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俄国历史上的“第三种知识分子”及其社会实践

张曙光：大家好！今天是天则所第473次双周学术论坛，也是庆祝天则所成立二十周年系列讲座第三讲。今年正好是天则所成立二十周年，我们举办系列活动来庆祝。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金雁教授，金教授的书我没有看到，但是我看了几篇书评，我觉得俄罗斯值得研究，我们周边几个重要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也值得研究，台湾也值得研究，但是研究得都不够。今天金教授给我们讲座的主题是《俄国历史上的“第三种知识分子”及其社会实践》。我想，理念决定制度，决定行为，而我们现在缺的正是理念，如果没有理念来统括，我们恐怕难以走得很稳，走得很远。
 
下面我们请金雁教授来做演讲。
 
金雁：大家下午好！其实这个问题我思考得很久了，但是没有写。近年来也有一些好朋友在陆续故去。我思考的开始其实很简单，给自己一个交待，给40后、50后关心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人一个回答。虽然我们已经有不少这方面的书，但是我觉得很多的问题，一个是平面化，另一个是不太讲究逻辑。在我的问题里，我首先回答了它没有一个整体的想法，于是就有这本书，但这本书出来以后还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还是有不少人去读，甚至80、90后的同学也有去读的，这一点是我始料未及的。为这本书我已经讲过好几次了，这里面有一些话题学术性更强一点，但是我觉得第三种知识分子对中国来说可能了解得太少，所以我觉得把这个与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什么是第三种知识分子？我先要解释一下，大家可能都知道俄国有民粹派，俄国的民粹派运动是在19世纪70年代的时候，有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都到城市去。他们从事革命宣传，其实农民并不买账。因为农民是沙皇主义者，觉得你们宣传要反沙皇，就开始检举他们，有2500多人都是因为农民的检举而被捕。这就是说，知识分子的满腔热情到了民间就碰壁，再加上沙皇的打压，结果整个民粹派运动就宣告失败。
 
失败以后，这些知识分子就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就流亡国外，大概有900多人在国外接受马克思主义，就像1885年普列汉诺夫建设劳动解放社，觉得运动应该寄托于工人，但是俄国的工人很少，在1917年的时候，俄国的工人只有300万，占2%。在国内的，主要是一些民意党，民意党的人认为下层这样愚昧，上层又如此专制，于是他们就“引颈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就去搞暗杀。我国清朝末年的暗杀都是受的俄国民粹主义或者说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他们搞暗杀也有一套理论，所以提出来杀人犯就是民族英雄，搞得非常热闹。在短短的几年间，就有1.7万公务员被暗杀。只要你上了他们的暗杀名单，就难逃一死。
 
05年至07年，致死的人、受伤的人基本是平均一天三起，基本上城市里面没有一天是不响炸弹的。只要上了革命党名单的人，最后都会被多次暗杀。像亚历山大二世，号称是改革沙皇，7次被暗杀。第7次被暗杀的时候，实际上他没有被炸死，但是他的马车夫和警卫都被炸伤，他下车去看的时候，最后被炸死。革命党战斗队仅在10个月的时间内，06年7月到07年5月10个月内，72次暗杀，10个省长、2个市长、很多将军都命丧黄泉。最后在1881年，包括列宁的哥哥乌里扬诺夫也参加了这次暗杀，最后得手，把沙皇炸死。这样的话，本来亚历山大二世是一个改革沙皇，大家知道，农奴制解放就是在亚历山大二世任上进行的，这就终止了改革方案，很多方案都已经批了。这样的话，统治集团中保守力量就开始上升。俄国的沙皇基本上是一个改革一个保守这样相互间隔的，现在基本上是一种反动浪潮。
 
大家可以来看一些照片，这是列宁组织革命小组的时候，他在喀山大学没有毕业的时候就被开除，这些革命小组主要就是鼓动革命，而且那个时候改良根本就提不上，像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我是改革的反对者，我就是激进的革命者，到处下乡去宣传，这是向农民宣传要推翻沙皇（图片略）。前面坐的是革命知识分子，底下都是农民，在听宣传。这是当时革命党的一些传单（图片略），要求夺回土地，推翻专制政权，那时候的传单非常多。这个图片中左边是暗杀斯托雷平的革命党的恐怖主义者，全部都是知识分子，非常文弱的。这是当时流放地逃亡回来的革命者。因为整个俄国可以说是地大人口少，天气寒冷，所以他们对政治犯一般处决的并不多，包括像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就处决了5个人，120多个都是流放，因为他们西伯利亚广袤寒冷的地区都可以流放。但是那个地方很冷，流放地有限制，不能养狗。因为狗拉雪橇是可以逃出来的，所以有人训鹿，有人训狼，就逃出来了。这是他们当时从流放地逃出来，因为当时非常寒冷，所以他们穿的这些衣服非常厚（图片略）。这（图片略）是亚历山大二世，去年的时候，因为去年是农奴制解放150周年，整个俄国国内对亚历山大二世的评价达到了一个高峰，给他戴了无数的桂冠，包括被暗杀的斯托雷平。曾经在俄国有过怎样解释邓小平的问题，说那是中国的斯托雷平，解释斯托雷平就说那是俄国的邓小平。因为他也是开启俄国的改革之路。
 
因为剧变以后，大家就在反思，我们70年的道路到底走得对不对？现在很多人都感觉原来以为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俄国的方向问题，现在看来，以前的革命实际上付出的代价太大，而且整个俄国革命的路又中断，又推倒重来，就等于100年来白忙活了。体制内的人当然是反对的，革命者基本上赞成这种恐怖政策的。但是有另外一种人就认为，俄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具有激进土壤的国家，知识界一直都有反国家的性质。知识分子这个词的俄语，本身既不是指有文化，也不是指有技术，本身就是指要反国家。这个词本身就是思想反对派和心灵反对派，如果你不具有这种特征的话，那你就不叫知识分子。所以他们说国家和政府不和，这是根深蒂固的。
 
