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很多读者眼中，经济学研究人员做的都是些无聊而又不接地气的研究。为何经济学为要研究这些奇葩的课题？本文作者在讨论一篇关于宗教活动与中国长期经济发展关系的论文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自己的解读。在他看来，这应该是大部分社会科学都面临的问题。由于我们不能把经济体像小白鼠一样放到实验室去，也不可能按照我们的计划与意愿控制一些变量，所以实证经济学越来越技术化——它们至少希望能越来越像科学。
文/布阿布阿
事情起源于陈老师、颜老师及另一位作者（抱歉啦，因为不太熟悉）的新论文——讨论宗教活动与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的关系。当然，从业内看，这其实也不是啥新鲜事。忍不住啰嗦下，既有科普的想法，也有专业探讨的意图，希望不同读者看完都不会觉得过于枯燥乏味（注意“过于”，枯燥乏味几乎是肯定的）。
在开始专业讨论前，我还是从上次被很多人转发的那个故事开始讲。首先我要声明关于考试进步及母上的反应都是真实的，不是为了编段子。后来很多朋友说研究人员不把科研看成亲儿子，所以不如母上大人对成绩敏感。我想，这也许只是一方面。我的母亲那么关心潜在的内生性及对照组，并不是因为要跟邻居家孩子比较，而是她比较严格，仅此而已。不过，这个故事放到实证经济学，特别是教育经济学中还是有现实意义的——起码告诉我们有诸多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可能影响学生的成绩及排名。沿用这个故事，我想先介绍下常见数据类型。
第一，时间序列数据。当母上把我诸多年某单科考试成绩排列起来组成的就是时间序列数据。观测对象只有一个，那就是我。成绩随时间变化，通俗说就是纵向数据，自己与过去的自己比较。
第二，（横）截面数据。如果老师把一个班级的单科成绩排列起来组成的就是截面型数据。观测对象有很多，没有时间纬度。成绩随观测对象不同而变化，通俗说是横向数据，自己与同学比较。
第三，面板数据。老师把班级几个学期（或者学年）单科成绩组合起来就是面板数据。观测对象不变，但时间有变化。
说这些是要为下面的讨论做铺垫。关于历史（包括宗教、文化、制度等）对当今经济发展的影响，一般采用的是截面数据。比如，城市或者县的数据组合起来。中国方面的研究，城市大概的观测数在200左右，县可以近2000。从精确性角度说，当然样本大更好。世界范围的研究通常是跨国的，截面数据也就100多观测值的样子。
从理想的角度出发，这类问题使用面板数据比较好。但是由于历史被认为是不随时间变化的固定效应（time-invariant fixed effect），所以在现实操作中大家大都用的截面数据。
这就带来了一个普通读者疑惑的问题：几百年前的历史（活动、现象、甚至趋势）怎么可能对现实有影响？ 回答这个问题前，我想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假如历史的影响是长期稳定存在的，并且作为某个决定国家长期发展的因素，那么我们是否会陷入历史决定论。类似地，还有地理决定论，制度决定论。因为这些因素都有着一个共性，几乎不随时间改变（尽管制度在比较长的时间跨度内是可以改变的）。
我们先来说历史对现实的影响。其实，如果我们讲具体事件，大家可以接受。比如甲午战败对中国的今天有没有影响？一战和二战的战败对德国的今天有没有影响？可是，如果要讲西方传教士在二十世纪初的活动对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的影响，人们就似乎难以接受了。陈老师等的论文在应用计量经济学上使用了工具变量方法，从而可以解决一部分内生性问题。因此，他们得到的结论在我看来是可信的，也不算太意外。
如果要谈开去，也曾经有研究者把传教活动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来研究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论文见： http://www.suomenpankki.fi/bofit_en/tutkimus/tutkimusjulkaisut/dp/Documents/DP0909.pdf "Do institutions matter? 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institutions on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China （2009）" 。再往前推，这篇工作论文有一个2007年的版本。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英文文献研究中国经济的论文中第一次提到1920年县级传教士的信息。
这一系列的研究可以追溯到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James A. Robinson（简称AJR）2001年AER（http://economics.mit.edu/files/4123）上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这篇论文也是讨论制度对当前经济的影响，工具变量为西方早期移民者在殖民地的死亡率。他们提出了殖民者建立两种不同的制度：攫取型与包容型。前者以非洲拉美为代表，后者以美加澳为代表。当然，这方面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作为非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人员，我不好评价。
