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国家有较少的不确定性：与集权体制相比，其成就未必很大，但长远的灾难肯定会更少
《经济学人》今年10月初有一期封面文章，题为“印度经济增长怎样超越中国”。作者的一个解释是，印度是民主国家，中国是集权国家。另一解释则是印度生育率更高，人口结构更为年轻。这两个解释都有一定问题，但我这里想集中讨论民主是否促进经济增长这一问题。
在集权体制下，富有远见的领导人能比民主政府做更多事情，因为他们推行政策时不受立法、司法或媒体等的束缚。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决定改革开放，在农业领域引入个人激励，短期内产出大幅增加。在中国台湾地区、韩国、新加坡和智利，集权者实行了激进的经济改革，取得了类似成就。这种变革，通常都是让私营部门和企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当然，集权治理也有负面影响。强势领导人如被严重误导，就会造成大的灾难。中国的“大跃进”，就是个可怕而突出的例证。此外，还有卡斯特罗，他迫使古巴实施政府控制的、低效的中央计划经济。在伊朗，在伊斯兰教士执政期间，宗教基金会和其他宗教团体垄断一切。总之，集权统治的影响，受制于领导人的见识，可谓毁誉参半。
民主有益于控制政策的后果。在民主国家，富有远见的领导人也可大有作为。比如1991年-1996年间的印度财长辛格、1979年当选英国首相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还有“二战”后的日本领导人。然而，他们的成就通常受制于立法、司法程序和利益集团等。另一方面，民主国家糟糕的领导人也同样受约束，不仅受制于适当程序，还有自由竞争的报刊和电视报道监督，如今还有互联网。
民主体制是否比集权体制更有利于经济增长，远未有定论。不过清楚的一点是，民主国家有较少的不确定性：与集权体制相比，其成就未必很大，但长远的灾难肯定会更少。坏结果往往更具灾难性，较之集权国家，更少的不确定性使民主国家更有吸引力。
比较不同政治体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一个含混的事实，即在经济快速增长的集权国家，个人自由通常会大幅提升。中国就是个很好的例证。中国30年前开始迅速增长时，依然保持了执政党集权的制度，但目前个人自由已大为改善。1981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当时经济改革刚开始不久，中国没有个人自由，迁徙几乎是不可能的，老百姓甚至无法进入西式饭店和商店。
此后我又去过中国几次，最近一次是在几周前，与当时相比，反差甚大。尽管他们还不能批评执政党，但学生们和其他很多人批评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包括一胎政策。许多中国人都出国旅游，互联网也让中国人得以知悉海量的观点和事实，谁也无法遏制。
韩国、智利和中国台湾地区等，在集权时代，个人自由也不断提高。它们的经济都在一党统治下逐渐繁荣。但它们往往在经历高速增长后，出现了激进的反对派。不久，它们都变成了有政党竞争的民主体制。
再回到中国和印度的比较上，我的分析表明，显然无法断定，在经济竞赛中，民主的印度会比中国更具优势。从增长角度看，尽管印度在政治和社会自由上优势明显，但中印互有短长。
今后，如果中国继续由务实的领导人主政，未来经济增长更具优势。这部分是因为，中国的所有阶层，无论企业家、专业人士，还是工人，都热切期望中国能重塑昔日的大国地位。但是，如软弱的领导人上台，会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总之，我预计印度经济增速比中国低，但会更稳定，而稳定可能更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