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于当地时间4月4日上午在意大利锡耶纳省的住所去世，享年88岁。4月6日，张五常教授向蒙代尔太太发去了慰问信，具体内容如下。
给蒙代尔太太的慰问信
蒙代尔谢世，我寄了如下的慰问信给他的太太，是由张滔代笔的。很不幸，在我信后列出的慰问朋友中，竟然忘记放进张滔的名字。谨在这里向滔老弟致意。
我最后一次见到蒙代尔，是2013年10月18-19日在深圳举办的追悼科斯的研讨会，由他做主讲。但他那次讲话的内容，主要是我的《佃农理论》。会议过后，蒙代尔离开深圳不过几天，就传来他中风的消息。蒙兄和我从此就咫尺天涯了。像科斯一样，蒙代尔是一个衷心关注与维护中国的经济学者。他的死，是中国的一个损失。
——张五常，2021年4月6日
Dear Valerie,
It's like having one of the fixed stars disappeared from the firmament.
I am too full of grief to write, but am comforted by the thought that in the world of ideas, Robert Mundell is immortal.
"And thy commandment all alone shall live
Within the book and volume of my brain."
-- Shakespeare, Hamlet I,v, 97.
Warmly, Steven N.S. Cheung
p.s. -- Joiningme in eulogizing Bob are Aihua Wu and Zhixiang Zhang, Songzuo Xiang, Hongyi Chen -- from manainland China; and Wai Hong Yeung, Alfred Hau, GaryShiu -- from Hong Kong. And a long list of Bob's admirers.
从蒙代尔看六十年代的芝大经济学者
张五常
1999年11月19日
不久前蒙代尔（R.Mundell）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林行止在颂文内谈及我知之甚详的六十年代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有些地方说得不对。我本来不打算回应，但几天前的晚上我翻阅旧作《凭阑集》，读到自己在九年多前写的一段话，回味无穷，忍不住要补充一下。那段话是这样的：
「在经济学的历史上，似乎只有两个年代，两个地方，有那样热闹的思想『训练』所。其一是三十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其二是六十年代的芝大。我由六七至六九年在芝大，身历其境地躬逢其盛，算是不枉此生。」
这段文字发表后，再有五个当时在芝大的朋友获诺贝尔奖，好像是不费吹灰之力似的。
记得我在六九年决定要转往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职时，芝大的经济系主任A. Harberger对我说：「为什么那么傻，我们现在的经济系的强劲是史无先例的呀！」我当然知道该系强得厉害，但说是世界历史高峰，当时有点怀疑。
于今回顾，点只高峰咁简单？想想吧。芝大一共有八个经济学者拿得诺贝尔奖，那大概是所有获该奖的五分之一，而这八位都是六十年代任职于芝大的。从芝大六十年代的经济英雄榜上看，应该还有两三位可获诺贝尔奖。说是史无先例应该没有人反对，要赌后无来者应该没有人敢下反对的赌注吧。
蒙代尔是六十年代的芝大怪杰。我认为他是在九一年高斯之后，最值得获诺奖的人。他是个如假包换的天才，屡有新意，而我们认识时他住豪宅，好开豪华的酒会，衣时尚，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殊有奇气。他不喜欢多说话，教书有如天马行空，而作为本世纪最有地位的经济学报（JPE）的主编，投诉的人不计其数！
这个有时思想难以捉摸、有时喜欢胡说几个数字的蒙代尔，凡事都看得极为简单。可能是因为这样，他的判断力是我所知的经济学者中最准确的。
他主张货币要用金本位制，我问他为什么，他回应道：「古代的罗马帝国及后来欧美经济最繁荣的一段长时期，都是用金本位的。」二十多年前，美国的通胀把经济弄得一塌糊涂，蒙代尔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短文，建议以金本位保钞票的一个百分率。这是今天香港所用的联系汇率的另一个版本了。
一九六九年，世界金价由美国规定每安士三十五美元。欧洲建议以纸券指明金量，用以代金。我问蒙代尔可不可行，他说：「你要纸还是要金？要赚点钱，大手购入黄金吧。」后来在该年的暑期我回港度假，朋友见我是经济学者，问我有什么好投资。我说：「买金吧！」这些朋友买金后，其价下跌了百分之五，他们就把金沽掉，亏了本，把我大骂一场。殊不知骂声未了，金价马不停蹄地上升了十一倍。后来听说蒙代尔赚了大钱。
六七年我初出道时，把一篇颇长的关于佃农制度的文章，寄给大名鼎鼎的AER学报。编辑回应，要我修改文中最重要的一点，我原封不动地把该文转交给蒙代尔。他读后对我说：「你为什么那样蠢，把两篇文章合为一篇？这样吧，在这里把文章一分为二，第二节跟第三节调换位置。我要第一篇，把第二篇给高斯的学报。」
我照他的建议修改，不到两个小时就改好了。后来他把他要的那一篇放在JPE之首，高斯把他要的排在JLE的第二位。如此「出道」很不错，但要靠蒙代尔的简单判断。
六八年，中国文革当道，我搞笑地写了一篇题为《费沙与红卫兵》的短文，不打算发表的，目的是让芝大的同事娱乐一下。蒙代尔看到该短文后，坚持要将之发表。我说：「我是故意幽默一下文革的，不应该发表吧。」他道：「你听过『幽默中有真理』这句话吗？你若不介意，我就发表。」
从蒙代尔看六十年代的芝大经济系，是适当的，因为此公性格突出，很有当年芝大的代表性。
其一，蒙代尔「怪」得精彩，而当年芝大的经济学者，大部分都算是怪人。今天，好些香港人认为我怪得出奇，但比起当年的芝大同事，我是小巫见大巫，不敢认怪。
其二，当年芝大的高手好些嗜酒，而蒙代尔是免费大量供应美酒之人。大家于酒后的深夜，创作去也。要说得顺理成章，他们就发明了一个「一杯的假说」。那是说喝了小量酒之后思想能力上升。不幸的是那所谓「小量」往往不小。夏理·庄逊以半瓶烈酒为小，以一整瓶为一晚之限。后来庄逊因酒谢世，他们就废除「假说」，不再多喝了。
其三，那所谓芝加哥经济学派，与众不同之处，是重于阐释世事。专于理论的蒙代尔，对历史知得广而精。
其四是不拘小节。庄逊有时穿拖鞋授课；Uzawa在十个星期的学期内，八个星期在日本，回芝大后要学生整天跟他，每天教十多个小时地教两个星期。问蒙代尔借一本书，他不可能记得这回事。
是的，说六十年代的芝大经济系很有点乱来，是对的。但要把众多天才集在一起，不可能不让他们乱来一下。井井有条算是什么天才呢？
当日认为蒙代尔做编辑做得乱七八糟的朋友，今天都认为他做得非常好，因为在他的编辑下，精品甚多。
我想，学术到了最高的境界，免不了有点怪，有点胡里胡涂的。
来源：“人文学会”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