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9年开始，毛寿龙、陈幽泓等老师就把奥斯特罗姆夫妇的理论引入到中国大陆了[1]，十多年来，“自主治理，多中心与发展”的概念基本上已为国内行政学界及公共经济学领域学人所熟知。在他们理论的影响下，大陆的行政管理学和经济学学科领域开展了许多探索在中国转型背景下个体间合作治理与信任问题的研究，积累了不少成果。2011年5月的“自主治理，多中心与发展：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学术报告会”就是这些成果一次交流。
2009年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经济学诺奖所带动的关注热潮已经被后两届覆盖了，但是，奥斯特罗姆夫妇要探究的对象、问题和方法的框架——“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元理论框架”，可以说是延续、吸纳综合了哈耶克、泽尔腾、布坎南、诺斯和弗农·史密斯的思想或方法，所以，基于个体间合作治理与信任的制度研究和共享自然资源如何持续的研究，跨度大、范围广，涉及的理论任务艰巨、现实问题紧迫。
面对这样的研究范畴要给出一个系统评述实非易事，笔者在这里也只能就个体分析的思路尝试给出自己三个方面的理解：考察的对象和范围；要回答的问题与分析的基本思路；整合的研究框架。
一、奥斯特罗姆理论的研究对象与范围
从通常的学科领域来看，许多人认为“自主治理，多中心与发展”是政治学和行政管理的范畴，正如毛老师所说，文森特的“贡献主要在政治学和行政学。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学术贡献则走向了经济学”，不过埃莉诺曾经担任的是美国政治学学会的主席。[2] 再具体一些，他们的学术贡献包括“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民主制行政的行政理论、多中心的秩序理论、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分析框架，公共经济理论”，关注的核心是围绕个体相互关联的共享事物(The Problem of the Commons)的自主治理。不过埃莉诺自己所关注的范围要更广，是整个社会与自然资源生态系统“social-ecological system (Ostrom 2007, 2009)”。那么，这个广泛的考察范围与经济学科是什么关系呢？用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位博士话说，是在经济学之外“借鉴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同时保持对经济学的对话、批评和探讨”[3]。但无论如何，重要的经济学奖授予她已经不止一次了——1997年政治经济学领域著名的“弗兰克•塞德曼奖”、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围绕公共物品或者说集体物品的使用及提供等个体间相互关联的共享事物的自主治理，无疑被经济学界也视为是自己的研究范畴。
从概念上讨论政治学、行政管理与经济学等学科研究范畴的区别、交叉或重合，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需要阐明的是“个体间相互关联的共享事物的自主治理”究竟涵盖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如何。援引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提名辞，[4]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分析对象是“economic governance, especially the commons”，更具体的考察对象是“the commons”的“user associations”。[5]
l 研究对象一：“the commons”，特别是小的“pool”。
“the commons”指的是什么呢？经典的中文译法是“公地”[6]，面向大众媒体的翻译是“公共财产”，毛寿龙老师和毛老师的老师——奥斯特罗姆夫妇指的是CPRs：common pool resources，毛老师称为公共事物(公池资源)。称谓无所谓，关键是CPR内涵。下面给出讨论。