这个时候，第三种人就认为说，这样的话，国家和社会就跟套在两个失控的马套着一辆，一个往左拉，一个向右拉，早晚有一天会把这辆车拉散架的，所以必须要另辟蹊径，要突破激进主义的思维，要避免恐怖主义和革命，所以要从根本上找到一个解决俄国社会问题的途径。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力量薄弱，发展到一战以后也不过才300万人，肯定是指望不上工人阶级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农民又是传统的皇权主义，那怎么办呢？他们都是革命派，都是唯理论的追随者，幻想只要是我们把一切旧的方面都打掉，革命就是一张白纸，那就可以好写最新最美的图画，在白纸上我什么都可以画。但是第三种知识分子就不这样想，他们认为，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土壤具有的东西不可能变成一张白纸。这样的话，革命可能出现的一个后果，也可能革命者决心越大，他越希望来规划别人的人生，那他可能专制性就会越强。所以很早就有人说，俄国的革命者都是小波拿巴主义者，也就是说都是专制主义者，他有这种专制的倾向。
 
早在革命之前，普列汉诺夫就预测说，如果按照列宁的设计革命，那俄国会出现三种后果。第一种后果，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俄国是失败的；第二种后果，俄国将会远离西方，西方无法影响俄国；第三种后果是俄国将会建立一个像秘鲁和中国这样的专制帝国。应该说，普列汉诺夫的预言都还是很准确的。如果革命后的强制出现的话，将来对自由主义的危害，因为第三种人里面有很多人是自由主义者，可能会要超过君主专制。
 
果真到了后来，很多人都问过，像索尔仁尼琴、像以赛亚•伯林都问过，说沙皇的时候，反对派还能够出现，为什么到了布尔什维克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再也没有反对派了呢？索尔仁尼琴说过一句话，那句话大概的意思就像储安平说的，俄国的自由，在沙皇时代应该说是多少的问题，在苏维埃时代是有无的问题，不是一个等量级。他们认为这种割裂社会，这种分裂状态在俄国已经演绎了200多年，俄国社会本来就是一种割裂的，就是上层的法国化，下层的草根化，别尔嘉耶夫说俄国的这两个上下层相隔有600年的差距，所以他们一直都说俄国社会的不对称性，社会历来是被管制的，那么这种互换就会导致一种什么呢？用我们做中国史的话来说，就叫“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两边这种互换，表面上看是一个阶级战胜了另一个阶级，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跷跷板或者秋千效应，只不过它来回摆动的速度加快，每一次动荡都是原来的积累全部销毁。所以俄国人习惯说的一句话是，在俄国社会间断性太强，总是好不容易在一个平台上建立的东西，一场运动一来，就像一张煎饼翻过来，所有上面的东西全都荡然无存。而俄国社会本身再生性又很差，就是社会的自愈能力本身就很差，这样的动荡就使得前面的积累全都白费了。所以他们认为社会变革比制度变革更复杂。制度变革通过换人，通过颁布立法，但是社会的变革以及社会的良性成长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不管是公民社会也好，市民社会也好，需要一个长远细致的工作，不可能通过革命变革来达到。所以这些人就提出破除政权万能论，在革命政党里面基本认为都是两种，一个是打倒沙皇，推翻专制，另外一个是主张重新分配。因为他们一直觉得社会不公，物质就那么多，少数人攫取了物质，大部分人处在贫困的状态，只要搞平均，只要把分配方案重新搞了，那整个这些问题就解决了。但是第三种人认为不可以，他们认为一次革命不可能改变世界，也不可能改革这种肤浅的思想。在目前沙皇还比较专制的状态下，他们觉得现在我们可以采用的方式是姑且忍耐，把注意力转向政权以外的社会层面。这些人提出来的就是促进个人的自主意识成长，就是自我负责、公民社会。这样，改变社会组织资源这种被动状态去做具体的事情，做小事。
 
那个时候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可以做的就是搭起一个上通下达的桥梁，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创造一个良性互动。当然他们说这个过程可能会很长，要百年，要一个世纪。俄国有些知识分子，比如说像那些贵族知识分子，他们就比较喜欢从事思想讨论，这些人大都集中在文学等领域，以赛亚•伯林就把他们称作“狐狸”。其实“狐狸”和“刺猬”的比喻最早是来自古希腊哲学家，只不过以赛亚•伯林借用了这种说法。那些不同意这种坐而论道，夸夸其谈的人，像罗亭式的这些人物，这些平民知识分子，就是这些激进主义者就自诩为刺猬，就是我们不从事思想，也不从事理论讨论，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实践，就是干革命。第三种人对两者定位都不同，他们就说，我们只想做实事，我们只想成为社会的医生，也不是革命家。这种情况下，他们说俄国社会是一个“U”字型，就是俄国社会割裂非常厉害，我们主要是要填平这个鸿沟。
 
俄国整个社会是病态的，就是上下层之间缺乏了解，这也是人民对最高政权依赖的根源，人民觉得不信任贵族，不信任知识分子，这个时候民粹主义的思想家阿勃拉莫夫就提出“小事理论”。其实因为在欧洲所有的这些政党、思潮一个基本的趋势就是理论先行，就是先有很多的理论，然后理论慢慢地深入人心，再有思潮，再有运动，所以“小事理论”的提出很简单，几乎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哲学支撑，他说得很简单。他说，现在我们这种社会主义思想曾经非常肤浅地播洒撒处女地上，没有深入到人们的灵魂，所以我们一时不知道俄国社会要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能做什么。他自己认为这就是对俄国革命的一个矫正点。所以“小事理论”应该说是非常简单，非常明了，一看就明了他要什么。他说俄国空谈家很多，实干家——那时候的实干家就是搞恐怖、搞暗杀的人——也很多，他说过去的实干家主要是颠覆政权，搞破坏。包括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说，我对改革漠不关心，我的目标就是推翻政权，就是干革命。现在阿勃拉莫夫提出，这不切合实际，我们现在不要这种宏大叙事，我们不是写大写历史的人，我们就是写小写的历史。他说搞恐怖活动、搞暗杀，这样引起统治者的反弹，社会上也容易引起混乱，反而不如做一些实事。
 
