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20年来，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不断深刻。首先，人们认识到：市场经济是分散决策的、通过价格实现资源配置的机制。这种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是根据对商品和要素的供给与需求框架，理论上是阿罗—德布罗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框架。这个模型在理论上非常好地分析了通过市场价格实现有效率的配置资源的功能。
但是，这一分析框架有许多限制性的假设。比如说它假定，企业的行为就是利润最大化；信息是完备的；市场是完全竞争的等等。这个分析框架有两个问题。一是，市场经济中人的行为的深层次的机制没有被研究。供给需求对研究资源配置虽是非常强有力的工具，但是掩盖了供给需求背后的形成机制。比如这后面的产权体制一系列问题都是很重要的。二是即使在研究资源配置上也有很大局限性，原因是假定信息是对称的、充分的，在这种情况下给出的资源配置的预测常常与现实不符。比如信贷市场中，利率低于市场出清的利率时配给情况发生，市场不能出清。对于第二个问题，经济学家已经和正在作大量的工作。我这里着重讲第一个问题，即供给需求背后深层次上的制度问题。
先让我们回顾一下经济思想史。自上个世纪末马歇尔等分析供给与需求以来，资源配置问题就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但并不是唯一的，也有非主流的，比如奥地利学派，包括熊彼特和哈耶克，他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并不是局限于资源配置，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市场经济。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活力就在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哈耶克则是侧重经济自由、信息和制度。原本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马歇尔等人分析经济学没有研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只是研究供给与需求的关系。现在人们又回过头来问深刻问题了：供给和需求背后是什么？我们不能不考虑政治因素、利益集团，制度因素。经济学的热点经过近一个世纪又回到政治经济学。但是同旧政治经济学不同，新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描述性的，而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工具进行分析的。
从转轨经济的历程的经验来看，我们深有体会。在东欧经济改革初期，很多人非常表面地把计划经济的问题看作是计划手段不行，或者说因为没有运用价格作为资源配置手段，那么就把计划经济的失误看作是资源配置的失误。这肯定是对的，这确实是计划经济的问题，但是这不深刻。当时东欧也提出改善计划的决策过程，用模拟市场价格来作资源配置以提高效率等。像兰格等提出“市场社会主义”从理论上是基于一般均衡模型。如果认为一般均衡模型准确地描述市场经济的话，计划经济也是可以行得通的，只不过是换一下计划指标就是了。在转轨初期提出的“大爆炸”药方，仔细追溯其理论源泉是来自于类似的对市场经济过于简单的理解。
通过一些转轨国家经验我们发现，那些特别简单地认为自由化、私有化和民主化足以实现转轨显然有好多问题。现代主流经济学已经拓展到研究制度和政治因素，在近来在经济理论的发展上，新古典经济学引入了博弈论、信息、合同和产权等。今年是哈耶克诞辰100周年，哈耶克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哈耶克的思想为什么深刻？因为他的许多论文都是在二三十年代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争论中写出来的。哈耶克研究市场机制是怎样利用信息和利用知识，他从分散决策和经济自由的角度批评计划经济。
现在的经济学在过去二三十年里已经有了极大的丰富，已经不是简单地认为市场经济只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别不仅仅在是否用价格实现资源配置，更本质的是激励与约束的机制不同。简单来说，市场经济通过制度安排给予广大的人民对生产和对创新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激励；同时它又对每一个经济决策者有约束，这种约束使得他要对自己的经济决策的后果负责。这是两个方面的，干好了有奖励，可又不能乱来，造成了坏的经济后果，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本文就是要强调在市场经济中激励与约束的重要作用，以及对人们行为的影响。