按照资源使用的排他性(Excludable)和竞争性(Rivalrous)两个维度的大致划分，无论天然还是人造的，CPR这种资源是非排他且竞争性的[7]，之所以说大致，是因为俱乐部物品对非俱乐部成员是排他的，CPR对使用者(user)之外的人也是排他的，在排他性上与俱乐部物品如果区别开，说CPR既排他又竞争，那又和私人物品一样了，所以只是大致的对象属性划分。奥斯特罗姆对CPR排他性的界定，是从试图阻止他人使用获益，自己要花费的代价大小来衡量的。[8]这一代价的大小又依赖于资源的物质属性，如果这种资源的规模很大或特性很复杂，那么要查找、认定、并实施阻止他人使用的代价就会很昂贵。当然，要是付这个代价，还是能阻止别人使用的。
比较细致的刻画，是将排他性细分为实现排他性是个人之外的排他，还是特定群体之外的排他。私人物品实现排他性是个人的；俱乐部物品、CPR实现排他性是特定群体之外的。这样，CPR在排他性上区别于私人物品，而在竞争性上区别于俱乐部物品。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其经典的著作中强调的是CPR的竞争性，她把描述CPR为资源系统存量和该系统产生的能被提取使用的资源单位流量。流量大，就是所谓拥挤或者过度使用，别人可用的存量水平就下降了，而纯公共物品和俱乐部物品是不可能分成流量单元的，其使用也就不会导致资源总量水平下降。
作为研究对象的界定，除了明确资源——“the commons”的使用消耗性质，即CPR的使用会耗费流量从而降低存量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代价较大以外，奥斯特罗姆考察的对象一开始只限定在小型CPRs范围内，也就是使用者人数不多的小型“池塘”。
概括起来，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理论要研究的对象，起点(或者说着眼点)落在资源使用的物质属性，或者说资源使用的技术性特征上，包括一次一个人使用量导致存量下降(或拥挤)的属性；规模大小、使用度量的复杂程度、阻止他人使用的难度，恰好能把少量使用者与无数外人区分开。
下面需要讨论作为研究对象的“user associations”。
l 研究对象二：“user associations”——使用者之间交往的行为关系
虽然她把研究对象落在物质资源的枯竭还是可持续上，但考察范围必然要扩展到人对物的使用、提供等相互的关系上，或者说要从资源的物理属性转到财产权关系上，所以，CPR的考察范围包括制度分析与发展，奥斯特罗姆在本文集的报告(即第一篇文章)中指出，“CPR作为共有产权资源(common-property resource)的含义，已被广泛使用”。奥斯特罗姆同时指出，他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展开了针对制度的系统研究(IAD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的框架)。由此可见，对这种资源考察的范围是要延伸到产权制度安排上的。
不过，奥斯特罗姆担心common-property resource的“用法混淆了财产权和资源的概念”，强调要考察的不仅仅是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界定，而是实际使用行为与出钱出力维护资源存量行为之间的关系。[9]在本文集的报告中，再次强调我们考察的是当事人在田野中行使的五项权利整体的共同财产制common property regimes，而不是理论上假定的某一项（在共同财产制中，当事人采取他们认为正当的各种行动，或面对他们认为不正当的行为）。构成组合整体的五项权利分别是“进入权access”、“退出权withdrawal”、“管理权management”、“排他权exclusion”和“让渡权alienation”。
通过奥斯特罗姆对行为关系整体的共同财产制的强调，可以得出，该项研究的重要考察范围必然涵盖人们围绕物打交道的关系，而非仅仅是资源存量-流量等物的情况。这种关系，简单地说，既有别于私人个体之间的买卖交易关系，或者说不是市场关系；也有别于国家政府权力机构与居民的关系（选民与税收-财政开支的关系，就是典型的布坎南研究的对象），所以，可以说是非市场化非行政化的第三种体制的关系，例如农会、灌溉用户合作社、互助合作金融组织这样的组织及制度。
概括起来正如奥斯特罗姆的经典著作的标题所示：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研究对象聚焦在“the Commons”，即，聚焦在CPRs的共同治理，或者说共同治理的集体行动上；再进一步，是这种集体行动的制度及其变化。概括起来，可以借用的词语就是“user associations”。简言之，非政府非市场的交往关系，[10]或者说，国有化-私有化之外相互交往的行为方式，是研究对象的聚焦所在。
l 扩展的研究范围：大范围的社会与自然资源生态系统