他这个话一出，当时在思想界就掀起了一个轩然大波，革命政党都是责骂的，骂他们是逃兵。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这种策略比那种检讨要更深刻，它可以解决俄国上下层之间的文化不对称制约，这样以一种超阶级的方式来整合社会，可以从根子上解决俄国的问题。所以“小事理论”就以阿勃拉莫夫主义来命名，其实他这个主义很简单。
 
后来又有一位思想家尤佐夫•卡布里茨在民粹派的基础里面提出：“社会是由活生生的人组成，社会体制变革从来不是某个伟大者振臂一挥，而是要历经无数次的尝试和失败，这个尝试和失败要以人的生命和鲜血为代价。作为俄国人民的良心，知识分子的使命未必在于要指出一条多么光明的道路，相反，是要从自身做起，在原来的基础上修修补补，从而使人民少付出一些代价，少流血，这也许就是新时代的真正的任务。知识分子要拒绝做好高骛远改造社会的大事，开始学会从身边的事做起，一点一滴地从小事出发来改革社会”。他们当初提出来一个口号，这个口号是后来很多国家在苏东剧变开圆桌会议的时候都共同达成一个共识。这个口号就是“只要人民少付出代价，我们就有共识”，就是这个共识很简单，我们只有两点，反专制、人民少付出代价，有这一点，我们和再大分歧的派别都能坐下来谈，所以后来波兰圆桌会议55个人坐下来开会，非常大的一个圆桌，各个派别可以说从思想上差异是非常大的，都能够坐下来，也就是依靠这个原则。这些人就提出来，这可能才是我们真正的任务。过去知识分子都比较好高骛远，愿意轰轰烈烈，不愿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因为他们觉得小事既不得名，又不得利，但是这些人说这些小事中可以决定很多人的福利和生活，可以改变俄国激进的土壤。这两者提出来以后，这些人就开始做一些在革命者看来不值得做的事情。比如说这是他们为工人建的第一所疗养院（图略），这是萨马拉省的第一个拖拉机，就是农学家到农村去搞一些技术方面的指导工作、土地整理等等。这是他们建的小学（图略），他们建了一万所小学，建了几千座图书馆，这些全都是面向农村，建了很多所医院。一战前有一次伤寒病人，有60%的医生感染伤寒。
 
我觉得第三种人有点类似于NGO。社会救济以前要么是教会，要么是修道院，他们现在主张来做这个事情。他们提出来说我们既不是颓废派，也不是革命派，我们是实事派。
 
很快，这个“小事理论”和实体主义就既反对激进革命，也不愿意和当局同流合污，就以第三种知识分子自称。“第三种人”这个提法是1900年萨马拉省省长提出来的，后来在列宁的著作中，第三种人和第三种分子可以互换。所以一提第三种人，大家都知道，就是两者都不是的，体制内也不是，反体制也不是，这种人就叫第三种人，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就是说“我们不是刺猬，也不是狐狸，我们是工蜂”。
 
另外，从沙皇方面考虑，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沙皇的管理形式也发生了改变。以前都是农奴主管理农奴，现在用警察制的统治方式已经不行了，所以中央政府也从一些不具备全国意义的事务中脱出来，所以国家的制度也发生了变化。沙皇的管理制度也有所改变，他要下放一些职权，所以在1864年的时候，为了配套建立了省县两级地方自治局。地方自治局介于政府和民间之间，有点像类法团组织，它原则上是在沙皇政治板块不松动下的一种放权让利，有点半官方组织。虽然没有完全独立于强权，也没有完全独立于营利，但是毕竟带入了一些宪政机制和一些公共服务精神，与以前的管制社会不一样。以前的沙皇政府只管两件事，一个是征兵，一个是征税，因为沙俄是一个快速扩张的国家，所以只要是征兵、征税出了问题，这才能发生，一般的话，他不管其它的。
 
这样的话，就逐渐有了一种服务性，或者说我以什么样的方式征税，政府不得过问。所以地方自治局毕竟带入了一定的公共服务精神，属于早期现代新型国家的一个创新，所以它的民主化也不可小觑，绝对不是斯托雷平认为的“这是往死人脸上涂汁抹粉”，其实它还是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所以索尔仁尼琴把它称为小写俄国历史的人。他们提出了很多主张，这些主张我们今天看来，其实就和我们现在提出来的很多东西都很相像。比如说我这里列出了一些撤销宪兵队；规范警察的职权；废除行政流放制；对扣压、拆信这种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建立地方法院，地方法官要当地居民选举，有预审、辩护制度，允许假释；要有社会救助，对失去劳动力的人有最低生活保障，对伤残、养老等有国家义务保障，而且国家必须不能够介入企业和工人之间的这种博弈，只要是任何经济要求的罢工，都是合法的，还要工人医疗，缩短时间；教育制度方面也是这种三级，初级、中级和高级三级教育，平民都要读得起的学校，包括赋税均等，这些方面都是地方自治局提出来的。
 
