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半个世纪，我的母校芝加哥大学是对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研究重镇。经济学诺贝尔奖历史上总共57位得奖人中，竟有23人曾在芝大任职或毕业﹗它成功的原因在哪里﹖
20多年前我读过一段该校经济系的自我介绍(今天仍被挂在它的网站上)，它说﹕「统一所有这些研究的线索，并非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而是方法学……」信哉斯言﹗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的确不是影响杰出经济学家研究的因素。
芝大出过社会主义经济大师兰格(Oscar Lange)，也有过利伯维尔场的大旗手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不食人间烟火的数理经济学诺奖得主迪布(Gerard Debreu)的成名作在芝大孕育，猛烈批评布殊战争政策的迈亚逊(Roger Myerson)正在芝大教授博弈论。
我自己读书时，便曾因为它只传授理论工具及实证方法而深感不满，后来才蓦然惊觉，这正是它独到之处。不以意识形态为标准经济理论的目的是要找寻真理，它的高低只能按照其方法是否科学、思维是否有原创性及是否对实际世界有解释力来划分，政治立场或是否慈悲为怀不应扮演什么角色。事实上这也是经济学界习以为常的准则。我20多年来参加过数以百计的经济学术工作坊，探讨一些同行的最新研究，但从来未遇上过有人以意识形态作为衡量论文优劣的标准。
不过，这并不表示通过科学方法得出的结论不会得罪某些抱有既定政治立场的利益团体。例如，某些政党自称设立最低工资是公义的，但未预设立场的经济学家却往往会把这转化成一道可验证的科学命题﹕最低工资究竟会不会使到弱势社群丧失职位﹖假若弱势社群的失业率不会因最低工资而增加，支持这政策的大可心安理得的自称是代表公义。但若弱势社群因此而失业，那么最低工资便可被视为欺压他们的工具，「公义」一说只能是贻笑大方自我吹捧的废话。而最近十多年国际上学术界有关最低工资的研究，压倒性的证据恰好是说弱势社群的失业率会增加，曾经误以为最低工资可帮助弱势社群的两位美国杰出经济学家，正是在研究的方法上犯上严重错误，被同行技术性击倒，致使国际上经济学界的主流又重回反对最低工资的立场。
经济学的方法是否只适用于经济学而不应越界用在其他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可否跨界，本来是个颇学术的问题，但竟然曾在《明报》引起过争论，世界真是无奇不有。香树辉不满外行人胡乱谈专业的经济问题，引来一些非经济学者的反对。香树辉对经济问题的敏锐，我素来十分佩服，但他对这问题的看法我只同意一半，这有段典故。
芝大经济系本来设在该校的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大楼，你若到该校，不妨小心看看这大楼外墙刻上的名称，你会发现，大楼的「招牌」并不对称，Science一字的右边，多了些空位。原因是大楼建成时，本来叫作众数的Social Sciences，但教授不满，要把最后的「s」字母铲走，因为他们认为社会科学只有一种，根本不需人为地设置界限。
芝大的经济学家对「入侵」其他学科，情有独钟。同样，他们也欢迎其他学术理念的竞争。话虽如此，香树辉又是对的，你要有效分析某问题，便总需拿得出本事吧﹗本事即适当的方法，不明白别人已得到的成果，拿些粗浅工具乱舞一番，只能是以蠡测海，误人误己。 那么，判断社会科学方法高低的标准是什么﹖这问题不好回答。符合芝大学长李天命所倡议的思想方法学，固然是必要的，但却不足够。这好比懂得数理逻辑并不等于懂得物理的研究方法。 社会科学各领域曾发展出不少方法，例如心理学的实验、经济学的计量经济、社会学的问卷设计等，不同的问题可要有不同的方法。但若要说出什么方法是不对的，倒是容易得多。
保护主义遗祸人间﹖
许宝强教授月前评论干预自由贸易会否打击经济的文章，若单以其罗列或引用的理据而论，倒是不错的方法学上的「反面教材」，这不一定是许宝强背后没有更好的理据，报纸篇幅或读者对象的限制，时会使人写不出完整的推理。我自己亦常身受其苦，十分功夫因受限制而写不出一分半分之时，会顿感气息不畅，经脉闭塞。 以下我用许宝强的一些论据作为起点，探讨什么研究方法是错误的。
许反对我提出的「干预市场」会令「总体经济受损」和「保护主义遗祸人间」的说法，认为它通不过历史「论据的严格要求」。他又认为「讨论的焦点不应放在逻辑推论或常识习见，而在于对事实的观察」。他对「事实」的观察主要是引用了一些不同时段及不同国家的个别例子，试图论证有些国家多搞保护主义后，经济增长率还要快了一点，例如美国19世纪时几乎闭关锁国，但经济增长却高于欧洲。
