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约翰•凯
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们又一次造反了。甚至在还未爆发金融危机的数年前，他们就已建立了一个“后自闭经济学”网络。在危机爆发之后的2011年，哈佛大学(Harvard)的一个班在格雷戈里•曼丘(Gregory Mankiw)的经济学入门课上，上演了集体退席。该课程为世界各地大学所采用经济学教科书的基础课。今年，来自30个国家的65个学生团体创建了“国际学生经济学多元化倡议行动”(International Student Initiative for Pluralism in Economics)。任何其他学科的学生们都没有如此有组织地表达对教学的不满。
然而，这种运动似乎没啥持久影响。学生生活本质上就是暂时的：他们穿上西服，拿到自己的第一份薪水，就将过去的抱怨抛之脑后，直到新一批19岁的年轻人，同样怀抱改变世界的天真愿望，再次生出同样的牢骚为止。不过，学生和雇主们的抱怨周期性爆发，表明他们的抱怨有一定道理。
导致这种问题的原因之一并非经济学所特有。现代大学对研究的重视程度高于教学，甚至到了让外人吃惊的地步——人们本以为大学的主要目的就是教育年轻人。但在现实中，教学能力在大学招聘、授予终身教职和晋升决定中，仅扮演微不足道的角色。许多教职员工将教学视为影响“本职”工作的麻烦事。如果不是大多数学生在课堂外过得挺开心，他们原本会比现在更加愤怒。他们理应如此。
而经济学特有的一个问题是，学生们怀疑，他们的教科书内容旨在为右翼思想提供理论掩护。这种想法显然是哈佛学生那次集体退席的动机，而这种怀疑也有几分道理。曼丘曾一度担任过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经济学教学鼓励学生，将世界想象为由追求自利的个人和逐利的公司组成，但曼丘的保守主义立场让他成为少数派：与学术界的通常情况一样，大多数经济学教授的政治立场都略微偏左。
他们的学生也是如此。他们抱怨的真正任务并非是进行政治抗议。和我当年一样，他们选择学习经济学，是希望解决、或者至少理解真实世界的问题——贫困、不平等、通胀和金融危机。但他们的课堂体验比我当年的更狭隘、也更不让人满意。他们发现自己只是机械地学习那些基于理性选择假设的经济学模型。他们被忽悠称，要想理解当今时代的重大问题，首先就得掌握这些技能；但不知怎么地这些重大问题始终未出现在课程表上。他们不无道理地怀疑，许多教授对此并不太感兴趣。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学生对经济学课程有力而详细的批评，其任务就在于此。
他们让经济学课程更加多元化的要求提得非常好。然而曼彻斯特大学的学生们提议引入的“非主流经济学”课程有许多内容非常古怪，是有着自身政治议程的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新自由主义者，抑或是那些学不好占据主导地位的理性选择范式所要求的数学的人——想出来的。他们的教授拒绝引入这些非传统课程，理由与理科教授会拒绝教授燃素论或神创论一样。
然而，教授们全都遵从单一的方法论是错误的，这种方法论可用一条过去40年来一直占据主流的结论概括为，不以理性选择假设为基础的方法都是不科学的，或者说“不是经济学”。与其说需要向学生们教授其他的经济学范式，还不如说需要教会他们，理解经济学的关键在于实用主义、而非范式。
这种折中主义反映在“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建议的课程设置上。新经济思维研究所由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温迪•卡林(Wendy Carlin)领导，我是该学院的顾问委员会成员。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分析方法，而是一系列能让学生们首先对该学科产生兴趣的问题。经济学的合理范畴，是所有对这些问题有用的想法：正如医学的合理范畴是所有有助于治愈病人的疗法一样。
译者/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