有人说这是在专制国家中争取民主的一种迂回斗争，但是列宁骂得很厉害，列宁说“地方自治局只不是过专制制度车轮上的第五个车轮，是一个备用轮胎。”它虽然暂时不可能一步到位地体现这种立宪的原则，但它毕竟还是为很多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合法活动的场所，所以各种势力的人既在骂，这里面也是鱼龙混杂，什么样势力的人都有，大家也把它看作一个平台，也有人认为它这样做的工作最后毕竟会成为制宪的一部分。这就是沙皇在1864年颁布的省县两级地方自治局，因为有了他们的这种动议，再加上有沙皇的放权，所以他们很多人都在地方自治局工作。这其中主要是县级自治局最活跃。我记得以前温铁军在说中国的时候，总是说中国是国权不下县，我说你恰好说得不对，中国是大共同体的权力直插个人，如果是国权不下县，那说俄国应该还是比较恰如其分。在地方自治局，一般来说是开明派的贵族所控制，再由他们来聘请志愿者，从事医疗卫生修路、农机改革办展览这一些，包括田野调查。俄国在第三种人里搞了二十世纪上半期最大的田野调查，专著就有4000多本。这里面因为有专业化，还有公益精神，所以给俄国的治理结构带入了一股新鲜活力。
 
很多人很关心的是政治局的财政预算是什么？它怎样来的钱？它主要是有专项基金、募捐款，另外地方自治局所以后来能做大是因为它对土地和房屋有征税的权力，还有国家拨款。它有这个征税权，使它后来成为第二政府，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它的大头主要来自于后两种，但是它的运作方式基本是民间性质的，它不受政府制约，政府不过问这些，它有很大的自主权。
 
就政治诉求来说，它基本上是通过非政治的、利民的实际工作，参与型和立法型为基础的，所以各方面势力都看重这个平台，这个平台什么样的人都有，保守的、革命的，包括什么样的人都有。地方自治局觉得，只要你愿意干实事，愿意做具体工作，都可以到这儿来。所以在第三种知识分子活动时期，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两种发展方向的博弈一直存在。民粹主义之所以看重这个平台，是因为民粹主义认为小农生产和现代化并不矛盾，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反农民的。俄国民粹主义为什么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反农民的，因为马克思认为小农是要消灭的，民粹主义不同意这一点，他说未来的非资本主义农业应该有很大的潜力，不一定像马克思说的，整个小农都消灭了，要像英国那样建立起大农场。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在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论断200年以后，这个论断是错的，反而倒是普鲁东这些人认为小农生产有长久的生命力。这些人就认为，个体小农的生产模式，就是8到11俄亩的责任田和非农产的合作经营，包括产前、产后服务，这些方面的双重经济体制比小城镇化、合作制、乡镇企业、家族共同体，这和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是一个互补，所以后来俄国在第三种人的平台上有很多的人提出了非常有洞见的理论。恰亚诺夫就是俄国后马克思主义农民学的一位大师，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还有我们知道的经济学界的康德拉基耶夫，他提出一个发展的周期理论，大约是53到56年这样一个周期。还有尤罗夫斯基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甚至比奥地利学派那些人提出来得还要早，他们很早就提出来了，这些人当然在斯大林那个年代全部都被杀死了。这两种方向的博弈一直存在，就是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但同时这也为他们探索提供了平台。
 
地方自治局逐渐做大，它与地方政府的权限既有重合的地方，也有含混不清的地方，所以双方一直是斗争的态势，基本上地方自治局是强势，而政府是守势，而且往后退。总理大臣维特就说，如果按照这个态势发展，最后导致的结果会是什么？就是人民代表机构将在中央一级建立，人民参与立法权和国家管理，地方自治运动就使俄国整个社会力量发生变化。我们仅从官僚的数量减少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那些官僚都无所事事，因为他们不善于工作，而地方自治局越扩越大，比政府官僚都胜任工作，甚至他们就排挤了政府机构。最明显的一个证据就是在1894年的时候，国家说，你们干脆回到公务员队伍来，咱们合二为一吧，他们拒绝了这个要求。这就是说，第二政府大有取代第一政府的态势。有一个官僚在回忆录中说，政府官僚在那个时候都没有事做，成为一群无所事事的人，因为他们的工作被自治局工作者抢走了。亚历山大三世也认为，地方自治机构降低了官僚们的作用，破坏了国家制度的统一性。这就可以看出来，地方自治局的做大，比梁漱溟、晏阳初他们一方面人数要多，介入的层面的要多，而且整个是在俄国推广。总理大臣维特在一篇报告中说，地方自治机构、第三种人力量增强，当然一方面是政府工作无能，在这种状态下，它实际上是和专制体制不相容的。当然，因为他只是说我干实事，所以它的政治立场不是那么凸现，所以也有批评。革命者批评它是沙皇的附属物、国家机器的帮兄，但是沙皇政府同时又认为他们是革命的同情者和外围组织，政府的文件中就说，这些实际主义的反对派其实是在借着人民的压力推行立宪，他们同样会孕育与沙皇离心离德的思想，同样会腐蚀国家政权，所以其实也是要打压的。它就处在一个两边都不认可，但是两边的人都在挤进这个里面。
 
1912年的时候，俄国有地方自治局的省份有40多个，西伯利亚和靠近极寒地区是没有的，凡是有地方自治机构的，它的运作方式就要好得多。当时的知识分子，不是指普遍的工作人员，当时有8.5万人，到一战的时候达到14万人，但是他们也是跳出了经济学上道德人、经济人这样的逻辑预设，或者这种经济学争论，从实践出发，从农民的心理变化和社会动态出发，提出的理论农民也能够接受。由于俄国知识分子这种人文精神和近代科学方法的引入，所以它又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在这个平台上，可以说农民乡村研究达到了顶峰，他们首倡的大规模的参与观察的人类学方法，对于农民社会进行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和微观实践，使这个时候俄国的农民学在一战前达到顶峰，仅地方自治局研究出版的专著就有4000多种，而且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系统的社会学调研和农民统计工作。现在俄国都还在使用这些材料，特别特别多，的确是汗牛充栋，输入俄文以后，这些东西简直是看不胜看，特别细。我是觉得后来共产党人没有下过这样的苦功夫，这些成果当时是最庞大的农民研究机构的一个资料库。他们以“实用化、技术化、办实事”为宗旨，本着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思路为俄国的未来寻找出路。他们的工作看似琐碎，但凭心而论，这些“实际工作者”为改变俄国阶级结构两极对立、“中间群体”力量薄弱的状态做了大量工作，并且在教育、卫生、道路交通、城市建设、救济等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我刚才也说到了，俄国暴发大规模的霍乱伤寒的时候，自治局有多达60%的医生因接触病人而死亡。他们的社会实践的确也可以说是卓有成效的，他们提出来很多申请，有半数申请得到了沙皇的满足，在教育、金融、交通、卫生等领域都使俄国半个世纪的发展上了一个大台阶，办了一万所初等学校和扫盲班，两千多个图书馆，所有的医院主要都是面向农村。这些人也没说他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做的事情我们可以看，我这里列举的都是新式农具、设的邮局、架设电话、排水等等，农村发生的这些变化，选取了一个时间段的数字，这不用细看。
 