许的观点涉及一些有趣的认知论问题，但其中又隐藏?几个不同层次的错误。我会用几个例子来说明问题。 搞社会科学的相信没有什么人反对以「事实」为基础，但「事实」是什么﹖我们观察到的真的是事实吗﹖ 每天早晨太阳升起以前，我们可以听到公鸡啼叫。有人可以因此认为「事实」是「每天太阳都会被公鸡吵醒」。你要「证据」吗﹖每天都有﹕太阳不是在公鸡啼叫后才「醒来」吗﹖我们当然知道这是很荒胶的说法，但它错在哪里﹖ 第一，事实往往不是直接可观察到的，要经过小心的分析才会显露出来。 第二，若我们不懂日月星辰的理论，又不怀疑自己的理论而作出反证的话，单凭以上的观察，根本推翻不了「公鸡吵醒太阳」的说法。找寻事实时，理论往往是不可或缺的。 第三，没有理论依据，我们便不易搞清因果关系。是公鸡叫醒太阳﹖还是日出启动了公鸡的生物钟﹖我们怎知许文中的例子不是某些时段的经济增长引致保证主义，或某种未知的因素同时提高了经济增长又加剧了保护主义﹖ 因果关系的毛病 搞错因果关系是很多人都会犯的毛病。
2003年9月，有某些地产商会要员约我见面，他们给我看一份图表，内中显示过去几十年来香港经济基本上在增长，而楼价也在不断上升。他们因此说，这足可证明抬高楼价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并希望我鼓吹十年内不卖地，以推高楼价。 我在此以前早已用计量经济学做过「因果测试」，知道经济增长可引致楼价增长，但相反的因果关系却被数据推翻，所以只能对他们说声对不起，我不能同意他们倒果为因的说法。 经济或社会现象往往受多个因素同时影响。假如我们要知道因素甲与因素乙的关系，便必须问这样的问题﹕如果其他因素都不变(ceteris paribus)，增加甲会否引致乙上升﹖ 计量经济学家发展了大量的技术解决这类问题，例如进行一些高中理科学生也懂得的控制实验，或用多元回归分析法。不用这些方法，答案可能完全错误。
例如，根据经济理论，GDP上升会引致物价下降，但货币量上升却会使推高物价。不过，我们若不懂理论，忽视了货币量的变化，却容易发现GDP与物价似乎呈正面关系。但只要把货币量也计算在内，经过回归分析法的检验，我们自会见到GDP与物价有反面的关系。 许宝强说美国采用贸易封闭政策时，经济增长比欧洲要高，难道我们不知道当时美国正向西部扩张，土地及资源都在大量增加吗﹖我们也可以说，若美国当时开放贸易，经济增长可会更凌厉。 由此可见，许宝强的零碎例子由于没有理会因素的多元性，根本证明不了什么。 但若没有理论的指引，我们又怎知哪些因素必须顾及﹖我们又怎会清楚事物与事物间通过什么机制互相影响﹖优秀的理论是过去经验的总结，不利用它们等于放弃指路明灯，故意忽略了一大堆实证结果。
许文引用的较有价值论据是有经济学家洛迪克(Dani Rodrik)的研究。洛氏检验了几篇其他学者采用的「跨国」研究后，认为后者所得到的减低贸易障碍会推动经济增长的结论并不坚实(他同时也承认没有证据证明保护主义对经济有利)。他发现，保护主义严重的国家很多时也是制度落后的国家，所以这些国家经济增长慢，可能只是落后的制度在起作用，与贸易障碍无关。 洛氏文章出现后，经济学家对他的方法劣评如潮，把他一刀了断的，可用当代最顶尖的几位国际贸易专家之一的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为代表。巴氏指出，洛氏的方法根本便错误。所谓跨国研究，只是在几十个国家中每个国家找出几个数字，便以为可以把贸易与增长间复杂的关系弄清楚。落后制度固然拖慢经济，但我们怎知道贸易障碍不也是同时在起作用﹖洛氏找不到关系，只是因为他的数据严重不足。
巴氏也提醒我们，在多个大型的不同国家的研究个案中，因为历史数据远为充分，早已确立了干预贸易会打击经济的实证根据。外行读者可能不知，巴氏是杰出的理论家，其特长是指出并发现过不少市场失灵的例子，但他在检验过学界中大量的实证研究下作出这样的判断﹕市场运作虽时有小毛病，但实际情?中，政府干预更坏，所以坚决赞成自由贸易。 许宝强的论据虽然漏洞百出，但运气好的话，错误的方法也未必得不到正确的结论。这个可能性并不存在，因为经济学界中已积累了数以千计用不同(但正确)方法，不同数据所得到的研究成果，结论是压倒性的，干预自由贸易会打击经济，就算在南韩、日本等高增长国家也绝不例外。要一窥部分这类最顶尖的研究，可以到经济增长理论大师诺奖得主卢卡斯(Robert Lucas, Jr.)的网站，他在芝大开了一门博士二年级学生的课程，主题正是「贸易与经济增长」，网站上便有他列出的文章及书单。
这些文章的权威性很清楚，绝非用错误方法得出「结论」的研究可比拟。巴格瓦蒂自己的网站内也有大量通俗及专业文章，对要学经济的，是很好的资源。 读者若无时间参阅这些文章，也可以用简单的方法帮助自己判断。人类历史上涉及人数最多的脱贫过程是在近20年的中国与印度出现。港人对印度或许认不够，但大批港人曾参与过中国开放后的外贸，从他们所积累的大量详细经验及信息中，我们很易知道中国若没有在经济上逐步开放，今天不知会穷到什么地步﹗详尽分析个案经验也是社会科学的及格方法。（来源：《明报》2006年5月8日）
雷鼎鸣，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BP访问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