2011年5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北京报告的标题是“Cooperating for the Public Good：Self Governance, Polyentricity & Development”，与1990年的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对比，研究对象依然是“物”和“人的合作”。而人的合作，大致是指在市场化个人产权交易和政府计划安排之外的集体行动、自主治理制度的形成。不过应该注意到，Polyentricity & Development意味着研究范围并不仅仅限于前面提到的小“池塘”。的确，按照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评语，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是“基于对使用者管理的渔场、草地牧场、森林、河流及地下水流域的大量研究”，1990年代获得了了出色的成果。不过，在1990年的这一篇经典著作中，就可持续CPRs和组织的自主治理设计原则第八项——嵌套的分权制企业(Nested Enterprises)，已经涉及大范围的资源系统，[11]。其后，至少在2004年就已经与其他人合作正式提出SESs(Social-Ecological Systems)[12]。以后，Elinor Ostrom自己经常引用的人为比较全面有代表性的是2007[13]和2009年的关于社会-生态系统的文献。[14]
从2011年5月北京报告内容来看，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扩展的研究范围在2005年文献[15]中采用的是，简称为IAD的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元理论框架(a meta-theoretical framework)”， 近期，也就是2007、2009年，则扩展为社会-生态系统的框架SESs。无论IAD的元理论框架还是SESs，奥斯特罗姆的理论体系都是把大范围自然资源生态系统主要作为外生解释变量处理的，其聚焦依然是制度，所以IAD的总体框图名称就是“A Framework for institutional analysis”(见本文集第一篇奥斯特罗姆的报告之图1)；SESs中作为“影响信任与合作行为的broader contexts of social dilemmas” (见本文集第一篇奥斯特罗姆的报告之图4)。
对此需要强调三点，一是大范围的社会与自然资源生态系统作为被解释还是解释变量？显然，奥斯特罗姆主要是为了理解个体互动及产出结果，是为了揭示信任与合作行为，才扩展研究范围到自然资源生态系统(ECO)和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系统(S)；二是对引入的自然资源生态系统如何处理？奥斯特罗姆的研究，采用的是经验观察和检验的方法，所以，已经分解为若干二级指标，包括ECO的ECO1:气候形态、ECO2:污染形态、ECO3:从SES的流入和流出；S的S1：经济发展、S2：人口趋势、S3：政治稳定性、S4：政府资源政策、S5：市场激励机制、S6：传媒机构。第三，对个体互动微观行为基础的关注。围绕所聚焦的研究对象二——使用者之间交往的行为关系，为了考察“影响信任与合作行为的broader contexts of social dilemmas”的因素，奥斯特罗姆夫妇早就关注个体的行为基础，例如在《公共事务治理之道》(2000)中文版的序言里(p.4)，奥斯特罗姆指出，“需要有一个有限理性和道德行为的行为模型”，并引用演化心理学权威Cosmides & Tooby的成果：所有的个体都具有与生俱来的倾向，学习如何运用互惠和社会规则；2011年5月的北京报告(见本文集第一篇奥斯特罗姆的报告Chapter 4)透露，他们现在正“致力于个体选择的行为理论”。所以，个体先天的学习行为、道德感；习得而形成的社会规范规则倾向和互惠决策行为等内容，是向个体行为基础的研究范围的扩展。
二、分析的问题与基本思路
虽然“自主治理，多中心”的概念对中国公共管理、行政管理领域已经耳熟能详，不过奥斯特罗姆夫妇的理论体系在若干关键点上，仍值得细致辨析。
首先，研究的问题和任务是什么；第二，研究的基本思路(自主治理的基本思想)和经验学科的研究方法。
l 研究的问题和任务
研究问题的提出有两种，一是所谓政策问题，即寻求如何实现既定工程目标的技术路线：如何避免CPRs枯竭，是用国有化还是私有化？或是另辟蹊径？于是，把自主治理仅仅当做前两种之外的第三种政策工具，以及不断改进政策工具，实现CPRs的可持续。这样提问本身隐含的意思是：存在政策工具的设计方及实施方；存在政策工具的作用对象；存在一个既定的政策推进与实施目标。当然，目标是由政策设计和实施方确定掌握的、CPRs的使用与持续是政策方案的实施对象和结果。所以，这是社会工程系统控制的对策性质的提问。