但是务实精神并不代表着他们不问政治，他们是少谈主义，多谈问题，但实际上如果你在基层做这种事情的话，并不只是扫盲的问题，也不是开诊所的问题，因为涉及到各种侵犯农民权益的问题，只要你卷入，你肯定不能不得罪政权，只要你卷入到农民维权实践当中，你不鼓动革命，但实际上只要你支持农民，就会开罪官府。所以在警察局，他们也是挂上号的。19世纪的时候，他们有900多人都是在警察局挂号，还有被流放和被逮捕。革命者说这些人是当局的走狗，当局认为这是异己的力量。另外一个就是对新闻媒体的力量非常大，他们希望影响新闻媒体再影响社会的话，通过这个放大的功能的确是会良性互动，所以后来官僚说舆论界的尖酸刻薄甚至比革命者的手枪更可怕。省长必须要认真听取地方自治局的意见，甚至要不得不讨好和迎合他们，如果你不处理好那种衙门里说了算，第一次就会遇到按照法律规则办事的人，因为这两种人你可以看得出来这种态度。所以地方自治局在民间的口碑一直就比较良好。
 
到1905年革命的时候，沙皇其实有一点像中国戊戌以后，镇压了革命，沙皇实际上还是颁布了《十月十七日宣言》。我们现在总认为1917年俄国革命，俄国革命怎么可能平地而起呢？实际上沙皇1905年已经立宪，成为立宪君主制，《十月十七日宣言》就是选举杜马。杜马是一个古老的词，就是俄国议会的意思。杜马选举以后，革命政党只要不搞恐怖，实际上都是可以进入到议会。当时打社会主义牌的有16个政党，并不是只有社会主义一家。所以这12年才是一个练兵时期，他们把杜马讲坛作为他们操练的一个场所。现在很多人都认为俄罗斯二十世纪国家制度的转变就是从05年的《十月十七日宣言》。地方自治局在《十月十七日宣言》，实际上在05年革命的时候，他们就省际联合，然后在05年的时候就了全国自治代表大会，所有的人，基本上核心小组的人员都是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人，因为立宪民主党就是1905年成立的，这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政党。可以说，整个它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那个时候索尔仁尼琴说，这是思想界和知识界异常美好的年代，然后到达顶峰以后，到1917年以后就是知识分子厄运的年代。
 
1914年的时候，他们就召开了全国性的组织，就是两个联合会——地方自治联合会和城市自治联合会，有400多个城市联盟加入，起作用的当然是自由主义的政党。二月革命以后，当时临时政府的总理李沃夫就是全俄地方自治委员会的主席。他们当时讨论的，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政府名单，基本上90%都是临时政府的人员。临时政府后来基本就用了这个东西。俄国在1914年打一战，基本上可以说地方自治局或者说这两个联合会就是政府了，它已经成了权力的化身。因为政府整个在萎缩，战争状态下把正常的活动完全打乱了，军队的供给、灾民的救济、伤员的安置，而在这个时候也可以说地方自治局和两个联合会手握着大量的财权，大笔大笔的钱从他们手里过，因为打仗嘛。当时李活夫就提出一个口号——“从政府手中救出国家，把它还给社会”。所以这个时候俄国公民社会各个要素已经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公民社会的发展，每个人都参加很多的组织，这成了社会上的一种时髦，包括慈善组织、公益利益团体，包括横向的、纵向的，有两千多万的人都是合作社的成员。这与后来集体化时期的合作社完全不一样，有农民联盟。大家都把参加社会组织作为体面的事情，可以看得出来俄国的公民社会已经在这个时候初见端倪，已经可以看得出来。
 
到二月革命的时候，一战期间，它基本上从第二政府已经变成了第一政府，已经成了真正的政府。人们都说，第三种人在利用战争和沙皇政府在抢夺天下。很多明眼人已经看出来，他们不是在帮政府，已经是在抢夺政府，他们是在为国分忧的外衣下，真正的目的是想取而代之。所以他们发布命令，从来不请示政府，就是蔑视政府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了。当时一个著名的口号是“谁善于工作，谁才是国家的主人”，只要地方自治局一停办，停止供应，整个后方就乱了，俄国就会天下大乱。连媒体都已经有人呼吁，说政府干脆就把权力交出来，现在就兵不血刃实现权力交接吧，你交给两个联合会，否则你没有出路。所以后来沙皇的退位，不但是因为战争，的确它已经是大势所趋了，就是如果没有十月武装夺权的话，基本上这个已经大势所趋。这个时候两个联合会和第三种人已经被看作俄国的中流砥柱。坊间里都知道，俄国没有政府，只有两个联合会，两个联合会从第二政府变成了第一政府，它已经具有了取代政府的资本。皇后，就是尼古拉二世的皇后，在给尼古拉二世的信中说，这两个联合会已经令人无法容忍，他们肆意妄为，超越本分，给正在打仗的国家带来了混乱，现在又非分插手国家的管理，对政府来讲，这已经是名存实亡。但是更不幸的是，它的怯懦在于政府知道自己已经患上了重症肌无力，还不敢公开宣称大权旁落，因为一来怕沙皇怪罪，二来怕弄假成真，自己威信扫地。战争期间，他们有很多建议，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举行合法的工会、全国性的民间组织，包括像05年革命时候的彼得堡企业工人大会实际上就是他们发起的。
 
