先圣苏格拉底。他们又讲“文化大革命”也是大民主的问题。所以他们的结论就是民主是很有害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些学者的理论是比较肤浅的,他们对民主基本的原理、概念并没有弄清楚,对民主在西方历史上的发展和现状也不很清楚。所以我在这里要回归常识,跟大家谈一下什么是民主的一些基本原则。
民主是全体公民支配政府,政府对公民负责的政治体制,它有八项原则。
(1)民主国家必须是由公民定期选举产生政府进行统治,这种选举是由全体公民平等参加的、自由、公正、差额竞争的选举。其中由公民选出的代议机关行使国家的立法权和监督政府。
(2)民主不仅仅是一种选举,它还是一种公民可以广泛参与政府政策的决策和参与自己利益相关事情决定的制度。这就是我们近来说的民主是一种公共参与,或者是叫协商民主。这是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对代议制民主的重要补充形式,在西方国家民主发展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早期的民主,比如二战以前的民主,基本上就是一种选举制代议制民主。但是在二战以后,人民发现只选举政府是不够的,还要人民能直接参与政府决策,参与自己身边的事务。我去年在欧洲做了三个月的研究,主要是研究公众参与在欧洲的发展。公众参与在欧洲有很生动的具体表现,如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参与式预算和公民电子会议讨论医疗保障问题。民主正在保护人民有组织地充分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机会,它不仅仅是让人民参与,还要让人民有组织、有意识地参与。
(3)民主政府避免使中央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应该赋予地方有广泛的自治和自主的权利。
(4)民主政府知道其首要的职能是保护公民的表达自由、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平等权,即以法律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
(5)民主政府遵循法制,确保权力依法行使和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因此,通常实行司法独立的原则。
(6)民主制度遵循多元化原则,对各种不同的政治、社会观点和人民的文化生活特点予以充分尊重。民主社会奉行容忍、合作和妥协的价值观念,民主社会认识到,达成共识需要妥协,而且时常无法达成共识,但人们必须等待,而不是强制,民主社会极少采取强制。我在法国调查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时,有一个地区改造时碰上一个钉子户,一个近80岁的老太太就是不愿搬迁。政府也通过司法程序获得了强拆的法院许可,但政府说我们不会强拆,我们要等老太太过世后再说。
(7)民主社会的新闻媒体不受政府控制,不实行事先的新闻检查,新闻自由受到法律保护。
(8)民主制度实行多数决定,但是同时以尊重个人与少数人的权利为原则。民主社会不是多数人就能任意侵犯少数人的权利。多数决定是没错的,但民主要遵循人权和法治原则,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事还是经过协商妥协来决定问题。比如我们说有的人家里比较有钱,大家都没有钱,可不可以用大家表决的方式把他家的钱分给大家一点?我们要干一个事情,不是说我是多数,可以决定了,这个地方要拆,我就拿挖土机去拆了。2007年初北京酒仙桥要拆迁,当地政府和开发商组织了一次投票,60%多的人同意拆,30%的人不同意拆。你不能说有60%多的人同意就拆人家的房子。这个时候就不是用表决的方法,就不是讲少数服从多数了,而是要尊重法律,需要协商一致,谈判和妥协。所以我们也看到,在拆迁的问题上,在国外确实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当然如果确确实实为了国家、公共的利益,政府首先要跟居民沟通,有少数人不拆,那就用法律的手段。不拆,政府到法院起诉他们。
我认为以上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八条基本标准,其中,竞争性选举和代议制是最主要的标准。这样才能全面理解什么是民主。
民主有利于创造更多的财富
有一种谬误认为:民主影响经济发展和效率,威权体制有利于发展经济。
民主制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这是一个被历史证明得很清楚的问题。从国际社会的版图看,民主制国家大都是经济发达国家。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民主”的国家也未必都能把经济搞好,非民主的国家也不是都搞不好经济。在经济起飞的国家中,威权政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威权统治可能把经济推向高速发展,也可能把经济推向崩溃。但民主的国家在经济危机的时候,能比较好地避免这种危机。
为了说明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这里我引用陈志武教授关于民主法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观点。他说经济增长是一个多变量函数,决定经济增长的要素至少有以下四个变量:
(1)制度资本,如产权保护、民主、法制等;
(2)自然资源资本,如石油、矿产储藏,交通等;
(3)劳动力资本,它的数量、成本、素质等;
(4)土地资本,幅员辽阔。
这四大要素中的任何一项越多,该国的经济增长就可以越快一些,经济产出函数针对四变量中任何单项的偏导数都是正的,同时这四大要素相互之间又有替代性,一个经济体只要一个或几个要素非常突出,即使其他要素差一点,它照样可以获得较快的发展,人民的收入照样可以提高。民主和法制的制度因素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我们这样来看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就可能比较全面、科学一点。