激励与约束两者缺一不可。但首先是激励，没有激励就没有人的积极性，没有积极性，一切经济发展都无从谈起。激励就像汽车的发动机，汽车要走必须要有发动机。但是仅有发动机汽车照样也不能开上路，还必须要有刹车装置。每个人要对他的经济后果负责任，也就是说，他要受到约束。从激励与约束角度来分析问题，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就会深化一步。
二、激励
计划经济的失败，不仅仅是资源配置上的无效率。市场经济的重要特点是分散的决策过程，而这一过程的背后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充分地利用他所观察到的信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计划者——不管他能力多么强，不管他多么勤奋，也不管他多么廉洁——可以有效地利用经济中的全部信息。而人们之所以愿意去发现信息，利用获得的信息，是因为他可以从中得到回报，这就是市场经济背后的激励。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这里讲的信息，绝大部分并不是“专家知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平常一讲到知识，往往就理解为专家知识——大学教育、博士教育，博士们、院士们的知识都是专家知识。专家知识非常重要，它是人类对规律性东西的总结。但是最重要的知识，特别是在经济的活动中，是那种分散在大众中的、非专业的非常本地化的知识，哈耶克称之为“本地信息（Local information）”。大众包括民工、家庭妇女、地方官员等等，他们的知识是关于当地、当时、不断变化万千的各种知识。而这种知识是创造财富的重要源泉。即使是在高科技方面，也是分散在各个工程师那里，而不仅仅是几个得诺贝尔奖的人或几个院士。只有发挥每一个人的积极性，让他们自己去创造，这样经济才有活力。计划经济的失败证明了哈耶克的论点正确。就是在法国和德国这样的非常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由于清规戒律也很多，所以那里也没有产生出硅谷来。
以发展高科技的为例。国内都非常关心知识经济，发展高科技的劲头十足，学习仿效硅谷——这一全世界公认的成功典范。但是硅谷是怎么形成的呢？从本质上讲根本没有计划成份，也不是美国科学院的院士们搞规划搞出来的，它是由很多很多的工程师、企业家，甚至是大学不能完成学业的人搞出来的。谁都知道比尔·盖茨和乔布斯，两个人都没有大学毕业，但是他们创造的财富十分巨大，比尔·盖茨的个人财富现在是900亿美元。但是如果按照我们规定颁发工程师资格证书的办法，当初他连工程师资格都没有的。在美国，正是在市场经济的激励机制下，涌现了无数的人才和财富。以前我们认为股票市场的作用仅仅是筹集资金，而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在硅谷，那么多人之所以愿意创新企业，把他们的知识商业化，最终这些创业者是通过企业上市实现自身的价值。所以股票市场的建立不仅仅是起到筹资作用，而是起到激励作用。中国要搞自己的高科技企业，如果没有同样相应的激励作用是不可能的。创业者把一个产品开发出来以后，或者转让给另外一个公司，或者是上市。这些公司基本的模式是给股票少给工资，公司上市以后在市场上认定的价格是对其成就的承认。很多工程师或者创业者追求的就是事业上的承认，这是他们最大的激励。当他们满足了，把投入的钱收回来以后，又投资到下一个企业，他们消费可能很少。但是他们要得到承认，承认靠什么，就是靠市场，不是靠官僚。而股票市场是提供激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形式。
为什么中央集权不能提供激励呢？组织内部为什么不可以给予奖励呀？事实上人们发现，大的组织不要说是政府了，即使是大的企业提供激励的承诺往往是不可信的。承诺的本质是可信不可信的问题。这种承诺往往不可信，因为它受到许多组织内部的制约。这也说明很多新的发明、新的发现往往不能在实力很强的大企业内部完成，而在外部完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的企业内部要摆平关系，不能给你这么多权，也不能给你额外的奖励，顶多能给一部分奖励，但那些奖励与一个小公司上市所得到的奖励是无可比拟的。公司办得太大了，内部提供的激励会受到很大限制。比如一些美国的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合并以后，马上就出现了问题，因为投资银行是按期权给奖励，而商业银行不是，是按工资奖金。按照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的“影响活动”（Influence Activity）理论，在任何组织中，只要有一个上级，大家都要在里边做很多“寻租”活动影响上边的决策。既然你是集权的这种决策结构，影响活动就无法避免。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因为大家都事先知道，你在这个组织里面会受到很多制约，会受到各个部门的制约，也会受到各个利益集团的制约，因此，当初许愿的一些激励在权力比较集中的机制下，事后都是不可行的。这样的承诺不可信，也就没有了激励效果。而在相对分散的决策机制中，上边没有这么多科层结构。只要有股民愿意买企业的股票，愿意花这么多钱，这个激励就在这，大家都相信这个激励是可信的。所以在讨论激励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承诺的激励是不是可信。