沙皇已经知道尾大不掉，当初是想做为一个附属组织来帮助政府来管理，现在没有想到，这已经取而代之了，它已经成为专制体制的一个心腹大患了。而这个时候，体制内的一些人也感觉到沙皇不思进取，也失去了信心，转而发生了立场变化。因为那个时候谈社会主义、谈变革等等，沙皇政权已经看得大势所趋，很多原来官方的温和人物、都很具有国家思想的人物，现在革命性越来越增强，包括我说的齐契林，他是俄国的国家学派，当然他带有自由主义色彩，就连《俄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者司徒卢威都称他从“强有力政权的支持者”变为了“俄国专制主义和特权阶层不调和的敌人”。贵族联合会到那个时候，贵族已经持一种反沙皇的立场。二月革命的时候，他们的确过了几个月的辉煌的日子，二月革命他们感觉到非常好，他们说曲线救国，终获成功，兵不血刃，政权到手。的确，两个联合会的主席李沃夫当了临时政府的总理，沙皇的各级政府官员因为有政治污点都被民众抛弃。所以地方自治局半个世纪的工作和实践积累以及人脉资源成为组织性最好、最有基础的政府人选。他们基本上是一套人马，两个招牌，以民间的招牌来担负了政府的工作。在各地，他们就是临时政府。所以他们也非常高兴，认为兵不血刃就达到了目的。
 
二月革命以后马上就搞民主选举、民主改革，因为沙皇退位，临时政府成立。他们发表的第一个宣言其实与革命政党的政治诉求是一样的，就是要以“普遍、直接、平等和秘密投票的方式进行市杜马和地方自治会的选举”，然后进行全俄立宪会议选举。这其实也是布尔什维克当时追求的目标。他们为了操练，先进行了基层选举，在43个省、456个县、9305个乡大力展开了选举，而且都选出来了30万个乡议员，基本是由社会革命党控制。因为它是一个农民的政党，有100万的会员。当时布尔什维克走出地下状态的时候2.4万人，在农村只有4个支部，所以从整个政党组织来讲，布尔什维克从地下状态走出来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党。县、乡自治会又选举出23551名县议员，比较完整的基层组织已经搭建起来了。临时政府也宣布，地方自治会的主席是临时政府委托的全权代表，来管辖地方事务。这样基本就可以说，沙皇的权力他们通过选举拿到了合法授权。
 
我们在学苏联历史的时候把沙皇的杜马骂得一塌糊涂，因为俄国杜马的很多东西要从100年前来汲取，然后对杜马的评价现在又反过来。这（图略）是乡间长老和地方自治局，因为俄国是一个村舍的社会，乡间长老起着很大的作用，地方自治局和他们之间是一种良性互动。那些专家都会到下面去，不管是情感沟通还是搞民意调查，都是与他们互动。
 
布尔什维克，就是我们说后来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政党，他们与第三种不是一路人，在理论也对他们多有批评。我刚才前面说到过，列宁对地方自治局和第三种人一直都有批评，但是在专制年间，其实反对派也从地方自治运动当中扩大自由、开拓社会的空间当中受益，所以他们基本上也是参与到活动当中去。而且布尔什维克在二月到十月期间，基本上是拆临时政府的台。他们那个时候批评地方自治局说，你不够民主，你搞地方自治还行，但是不够，你要搞更大规模的就像正规的这种议会选举，也就是搞立宪会议选举。托洛茨基就说，地方自治局尽管也有民主的形式，但依靠的是松散的选举人群，而且还需要选举资格，必须要有多少卢布，要有什么样的财产，要有选举资格。所以它只是代表了昨天群众的状态，也就是说，人民并没有给它委托书，你搞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我们要搞的无产阶级民主比你的民主范围要扩大，更有时代性。
 
但是十月夺权以后，列宁当时也想立宪会议选举。列宁想得很简单，我是先夺权后选举，在已经以执政的状态下了，我再通过有效的宣传，肯定我能够选上。当时布尔什维克主要的力量在军队中，并不是在农民当中。军队放假，都回家去宣传。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布尔什维克获得了24%的选票，社会革命党这个农民政党获得了58%的选票。这样就很为难，列宁就觉得，这时候我们怎么办？最后商量的结果就是用枪杆子颠覆票箱子，既然我选不上，原来还在《工人之路》报，就是《真理》报的前身，把布尔什维克选进立宪会议，我们服务选举的结果，但是在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就觉得，我现在要把权力拱手让出去，不干了，说这是一个过时的选举，整个法律都是临时政府的。可是很多人就问他，包括像后来第二国际的卢森堡很多人就问他，说你现在才说这样的话，你当时宣传的时候动员了这么大的宣传，又不是说他贿选，也不是说他舞弊，现在只是说是一个过时的法律，你为什么早不说呢？你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再说，那就太没道理了。所以布尔什维克在1918年1月5日立宪会议召开的时候就开始搞专制，“我要搞无产阶级专政”。其实专政和专制之间并不是一个程度的差别，列宁提的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主要是一个常态，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暂时状态，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惨败，他就开始翻脸，就要搞专政革命，镇压民主反革命。那个年代，在1918年，这个词是非常流行的，就是“民主反革命”，就是你赞成选举了就是反革命。列宁当时在一个信件当中，不是他公开发表的，说“什么叫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就是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选举的斗争”过程。他把话说得这样明白，这样直白，可是他没有想到，“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是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它从1903年开始的所有党纲当中，这一条没有变过。其它的都发生了变化，只有这一条没有变过，只是因为你自己没有选上，你自己就把这一点改变了。
 