第二种提问，虽然对象也是CPRs的使用，但是，要回答的是初始条件、边界条件与运行状态之间如何关联，为何如此的疑问。任务是释疑，而不是旨在实现既定目的的有效政策设计与实施。正如《公共事务治理之道》中文版(p.4-5)译序里表述那样：
自主组织的实例到处存在，…而没有“合适的自主组织的集体行动理论，人们既不能预见或解释在什么时候个人单靠自身的组织不能解决公共问题，也不能确定在协助解决某一特定问题时，何种干预策略可能是有效的。”
研究者们面对经验事实是：“许多针对放牧的牧民、近海捕鱼的渔民，和合伙引水灌溉的农户们开展的案例研究表明，CPR资源的成员们能够克服社会困境——已经持续了数个世纪”(见本文集第一篇奥斯特罗姆的报告Chapter2)，同时，也存在大量不合作的案例。所以，需要“合适的自主组织的集体行动理论”释疑解惑，回答为什么。针对或者出现自主组织的集体行动，简称为合作；或者不合作的境况下CPR枯竭；或者私有化以后资源得以持续；或者国有化以后资源获得增长，这些现实中出现的可能性，究竟为何会出现？条件、过程的机理如何？
这种提问方式，实际上与上面译序里表述略有不同，因为上面的表述容易被理解为，就是要找“有效的干预策略”，以便资源持续及增长，这就要归到第一类提问去了。现在的提问方式中，CPR枯竭或增长，都是中性的，被解释变量可能发生的结果(或者是反馈过程中状态变量的取值)而已，只要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如统计检验的显著性、计量检验的鲁棒性等)，虚假设被拒绝就是突破，就是进展。
奥斯特罗姆及其团队的大量工作，虽然被行政管理领域认为是公共管理政策性质的研究，也就是第一类政策对策性研究，但是，奥斯特罗姆自己的表述却偏向于第二类释疑解惑性质的研究。例如，围绕大量积累的案例，是要“辨认这些案例研究中的各种变量”(Authors tended to identify diverse variables in their studies，见本文集第一篇Chap.2)；近期SES的Microsituational and broader context，也是为了解释相关变量对信任与合作水平的影响，为此，需要具体“辨认那些作用于个体互动和产出结果的变量”(to identify variables that may affect interactions and outcomes见本文集第一篇Chap.4)。
为了解答第二类问题，奥斯特罗姆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极其宏大，因为是横跨许多许多学科的一个整合积累经验资料的框架——从IAD到SES。奥斯特罗姆指出，许多CPR成员们克服社会困境的案例来自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工程师、政治学家和人类学家。他们分别关注的是特定的资源；是在单一领域中的研究；且各研究领域的文献之间相互独立。于是，各学科独自发展导致共性成果难以积累，构建一种整合的理论和框架实在是必要的。所以，奥斯特罗姆近些年的研究任务就是以IAD为基础，构建SES框架，以便积累各学科范畴内有关CPR资源成员克服社会困境案例研究的成果，以便进行更充分的经验检验。
l 研究的基本思路
作为研究思路，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对变量-模型功能作用的基本定位，这个定位就是理论解释模型与政策措施的区别，不能把前者当作后的工具，解释本身，就是独立的研究目的。这在上面问题提出的部分已经给出说明。
第二，以有效政策为己任的政策设计者，存在致命的自负(自以为万能的错误自信)。奥斯特罗姆的一段经常被引用的话是：“完全依赖模型作为政策分析基础这一做法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陷阱，这就是学者会因此认为他们是无所不知的观察家，能够通过对系统的某些方面的规范化描述，领悟复杂的动态系统运作的真谛。有了这种自以为万能的错误自信，学者在向政府提建议时感到非常得心应手，而政府也相信学者的模型是万能的，能够纠正一切场景下存在的不完善的问题。[16]”关于这一点，文森特的思考更为睿智和深邃，他引用耶鲁政治学和人类学家James C. Scott (1998)的名著——“Seeing like a State”[17]，指出这种以有效政策为己任的政策设计者“实际上处于Scott所揭露的幻觉中”。如书名所示，把国家、人民整体地拟人化，然后自己就立足于这个拟人化的位置上放眼望去，安邦定国治天下了，治理一个小小的CPR实在是小菜一碟。文森特进而提示，这种研究定位，实际上“太容易陷入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18]中称之为的‘体制化精神’，把其他人视为生活之棋盘上被动的棋子，要由体系的掌管者来移动，他们则视自身为象国家自己那样观察和行动的政治家。这样的幻觉又被对帝国的渴望所加强，使欧洲的主要民族深受折磨。…。站在国家角度上观察和行动使欧洲人和其他民族在塑造社会生活时成为机遇和强力的牺牲者。”