从这个观点上看，计划经济给予激励的形式很大程度上不可信。这是所谓“权力的悖论”：既然一个人有权力答应你一件事，他也有权力取消它。权力往往都是这样的双刃剑，因此，权力过于集中的一大弊病就是承诺的激励不可信。
要有效地利用分散在大众中的知识，就必须得给大众经济决策的自主权，这就是所谓的经济自由。因为如果个人（包括地方官员）没有经济决策的自主权，他们就不可能运用信息，也没有激励向计划者披露他们所掌握的信息。那种以为靠专家支持、靠强科学决策过程、靠好人的勤奋加能力，以及廉洁的政府就可以把经济计划好，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以前经常说过的话，比如说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积极性，相信群众的创造力，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其实都客观地反映了“信息是分散的，而人的激励对于经济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这都是非常准确的判断。我们改革以来，特别是改革前15年，非常强调调动个人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用 “松绑”，“搞活”等放权让利的办法，目的在于给予各种各样的激励。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大方向是正确的。
然而，近年来在加强管理、规范市场的口号下，似乎出现了忽视激励的偏差。一味地收权，而很少强调甚或完全不考虑到激励是市场发展的重要动力，这就可能会有些方向性的失误。特别是在当前经济不景气的条件下，如果一面讲扩大需求，另一方面出台一个接一个限制经济自由的、不利人的积极性的措施，就更加有问题了。
在国内经常听到人说“我们很大问题是我们没有企业家精神”。甚至将此归于儒家学说，说我们没有创新精神，这是天大的滑稽。从来外国人都说中国人都是天生的企业家，没有人怀疑中国人企业家的气质。问题并不是中国人缺乏企业家精神，问题是各种体制上的制约，窒息了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发挥，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以责任不在我们的企业家身上，而在于制度。
市场经济研究激励问题是和研究信息、产权联在一起的。激励机制是市场经济中很重要的一点，这一点经过我们自己的改革深有体会。改革以来，人的积极性同改革前比其变化天翻地覆。前15年通过放权让利，使得人们追求利益，激励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但也存在问题，主要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很多办法是临时性的，并不规范。比如，当时财政搞了承包制，承包制对于调动地方积极性有非常大的作用，目的是为了提高地方积极性而也确实提高了地方的积极性，这一点并没有错。但是它的问题是不断的重新谈判。第二个问题是，光有激励还不够，还要有约束。下面要讲的就是关于约束的问题。
三、约束
我们80年代搞放权让利，提供了很多激励，但同时出现了所谓包盈不包亏。仅有激励没有约束是不行的。在市场经济下，不仅有激励也有约束和纪律。约束问题在简单的生产活动中是非常明确的——你只能花你有的钱，亏了钱自己要负责。但是，现代市场经济日益复杂，政府的作用加大，有很多机构投资者，债务关系普遍，税收关系复杂，等等，这就使得约束问题、纪律问题变得不那么简单明了。现代经济学讨论的“道德风险”问题，就包含了两个方面：正的激励和负的激励，后者指的往往是约束。权力要受到制约，人对决策后果要负责任，预算要硬。在这方面科尔奈教授做了非常大的贡献。他认为计划经济的失败不仅仅是计划水平不高，领导人不够聪明或者什么其他的，最大的问题在于所有的决策都集中在中央以后，就不可能给个人或下级组织以硬约束，都是软预算约束，这才是计划经济失败的主要原因。同时他指出，现代市场经济中，在政府干预非常强烈的情况下，照样会有软预算约束，而软预算约束造成做决策时可以不对其财务后果负责，因为一旦发生了错误决策，反正总有其他的人或机构把他解救出来，为他弥补损失。计划经济有大量错误投资，但之所以能沿袭下去，是因为亏本了以后国家给补贴，或者再追加贷款，或者通过其它办法救助。在人们对这些有预期以后，可以对任何决策根本不负责任。因此，软预算约束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约束的核心问题是承诺的可信问题。事先任何人都会说预算是硬的，但问题实质是既成事实之后会怎么样：约束是否可信是看事后项目不好是否会下马和企业经营不善是否会关闭甚至破产。那么这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研究发现有多方面原因。第一，施加约束的人和机构的目标和动机。如果政府在乎就业或有其他的政治动机而非纯经济考虑，那么政府就更可能事后软化约束。第二，权力的结构。如果某人或机构的权力过大，他就有能力在事后重新谈判，这就导致约束软化。第三，资源的集中程度。当某人或机构控制的资金太多时，资金使用的灵活性会导致对他人预算约束的软化。第四，信息的集中程度。信息多有时会使约束软化。基本原因是事后信息多使得事后的交易成本下降，从而使得事后重新谈判的空间增大。这就使得事先制定约束容易被改变。约束的可信性由多方因素——动机、权力、资源和信息——来决定。研究表明，政府的政治动机往往使经济约束软化。研究也表明，权力、财力和信息的过于集中也会使预算约束软化。