以前是说第三种人不够民主，现在是说越民主越反革命，那最民主的立宪会议就最反革命，不同意直接反革命的立宪活动家那就是次反革命。为什么呢？因为布尔什维克认为，新政权当中，人文知识分子是没有用的，专业技术专家还是有用的，还是可以留下来，所以大家都知道在1922年的哲学家之船当中，把俄国顶尖级的人文知识分子都赶出去了。他们先到柏林，再到巴黎，后来有很多的人文知识分子就成为文化保守主义。在苏东剧变，意识形态空场以后，他们又出口转内销，又回到了俄国。当然主要是因为他们给西方贡献了一种后现代社会的一种理论——俄国式的存在主义，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所以这些人——技术知识分子都留下了。
 
因为地方自治委员会承认临时政府的合法性，而且他们在地方也搞了，地方政权架构非常完整了，这样他们就与苏维埃处在一种对立的关系，而且一些机构还成立“拯救祖国革命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展开夺权斗争，所以到1917的年底，主要是从1918年开始，布尔什维克就重拳出击，打击拒不归顺的地方组织。所有的人，只要发表了反苏维埃言论的人，一律逮捕，交革命法庭定罪。在1918年3月，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批准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力宣言》规定，“政权应当完全由苏维埃掌握”，一切以选举作为借口的各级组织均不具有合法性，就是你的是借口。在这之前，他说这是我们争取的目标，但是现在说你那是借口，也就是说所有地方自治机构统统要被取缔，两个人在内战中是友，很多地方自治局的人最后加入了这种白卫运动当中。我们都知道俄国打了三年内战，其实我们现在的说法是，因为14国武装干涉，要把新生的苏维埃扼杀在摇篮当中。真正的原因根本不是这个，真正的原因是合法的授权，沙皇的江山如果说是通过选举规则来说，大家都认可，布尔什维克首先破坏规则，你来抢江山，那凭什么你抢来的江山就是你的？因为俄国当时正在打一战，所以各外国的力量又介入，这样才有了14国武装干涉之说。这个说法最早来自于丘吉尔，丘吉尔在一战的时候就说，你们要是这种状态的话，我们国外也要介入。当时托洛茨基说不要14个国家介入，你只要投入14个师的兵力，对我们就是太大的威胁。实际上没有14国真正的武装干涉，过去一直认为是14个国家就像组成联合国军那样对布尔什维克开战，其实真正的状况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回到我们这个话题，也就是说，地方自治机构因为他们是通过选举的，布尔什维克说凡是打着以选举为借口的，都不具有合法性，统统都被取缔。所以俄国第三种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局同呼吸共命运，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历程基本上就结束了。本来他们的社会实践可以给俄国提供一种既不同于传统治理，也不同于革命后苏维埃模式的第三条道路，但是俄国革命却把这一切都埋葬了。
 
在1922年到1928年之间，国家首先达到管制社会，对社会实际上是关、管、卡。以前也有人问过我，说沙皇时期和苏联时期，包括东欧和苏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说最大的区别就看有无社会。沙皇时期是有社会的，因为它有教会。东欧与苏联相比，也是社会比较强大，内务部主要工作就是把社会全部取缔，就是全国性的组织全部取缔，内务部先登记，7000家全国性的群众组织完全都不可能有过去那种自治，都不可能。就连“拉普”，“拉普”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一个很左的带有浪漫色彩的群众组织，有40万会员，也被取缔。它的意识形态是端正的，只是成员有点同仁结社性质，也被取缔。这样，后来的工、青、妇社会组织已经和革命前完全不同了。有一本书就是专门讲沙俄的这种社会组织结构，我很想从社会史的角度做一下，看看沙皇时代，尤其是在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初这一段，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挺有意思的。但是苏维埃打造的都是国字号，都是在民政部登记的，都是要建立党支部的，财政上都是由国家拨款的。即使一些与政治无关的文体组织，也都是按照党中央的这一套打造的。这样，尤其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活动。这些组织都没有社会积极性，也没有组织能动性，他们是一种垂直的隶属关系，不能有横向组织联动。虽然每一届，苏联有1918年、1936年、1975年这些宪法，都保留结社自由，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是装饰性的条款，不但没有结社自由，甚至可以说能管到床头上，就是私生活这些方面国家都要管的，一切的领导核心都是苏共。
 
第三种人和自治局工作者半个世纪的努力基本上就没有了。可以说，俄国的社会基层自治和公民社会也戛然而止了。但是在新经济政策阶段，它有一个回光返照。为什么呢？因为内战打完以后，俄国1300万人在内战中死亡。俄国在夺取政权的那一天基本上没有死一个人，尤其在冬宫之夜，但是接下来的内战，基本上是工人和农民之间的战争，只有三分之一的工人，300万人打到最后成了100万人。这些人也无所事事，农民作为一个阶层保留下来了，而且整个农村也中农化，富农、地主消灭了。再加上反斯托雷平，那个时候又没有集体农庄之前，又回到了村舍。所以当时布尔什维克认为，只要你在政治上没有组织联动，在某一种程度下，它还是允许有一些民粹派的活动。它已经不是像过去那种有政治结构，它只是提出来一些具体的做法，比如说整理土地等等。做这些事情的话，布尔什维克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允许的，包括有一些专家。但是后来没有想到农村的村舍也成为一种农民联合的力量。现在十月革命以后，你要把所有的一切都统起来，就像我们搞统购统销一样，你现在想用剪刀差来搞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农民可以不种啊。你把工业产品卖得很贵，然后农产品很便宜的时候，我就萎缩，严重的萎缩，然后就抛荒。后来，斯大林发现这一着行不通，所以才有了1929年的大转变。但是在1929年之前，有一度地方自治局或者第三种人的技术人员在那里活动，有一个很短暂的回光返照。所以有那么几年，只要不涉及政治，在学术领域去做宣传还是合法的，所以我们把有些人称作新民粹派，康德拉基耶夫、恰亚诺夫、尤洛夫斯基就是在那个年代活跃的。
 
