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届中国经济学年会的宏观经济学（三）讨论专场于2017年10月14日下午在宁夏大学文荟楼203教室进行。来自西南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和暨南大学的三位经济学学者分别就奥肯定律、城镇居民家庭储蓄率、金融结构——技术水平匹配度与经济发展等研究领域作了精彩报告。本场讨论会由暨南大学曾繁清博士主持，评论人分别为暨南大学曾繁清博士、西南财经大学的董大鑫博士以及上海财经大学的吴坤博士。
第一位报告人是西南财经大学的董大鑫博士，其文章题目为Revisit Okun’s law considering the sectoral heterogeneity，作者认为奥肯定律的适用性关键在于产业的组成部分，产业的结构、产业的特征对于劳动力的波动具有很大影响。作者基于此选取了中国2000-2014年度的31个省和1991-2015年度68个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考察奥肯定律关键不在于研究奥肯定律是否适用于某一个国家，而是要分析它是否适用于不同的产业以及不同产业特性对它造成的影响，并且作者更加强调进行经济周期分析时部门组成的重要性。最后作者提出以后可以从需求侧来拓展研究。
来自暨南大学的评论人曾繁清博士提出是否可以按照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来进行产业分类而不是单纯从第一二三产业来划分。
第二位报告人是上海财经大学的吴坤博士，其报告的文章是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金煜，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的汪伟合著的《城镇居民家庭储蓄率之谜：基于Age-Cohort-Year分解的再考察》。作者注意到周绍杰（2009）和Chamon and Prasad（2010）这两篇论文采用类似的方法和数据，却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结果，且他们的发现均与生命周期理论不一致。针对以上疑问，作者采用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UHS)1986-2009年的数据，对周绍杰等人的工作进行复制，利用Age-Cohort-Year分解的计量方法，发现：家庭消费、家庭收入和家庭储蓄率确实存在着时间趋势；采用IE估计或者限定组群效应无趋势可能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未满20岁的后代的数量则对家庭储蓄率有着显著的负作用，并且未满20岁的后代的数量和家庭储蓄率正好呈现反向运动。
与会人员就以下问题与吴坤博士进行了讨论：国际上多篇文章都提到了中国的高储蓄率，但这种现象是仅仅在中国发生么？文章中采用的数据时间为1986年到2009年，这个阶段的中国居民会不会有一些群体特征会影响储蓄？在考虑生命周期假说时，是否剔除了宏观经济的因素？
第三位报告人是暨南大学的曾繁清博士，其报告的文章是与暨南大学的叶德珠合著的《金融结构——技术水平匹配度与经济发展》。文章借鉴Agion和Howitt的分析思路与研究框架，构建存在金融约束的纵向新增长模型，借以探讨技术水平差异的情况下，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此，作者借鉴Vandenbussche、Aghion和Meghir与King和Levine的模型设定，考察一定技术水平下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待实证检验的假说：技术水平越接近技术前沿，偏资本市场的金融结构与其匹配更有助于经济增长；技术水平越远离技术前沿，偏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与其匹配更有助于经济增长。作者核心分析了匹配度与经济发展的检验模型并且通过内生性问题、变换金融结构、分样本检验、分层匹配度、与金融结构缺口对比等方面对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得出的结论有：金融结构与技术水平匹配度越好越能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则会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金融结构——技术水平匹配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会因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差异，在中低收入国家其影响相对较大；相比于依照发达国家规律得到的金融结构缺口，各国自身金融结构与技术水平匹配的关系更为重要。
上海财经大学的吴坤博士和在座的学者老师对曾繁清的论文进行了讨论，他们就金融结构与技术匹配度的程度的正向关系进行了讨论，曾繁清表示，暂时可以证明金融结构与技术匹配度的正向关系，但是还不能运用DID等模型来证明其因果关系。
（文：戴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