对中国类似问题的研究或多或少会有AJR2001的影子（如有误伤请海涵）。 2014年NBER的工作论文集上Acemoglu等人又用了宗教活动（数据http://www.prec.com/en/data/missions/missions_activity/index.html，目前没有公开，但应该快了，大家可以关注）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来回击自2001年AER论文诞生后受到的种种批评。
看到这里，普通读者会觉得太讨厌了，你们都在做什么啊！对的，经济学研究人员其实干了不少看起来特别无聊的事。不过，还有更无聊的，就是对这些无聊事情的一再批判。
我觉得，读者不信这些研究结果的根源在于历史或者制度的长期影响无法通过详细的渠道分析来展示。尽管从技术角度，专业人员可以选择接受或者批判上述研究的结果。但即使像我这样选择接受结果的人，也会追问其中的机制。
现在需要的是，正如后来陈老师在一个微博帖子中提到的，微观机理的讨论。我对此非常赞同。那么经济学领域为什么这方面研究少呢？
第一是数据。由于现实中不存在长面板数据可以监测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长久的社会活动，所以无法在面板下进行计量分析。这是技术层面的障碍。
第二是理论框架。我不是研究纯理论的人，也许受制于知识结构，我下面的表述可能是存在偏误的：目前还没有比较系统的理论能把历史制度影响经济发展的微观渠道解释清楚。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一方面如陈老师等继续在实证上提供证据。但更重要的是，应该有一套新的理论框架将宏观制度对微观个体的影响讲清楚，然后回到当前的宏观发展。
我曾经写过一个简单的思路，尽管尚未刊发，不过也不妨碍写出来大家探讨。我觉得应该把Heckman等对个人技术能力形成的过程作为人力资本微观基础，将制度对经济增长分解出一步：即制度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积累间接影响当前的经济增长。这里有两个逻辑环节：第一个，宏观上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没有太多争议。第二，制度影响人力资本积累这个环节过去缺少微观基础。在Heckman等人的模型中（以我不太好的理论水平得到的结果大致是），个人能力的积累受到遗传、个人努力和父母投资的影响。其中可能与制度有关系的是父母投资。在西方对制度的定义中主要是两个内容，第一是合同制度和契约精神，第二是产权保护。无论是哪个都可以解释为：更好的制度可以保护跨期借贷，从而使得父母的低教育水平及低收入不会永久性地造成家族的衰败。如果没有这条，按照Heckman的设定，通过代际传统，低教育程度家庭会陷入恶性循环，一个家族就毁掉了。推而广之，一个国家如果进入这种状态，也就毁了。因此，我个人的看法，制度通过保护借贷降低了人力资本的代际相关性，从而使得微观家庭层面的人力资本正向代际累积成为可能。
在现实中，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有些殖民地拥有良好的自然资源，甚至早期白人移民的素质高于其他殖民地，但如今的经济发展水平依然不行。
这个思路另外的一个意义是使得欠发达国家可以明确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改革，并且理解制度改革到底会带来什么。对于普通人而言，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虚幻的历史或者制度到底会对家庭产生什么影响。其实生活中不乏这样的生动例子。比如，几十年前中国划分个人成分，运动期间对不同人群进行了不同的安排。即使在大家都无法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情况下，还是有人可以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当然，这样的制度造成了太多家庭的悲剧，但也有人在这样的不公平中逐步成长起来。
在全文结束的时候，我想点下题：经济学为什么要研究这些奇葩的课题？我觉得这应该是大部分社会科学都面临的问题。由于我们不能把经济体像小白鼠一样放到实验室去，也不可能按照我们的计划与意愿控制一些变量，所以实证经济学越来越技术化——它们至少希望能越来越像科学。我上次也提到过微观应用计量，特别是广义微观劳动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包括健康、教育、移民、人口等，好吧，其实这些才是我专职领域），都会转向因果分析。同时会出现以宏观冲击为主体，探究宏观对微观个体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宗教或者制度等，也会成为这个领域未来的热点。当然，这些是有前提的：要在理论框架上有一定的突破。否则，尽管我们可以提出细碎的实证证据，但除了把简历中发表那一栏写得好看点、进而拿到更好学校的录用通知并获得更高的工资，没有太多学术意义。
另外一方面，经济学研究者大部分人都还是有情怀的。我可以推荐大家关注几位，他们在书法上很有造诣，对音乐、瓷器等很有研究。当然了，还有不少是美食家、旅行家、运动健将等。好吧，我还是不列了，怕漏了谁，他们都要不开心。无论怎么说，大部分好好从事科研的经济学研究者在孩提时代都还是想经世济国的，所以这决定了他们有着广阔的视野、也有着对知识的敏感、对未知世界的渴望。其实，这个评价给所有严谨的人文社科研究人员都不过分。只不过现实中的不如意和某些人的行为败坏了队伍的整体形象，让非学界的人认为学术研究是骗人骗钱的。其实，我们最多骗骗自己，还有其他什么可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