因此，有效的约束要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来实现。我们在此分析一下“债转股”问题。破产法和破产法庭是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制度，其内容之一就是通过权力转移的安排使得约束变得可信。事实上，企业债务比企业股本对企业的行为更有约束力。这是因为企业举债必须定期付利息，如果付不出，企业就会破产，其控制权将转移到信贷者手中。在这种压力下，企业经理会努力工作。但是企业发股本的红利则是软性的，即使不发也不会导致破产，这样对经理的威胁就小了。因此，债务是提高对企业约束力的重要机制。用这个观点看目前的“债转股”，就会发现这可能会导致企业约束软化，因为企业经理的付息压力在债转股后会降低。我们应对此后果有清醒的认识。
讲防范金融风险，我们有一个趋势是拚命把小的金融机构合并成大的，却不知道这一做法正是向软化约束和提高金融风险方向走。因为越大，就越难给予纪律、给予处罚、给予关闭，因为这样往往造成较大的社会后果。不错，小的机构容易倒闭，正因为如此，它的约束机制往往比大的要硬得多。如果金融机构比较分散，银行也不是特别大，破产的社会成本并不高。由于事先知道破产起来成本不高，所以让它破产或整顿时，这个承诺是可信的，所以人们才很当一回事。如果把所有小的全都关了，都变成几个大的了，则会出现所谓的“too big too fail”，意思是太大了所以不能让它失败。如果是这样的话，潜在的风险是极为大的。因为在约束软化情况下，大金融机构更容易积累问题。一旦崩溃，对整个经济是致命的。因此合并金融机构反而会增加金融风险。
这些年来，强调了纪律和约束，是正确的，跟前15年相比是个大的进步。然而，也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对激励仍然要强调，不把调动积极性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将是危险的。二是讲约束要着重在机制上。加强纪律和监督是必要的，但从体制上讲，很重要的一条是要避免资源的管理过分集中。
总之，激励和约束都是市场经济里非常本质的东西，在有效资源配置背后起根本性作用。产权也好，公司治理结构也好，最终还是为了要提供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激励机制，同时对决策人提供约束机制。激励起一个发动机的作用，约束起一个刹车的作用。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但不是对称的。在当前情况下，纪律约束应该继续加强，但是，“债转股”有使企业财务约束转弱的倾向。金融风险要继续防范，但不能靠以小并大解决。
四、竞争的作用
竞争在市场经济起基本作用。在资源配置模型里，没有充分竞争就会出现价格扭曲导致效率低下。极端的例子是垄断，垄断导致价格扭曲。如果是从激励和约束的角度看，竞争还有更深刻的意义。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一种毁灭性创新。发现新的产品就会有超额回报，这样推动经济发展。竞争和激励与约束是相互作用的。比如说，现在你有一个产品，我可以发明比你更好的，发明更好的产品以后，我就可以占领市场，我的回报就会很高。这样竞争就提供了激励。竞争另一方面也提供约束。我如果不好好干，保持现状，以为自己是老大，当别人进入以后，我就会失去很多的市场份额。对我来讲，竞争是个非常强的纪律，容不得偷赖。不是赚更多钱的问题，而是落后就会被淘汰出局的问题。所以竞争对我是一种约束。约束也可以被认为是负激励。为什么是负激励？因为我要不这么干的话，我就被人吃掉了，我就出局了。所以在这种意义下，竞争就使得约束更加厉害。正如希克斯说过的一句话，垄断者最大的受益是安宁的日子。
竞争可以使约束变得可信。对垄断企业来说，再加强纪律，要求它保证上交多少，可能都是一句空话！除他莫数呀。只有在竞争环境下，关闭的威胁才是真实的。只有允许进入，才使得惩罚失败者的机制变得可信，不然是不可信的。如果全国只有一家电话公司，没有第二家进来，惩罚是不可信的。比如国内开始实行“政府采购”制度，道理是一样的，要有不同购货源泉，只向一家买，成本再高也得买。政府必须同时有几家供挑选，哪怕其他家技术上不如你的，也要在那采购一些，这才对你构成潜在的威胁，不然的话，你可以偷懒。