民主制为什么有利于经济发展?有两个促进经济发展不可否定的因素:一是经济发展需要有一定的经济自由和市场竞争,这点大家都有体会。广东之所以这样快地发展,就是因为在过去计划经济的时候,制度束缚稍微少一点,人们敢闯一点,自由度大一点。所以经济发展需要自由和市场竞争,民主制度比其他制度为此提供了更有利的制度条件。二是民主为资本发展必不可少的财产权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在中东的石油输出国和俄罗斯等国家没有太多的制度资本,劳动力资源也很有限,但靠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等要素也可以致富。中国香港、新加坡、日本、韩国没有什么自然资源的优势,它们为什么也可以富裕呢?靠的是制度资本,靠法制和民主的因素,如法制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靠自由市场贸易的规则,靠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等,也能够获得高速的发展。美国社会具备了上述四个要素,所以经济最强。可见,威权统治也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它可以把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最大化地使用,用到极限。但是,这种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通过政府力量,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提高资源和土地的使用率。不讲代价和成本,也可以促进高速发展,这是竭泽而渔的发展。
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有很多有利因素,但其中最主要的靠两条:一是靠竭泽而渔地耗费资源。怎么竭泽而渔地耗费资源?下面看一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对资源的消耗数字:2003年,中国的GDP和出口总额分别占到了全球的4%和6%,人均GDP为1087美元,而支撑全球4%的GDP和1087美元的人均GDP却耗费了全球50%的水泥、35%的铁矿石、34%的钢铁、30%的煤炭、近20%的铝和铜、13%的电力,以及7.6%的石油。产出的经济总量和投入的资源总量显然不成正比。(2004年3月8日,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两会”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今年GDP增长7%的目标较合适”。《中国真的资源高耗费?》,http://finance.sina.com.cn/hyyj/20040901/1950993015.shtml。)二是靠杀鸡取卵地剥削劳动者。中国人的财富是靠辛勤劳动,靠资本对劳动者极大压榨挣出来的。陈教授算过一笔账,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靠人们辛勤劳动、流血流汗挣出来的,而有的国家却过着轻松安逸的生活。这里有个数字,中国人年平均工作大约2200小时,美国人1610小时/年,英国人1489小时/年,荷兰人1389小时/年。中国人每年工作的时间可能超过了发达国家的1/5。为什么?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没日没夜的工作,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发展,因为我们的制度成本太高了。没有民主法治,人们需要付出很多的劳动,为没有效力的制度付出代价,甚至为不受节制的政府机构浪费的开支付账,为贪官付账,挣了半天之后才是自己的。民主和法制本身并不直接创造收入,但它可让同样的劳动创造更多的收入,让同样的财政惠及更多的人民,而不是进入黑洞,让人们的劳动事倍功半。这样比较少的劳动就可以得到比较幸福的生活。
30年来,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没有随着GDP的增长比例增长。近30年来,内、外资生产企业年产值平均增长超过10%,而劳动者年工资增长率仅为1%~3%(某些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除外)。日本的经济发展是劳资的共同发展:日本1960年12月27日通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0~1970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350%,国民收入增长率为340%。国民生产与国民收入的同步增长,有了持续的经济高速发展。我们社会的各种制度严重向资本倾斜,普通劳动者并没有分享生产发展的成果。中国经济至今没有建立起发达经济体所绝对必需的——以兼顾劳资双方共同利益为特征的共享经济体,资本和权力部门利益被最大化,劳动者被严重剥削。
在威权制度下,也能够有效地发展经济,但是,如果这个政府是一个缺少廉政的政府,社会是一个法制不健全的社会,这种发展必然导致严重的腐败和贫富不均,可能引起社会的动乱,甚至崩溃,民主制度下的经济发展是可以避免这种危险的。我们看到,新加坡、我国香港经常被用来说明“不要民主,经济依然可以发展得很好”,但是我们忘了这两个特例,制度资本都是相当雄厚的,香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一个民主制度框架下的法治政府,法治的资源、公务员的资源、制度的资源、经济贸易规则的资源都是非常丰富的。
民主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途径