由原来地方自治局和一些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这些人形成了一个新民粹派，其中以恰亚诺夫的农民社会组织者最为出名。他和沙皇时代的第三种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是，他们不是独立的政治派别，也没有组织活动，政治上是完全依附于苏维埃的，只是一种思想、学术和具体事务的流派，但是这种状态也没有持续几年，很快在斯大林1929年大转变，就是要搞集体化。斯大林觉得，这种方式肯定也是不行的，所以把农民也要管进来。这样就有了一个大转变，很多人就在斯大林社会改造的浪潮中被吞噬了。1929年，在经济学家比较集中的财政部和农业部先开始清洗。1930年的时候，苏联宣布破获了一个反革命地下组织，叫劳动农民党，所有的这些顶尖人物基本上都在这个劳动农民党案被一网打尽，15个人物，都是大学者，都是在思想领域里很有创见的人物，没有审判的情况都死于非命。很多人都没有下文，都不知道哪一年死的。这是我在1988年的时候，因为我们也搞农村经济改革，我注意到了俄国的恰亚诺夫这些人，然后去找他们，才发现。他们的思想实际上和我们当时的农村改革所提的相比，我觉得他们很有先见之明。所以我总有一种感觉，很多话他们说的很对。马克思说的小农要消灭，他们说小农生命力是很长久的。我在80年代的时候是最早就开始注意到恰亚诺夫的。这样的话，第三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俄国的实验就彻底地失败了，他们个人的命运也都是非常悲惨的。
 
从严格意义上说，实际上这个时候，实践知识分子已经脱离了过去俄国那种“为思想而生存、以对抗政府为主要目的”的传统知识分子含义，俄国传统知识分子本身就有这个含义，就是“对抗政府”，有点像类法团或者NGO。在新民粹主义被处决以后就不存在了，第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也不存在了，第二个也不存在了，第三种也没有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纳入到苏联体制当中，这些人没有一个活到1987年平反的（87年苏联给他们平反）。
 
剧变前后，苏联社会和思想界由于对激进主义的反思，尤其对列宁这一支进行了很深的反思，自由主义一支独大，但是正是因为它剧变，经济转轨没有搞好，自由主义又再度衰落，而第三种知识分子因为政治倾向比较模糊，各方面所容，它又做了大量实事，所以在社会上获得好评。舆论就认为，给予俄国现代社会做出努力的这种第三种力量，应该给予他们应有的评价。剧变之前，索尔仁尼琴就看到了这一点，他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但是他也觉得这些人在俄国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所以他对他们评价非常高，把他们叫做社会工作者。1994年回国的时候，他就呼吁知识分子应该重新掀起做“具体实际工作”的“第三种人”的浪潮.他还自己创办了一份杂志，叫“地方自治通报”。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就可以想到，他在对接当时沙皇时候的地方自治局，因为当时地方自治局办通报的非常多。
 
现在很多人就会问，现在俄国知识分子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现在俄国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这样的，在80年代他们与中国有相像的地方，也有不太像的。80年代基本上启蒙状态，那个时候都是一些写博士论文式的，所以他们叫博士论文启蒙，然后就是在讲宪政。没有想到剧变很快地来到以后，经济转轨就提上议事日程，而拿到副博士学位的年轻的经济学家，在俄国文科的博士是很难拿的，所以年轻人很多都是副博士。这些人的宣传手段已经改变了，不是纸媒了，都是电视媒体，然后在电视媒体上频频露面，所以俄国人有一个说法叫做“副博士革命”，就是副博士现在突然都出现在电视上，各个人都混个脸熟。但是口碑并不好，因为俄国经济转轨搞得并不好。到了第三个阶段，就转入到社会定货，所以有的人就分化成为各个政党的一些咨询机构或者高参，或者怎么样，但是也有很多的人和非政府组织接轨，以更多样的形式活跃起来。他们在理论上非常注意吸取第三种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也呼吁俄国需要更多的干实事、干小事的知识分子，所以令人感慨的就是，真是历史的轮回。俄国人老说，干什么了吗？现在所有做的，都是上个世纪的人已经做过的，而只不过我们把所有这些东西全部都反掉了，真是这100年等于白忙活了。从各个领域，从教科书等各个方面都是他们反对的东西，现在又把它重新挖掘出来，包括第三种知识分子现在也是一个挖掘阶段。现在也有很多人开始利用他们的资料，很多博士论文我看都利用地方自治局来做文章。
 
我觉得有一点，为什么他们现在不自己去搞呢？因为搞社会学肯定要下去搞社会调查，但是他们现在下的功夫还没有当年下的大。所以他们又把当年那些东西拿出来，指导学生去做论文。
 
后面主要讲的是梁漱溟等人，我觉得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大家都比较熟悉，因为有学生也问过我，他们与梁漱溟、晏阳初怎么比？我说，因为我们知道梁漱溟、晏阳初，但是我不是专门研究的，我感觉第一，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规模，没有那么大的财力，没有那么大的社会动员力，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面，虽然最后的结局还是很相像的，包括像晏阳初最后的出国，也包括像卢作孚最后的自杀，其实也有很相像的地方。但是总体上可以说，在俄国历史舞台上其实演绎了这么长时间，有这样热闹的第三种知识分子，其实在我们国内知道的人很少。大家当然知道托尔斯泰，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很多，但是很少知道第三种知识分子。一提起李沃夫公爵，就提进来说，那是临时政府的总理，是一个反动的家伙。其实他们做了很多具体实践的工作，中国人大部分都不知道。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我今天就先讲到这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