这里需要说一说所谓重复建设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重复建设就没有市场经济，重复建设是竞争的基础。去看看硅谷，有成百上千家的计算机公司，这样才形成竞争。没有重复建设的话，就不可能对任何已有的企业形成威慑力。在美国，商业网点早就饱和了，但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仓储式的。象书店早就有了，可又出现“亚马逊”。但是这种重复建设不是简单的“复制”，而往往是有一点跟别人不一样，或者比别人的价格低，或者质量、性能比别人的好。为什么会有这种良性循环的“重复建设”呢？根源是企业的预算是硬的。硅谷每年有几百家新的企业出现，但同时也有几百家企业破产、关闭，这就是淘汰机制，这就是市场经济的约束机制。重复建设之所以成为我们关注的的焦点，问题的本质在于计划体制下投资主体是政府部门或地方政府，他们受软预算约束。所以在软预算约束没有得到根治的同时，中央政府只好限制地方政府、部门或企业上项目，在这一个意义上有一定道理。
但是这样限制重复建设治标不治本。这会形成恶性循环：给定没有可信的破产机制的情况下，你就必须限制重复建设。你限制了重复建设就限制了竞争。没有了竞争又反过来使得约束硬化不可信，激励也不可信。所以就走到死胡同里了。这是计划经济的通病。解决这个问题，临时办法是要下项目。但这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根本是要有一套很好的激励、约束、竞争机制，这是问题的本质。而一旦这个机制建立了，市场经济应有很多重复建设，大量的进入和大量的退出，最后淘汰出来的是真正效益高的企业。对什么是市场经济，什么是问题症结所在，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解，而不应该仍然用计划经济的看法、办法来向市场经济过渡。
五、总结
对市场机制的理解不应当仅局限于资源配置，虽然它十分重要。我们还应该看到供给与需求背后激励和约束的机制，这是市场经济为什么有活力的根本原因。
当前，激励和约束都应该强调。我们改革历程中前15年通过放权让利的形式，调动人的积极性是应该肯定的。在过去5年中，对金融约束的加强也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在这两个阶段都有偏颇。在前15年缺乏对约束的强调；在过去的5年，比较偏颇地强调管理和约束，对于激励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放权让利的方向没有错，第一调动积极性是对的，第二在当时有一定的局限性。当时连市场经济的目标都没有确定，还能谈什么规范化呢。现在我们应该搞规范化、制度化。但是其目的是两个：一是要调动积极性，二是要建立约束机制。抛开这两个中任何一个都不行。
在当前，经济不景气时特别应当关注激励问题。可是近年来，一些部委打着规范化旗号不知创造了多少个资格证和许可证。电视台是以正面报道的，可我觉得这是很有问题的。有些证是应该的，但大多数的证纯属限制竞争和“设租”，限制人的经济自由，扼杀积极性。盖茨和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都是中学毕业，如果都要工程师证的话，还有没有今天的微软和苹果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认识到调动人的积极性，给人经济决策的自主权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老话——人民群众当中蕴藏着无限的积极性。窒息我们经济发展的关键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是我们干部的思维方式。
我国20年来经济搞的好，一是归于稳定，二是归于调动人的积极性，给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非常大的激励。我们不能否认这个本质上的东西，应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进，很多东西应该规范化，但不能本末倒置。搞规范化也好，搞制度化也好，是为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为了人对其经济行为负责。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不能说我们确定了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大事告成了。事实上市场经济有运行得好的，也有运行得糟的。重要的是看那个经济有没有动力，有没有很好的约束机制，是不是有竞争的环境。这就牵扯到一系列深刻的问题，诸如经济决策过程是分散的还是集中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干预市场的形式等等。目前我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走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使我们必须对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加以思索，以提高对市场体制的较为完整准确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