社会稳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而社会稳定从根本上说有赖于劳资关系的稳定,劳资关系的协调稳定需要收入分配的公平,社会公平是社会持久和平的基础,民主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一定是产生不断扩大的两极分化,资本、利润越来越多,就是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没有钱的人越来越贫困。资本的逻辑就是以最小的劳动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在这个过程当中,必然会出现产品过剩。没有劳动者利益与资本利益的同歩增长,资本利润部分的产品由于没有消费者购买则无法实现价值,社会只有通过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来平衡。于是对资本主义提出了一个两难的问题:是选择经济危机呢,还是通过劳动者与资本利益共享的方式实现更好的市场经济? 民主社会选票的强制作用会迫使政府做有利于劳工的事,从而使劳动和资本保持平衡,社会经济才能获得持续的高速发展。
我们从历史上看到了这个过程,19世纪末以前的资本主义是自由资本的乐园,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基本矛盾就是“日益扩大的社会生产力与停滞的社会消费之间的矛盾”。资本追求最大利润的逻辑产生的结果是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奴隶般的劳役并不能改善劳动者的基本生活,当工人有衣食之虑的时候,资本家相对过剩的产品却被销毁,由此产生了不断的工人斗争和社会反抗,这个社会便不能维持了。工人运动产生了,主张暴力革命推翻政府的马克思主义也产生了。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了。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促使资本主义实行民主权利的保护和社会经济政策。一方面,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为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使越来越多的平民得到选举权,从20世纪初到二战以后,通过民权运动,普选权得以实现,选举权的范围扩大至妇女、黑人、青年学生,并且取消了财产税的投票限制。这就使国家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变化,过去只有有财产的白人男性才能投票,二战后变成全民都能投票了,广大的普通劳动者有权选择政府及其政策,民众的选票成了抗衡强势资本的有力武器。这样,政府的政策才开始向广大民众倾斜。另一方面,政府加强了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干预,介入对资本自由的节制,干预经济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实行经济文化领域里的平等权、劳动保护权、教育权和社会保障权等。所以正是因为有民主的发展,资本和劳工的利益才能获得平衡,这就是实行民主和人权保障制度的结果。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为什么二战以后国际社会相对持续稳定,60多年没有太大的世界战争?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世界一个重要且有益的教训是必须建立劳动力与资本的共同体,于是政府立法干预,保障工人的利益,工人的工资提高了,资本的产品也有了销路,经济就发展了。政府遏制了自由资本的力量,保障了广大劳工的权利。如果没有民主力量的制约,任何政府都喜欢依靠金钱,政府就会与资本结合;资本也喜欢靠权力来支撑、保护,如果没有第三种力量,没有民众的力量,权钱一定会结合成为寡头政治。贫富差距、权钱勾结、腐败就不可避免和不可遏制。民主就是靠投票来选择政府及其政策的权利。
我们看到美国的政府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两种力量平衡的结果。民主党代表劳工大众的利益,共和党代表资本拥有者的利益。所以,当社会发展缓慢的时候,民众希望减税减少社会福利以利于经济发展,这时支持共和党的选民就会多一些。当经济发展贫富差距拉大,政府的社会保障不足的时候,民众希望加强税收和财富的再分配,扩大社会保障,这时支持民主党的选民就会更多。这就是通过投票的机制、民主的机制,来平衡资本与劳动者的关系,从而达到社会的稳定,避免自由资本严重不平衡产生社会矛盾。
从上可见,劳资共同体如何建立,不是靠资本家的觉悟,而是靠民主的机制。
一是民权运动,广大民众实现了以投票权节制资本。政党轮替制度,就是这样一种平衡术。二是劳动者的工资增长和社会福利保障都通过法律固定下来,劳工维权组织具有法律地位,并以此保证了全社会的消费水平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实现了劳动者与资本拥有者的共同富裕,这是社会稳定和持久发展的基础。
当今我国社会最根本的矛盾就是劳资的矛盾,劳动者与资本的力量相比总处于弱势。所以只有靠发展民主来平衡强势的资本,才能有我们社会下一步的持续和稳定发展。所以如果没有民主的力量,贫富差距一定还会拉大,中国的社会公正得不到根本的保证。我们国家过去出现的暴富,都是跟权力与资本结合有关系。很多暴富是因为房地产,我看了一下中国富豪榜,有一半以上的富豪都是跟房地产有关系。搞房地产为什么会暴富?因为土地是国家的,政府把土地很方便、很便宜地拿过来给开发商,政府也赚一些,开发商也赚一笔,赚的是谁的?赚的当然是居民和土地使用者应得的利益。老百姓对政府这样做没有办法,这不是通过平等的市场谈判的机制分配资源。中国式暴富都是权钱结合的结果,是权力强行把蛋糕切给了开发商。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没有民主制约的机制。
我们看到在稳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中,民主制度起到一个很重要的调节作用,经济能不能持续发展,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建立这种制度机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能不能建立资本与劳动平衡的社会制度。
没有民主,我们能走多远?
最后几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
第一,不实行民主,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能走多远?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不向民主转型还能持续发展吗?世界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可以有30年的高速发展,但少有看到非法治和民主国家的持续发展能有3 个30年的例子,但民主国家有200年、300年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例子。所以,要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一定要实现向法治和民主转型。事实证明,我国靠竭尽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发展经济的模式已经出现严重的问题,不具有可持续性。广东现在面临一些台资、港资要转移的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劳动者不能参与劳动成果的分享,资本要追求最大的利润,劳动者都用脚投票了。民主迫使资本与劳动者分享成果,可以达成资本与劳动者的共赢。如果资本在发展经济和创造利润的同时,劳动者的收入也相应地提高,就有能力随经济发展提高购买力,这样生产才能得以持续发展。
第二,没有民主,能不能解决民生问题?中国社会的弱者是能力缺乏,还是权利缺乏?我想更多的是后者的缺乏。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公民缺乏权利保障的情况下发展的。这种权利的缺乏使一些人成为弱者。如果要保障他们的利益,首先要保障他们的权利。民主制度保证弱者的权利,才会根本改变弱者的命运。
第三,没有民主能否实现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中国贫富差距巨大难道不是权钱结合的结果吗?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实现社会的公正?公正靠什么?要靠机会的平等。贫富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是市场经济改革、是机会极度不平等。一个社会实现机会平等必须消除政府权力的专断和任性。
第四,没有民主,可不可以消除腐败?我们国家的腐败主要是用人的腐败和用钱的腐败。如果用人靠民主选举,就能解决卖官买官的腐败问题。建立民主制下的公共预算制度,就能从根本上解决政府用钱的腐败问题。
改革开放30年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不要为一时的经济成就所迷惑。中国在清末也曾进行了40多年的改革(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但没有进行民主制度的改革,最后毁于一旦。当前如果不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大好时机进行制度转型,中国很多深刻的社会矛盾难以解决,社会危机将难以应对,经济成就可能难以持续。
下面提问。
主持人何雪峰:首先,感谢蔡定剑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讲,也感谢广东温氏集团对公众论坛的大力支持。蔡老师的演讲给我的感觉、最大的收获就是经济崛起不是奇迹,民主崛起才是真正的奇迹,只有民主的崛起,才能让经济的崛起长久地保持下去,让我们崛起之后不再趴下,能一直站起来。这也是中国现在从上到下的共识,这也是为什么去年胡锦涛主席在美国访问的时候,在哈佛大学庄严地宣告: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在座的各位以及网友和蔡老师互动。
提问:蔡先生,您好,民主与法治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法治就没有民主,没有法治和民主,腐败就会永远存在下去,如果中国的宪法得不到普遍的落实,得不到中国人民普遍的认同,宪法就如同一张废纸,也就是说没有法治就没有民主,中国在未来的某一天,如果发生了一场以维护宪法为最高法律、以宪法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以及落实宪法、普及宪法、废除地方性不平等法规这样一场运动,蔡先生,作为一名法学者,您是如何看待的?谢谢。
蔡定剑:你说得很好,法制是民主的保障,法制是民主的轨道,我常常比喻,民主好比一列火车,法制就是轨道,没有轨道的火车是很危险的。当然,中国怎么进入法制的轨道?法制跟民主是相辅相成的,在西方国家,路子是比较清楚的,法制到了民主国家以后,只不过是给它注入了新的因素,使法制变成了民主的法治,就是我们法学界常说的“刀治”变“水治”。西方国家也是这样,现代社会法制就变了,变成了水治,就是平等地治理,过去的法制是官府治老百姓的,到现代社会,法不光是政府管理社会的手段,更重要的是人民用来管理政府的手段,是用来限制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的手段。比如说《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等等,这些法就好比是给牛、马加上了鞍,这就是现代法制跟传统法制的区别。我们国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至于说用什么途径来建立,社会运动是一种方法,有时社会运动是非常必要的。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靠制度建设不断完善,特别是宪法性诉讼,如果一个宪法案子被受理并作出判决,可能比运动更有效。还有民主制度的建立,如果没有民主制度的转型,法治很难做到真正公平、正义。
提问:谢谢蔡老师的演讲,你的观点我都认同,自由民主、法制、宪政这些都是常识。我提一个这样的问题,就算没有宪法,没有条条框框,许多人做出来的事情违法、腐败的也很多,就算是没有法,还有人的良心、道德这些东西,蔡老师怎么看待它们的作用?中国虽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我们每个朝代,都有暴君、奸臣,恶性循环。我的观点就是,除了法制之外,怎么样从道德伦理,甚至是宗教的角度来看民主与法制的关系?
蔡定剑:这个很清楚,维系一个社会良好的持续发展,最好有三维,不可以只有一维、二维,如果完全靠法制维系,这个社会就相当糟糕了。第一维是信念理念,社会应该有共同的价值理念,这是维系人心的基本维度。第二维是道德和宗教,道德和宗教的维度是靠内在规则维系人民的行为。第三维是法律,法律是通过外在规则来让人们遵守社会秩序。一个社会要正常运转,至少要有这么三维。这三个维度同时起作用是最好的。如果某一个维度比较强,这个社会也能够运作。这个社会有宗教的维系,在中国古代,没有宗教,但是我们知道,儒家文化,实际上起到一种道德、宗教的作用,它也对社会的行为起到很好的维系作用,它有一套伦理道德的规范,最好三种维都有。谢谢。
何雪峰:这里有一个听众递上一个纸条,据我所知,蔡老师在全国人大也工作过很长时间。这个问题是您认为中国在民主法制建设上,有没有什么具体建议?像我们现在提得很多的中国下一步怎么走?
蔡定剑:如果自己给自己定位的话,我是一个制度改革学者,就是希望通过渐进的制度变革推动中国走向民主法治,在这个制度范围内,有很多事需要做。具体来讲,我们的制度怎么完善?从选举开始,有人说有些地方的村委选举很糟糕,有家族势力的干预,这个不是民主的乱,是政府不管造成的乱,没有法律跟上的民主就会乱。我们多次呼吁完善法律,对什么是贿选,法律都没有界定一下,这怎么行呢?法律应对是否贿选有一种明确的界定和有效的处理措施。比如一个市可不可以让老百姓选市长?我认为完全可以做到,可以一步一步地走。另外,我们的党要执政、统治国家,任何一个党都是这样的,这个很合理、很正当,但是不必站在国家的宪法、制度以外来领导国家,应该到制度内来领导。
还有发展基层参与式民主的问题,实行公众参与。比如我们在一些地方做一些改革的试验,包括在深圳推动城市规划应该有公众参与,而不是像过去,一个地方要拆迁,我们的政府出面,国土资源局把这个地批给开发商,开发商来拆你的房子,等到在老百姓墙上写了“拆”字,老百姓才知道我这个地方要拆了,所以出现推土机前的抵抗。如果早让老百姓知道,就可以避免很多矛盾。否则政府和开发商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好像重庆钉子户,开发商付出了代价,政府也付出了代价,没有一个赢家。公众参与民主是很好的,也没有危险。2007年我在欧洲做了3个月公众参与的研究,他们70年代也是市民抵抗,那时的欧洲也是城市化、现代化,后来公众参与了,很多问题解决了,没有这个矛盾了。
主持人何雪峰:时间不早了,今天就到此,谢谢大家的关注和热情。
谢谢。
2008年3月1日
2008年9月15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