“亚当•斯密在讨论人类社会的巨大棋盘时也认识到‘每个单独的棋子都有其自己的运动原则’([1759] 1976, 381)。只有当用于确定制度安排的立法原则与推动个人行为的运动原则协调一致时，‘人类社会的博弈才能容易地且和谐地进行下去，并且很可能产生幸福和成 功的结果’…‘如果这些原则是相反的或不同的，社会的博弈将悲惨地进行下去，社会必然在所有时候都处在高度的无秩序状态’(同上)”[19]。借用Scott提出警醒的“社会工程”的概念，秉承哈耶克对社会工程的警惕，奥斯特罗姆夫妇理论的研究定位，就是以CPR使用者们的当地知识和他们相互间协调的潜力为模型构建和变量确定的基点，尝试竞争性的解释框架和备择假设进行检验，以实现解释理论的推进。对个体之间磨合演化潜力的敬畏，对整体秩序建构实施社会工程的警惕，可以认为大致延续了自休谟、斯密到哈耶克的思想。
此外，就理论模型与田野案例两类研究的关系而言，奥斯特罗姆夫妇工作的基本脉络是以田野案例为源头，归纳后再提出一般性假设，然后回到更大范围的田野样本中检验。同时，始终坚持解释模型是针对现实类型的抽象简化，只包括某个子变量群，但政策实施者所面对的却是某个具体的现实，而任何非控制实验的具体现实状况无法用类型抽象的模型刻画。所以，对抽象为一般的理论假设，例如，对假设命题“CPRs成员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可以提高成员个体间的合作水平”进行严格的控制实验。
第三，是奥斯特罗姆研究工作的个体分析方法。即使在复杂的SES框架中，整个工作还是以一个个决策个体是否、如何采取合作行动作为分析的焦点，在方法上，就是很自然地以决策个体作为基本分析单元了。宏观的社会-生态因素，作用在个体互动的决策行为上，从而形成互动行为结果，也就决定了CPR的使用流量、存量水平，及可持续的程度。
所以，集体行动的决策分析部分，是奥斯特罗姆整个理论框架体系的枢纽。外生变量（外界的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与自然资源生态因素broader contexts）构成个体互动决策的场景约束，并对个体习得规范调整信念产生作用；有限理性的个体认知所携带喜好厌恶，和只有自己才知晓的在社会中分散的知识，也作用在个体互动决策上（Microsituational variables）。
这种基于个体互动决策分析公共事务的思路，也就是经常被称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塔洛克、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与奥尔森的个体决策行为分析方法都是一致的，所以，有人就把奥斯特罗姆理论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三个分支之一。
第四，个体间共享的道德规范、信念和相应的认知调整，又是集体行动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模块。与经典的主流经济学模型最大的区别，这是非常突出的。所以，他们的理论与行为经济学的联系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与弗农•史密斯等人的工作交流。
而且，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对Cosmides & Tooby的演化心理学成果的予以关注，在个体互惠倾向、规范习得等这些理论基点处理上所作的深入思考，也体现在最近的SES框架中的Microsituational variables探索中。认知行为方面的探究，直接贡献于奥斯特罗姆工作的理论核心——“信任”，即对其他参与人（CPR的使用者、出钱提供者，以及外来实施工程并监管的政府官员）是否是互惠利他者的信任水平。
人们相互间信任背后靠什么支撑着？文森特强调，如果把个体简化处理为：只是面对正式的法条逻辑，估计自己可能受罚概率和罚金轻重的信念调整计算者，那就大错特错了。文森特在分析西方官僚制中指出“如果看一下孔子的《论语》，我们就会懂得…法律理性”，他引用《论语•为政》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阐述要“优先注重的是道德秩序的性质，及其它对人的良心和相互信任，而不是法制”。[20] 人们交往秩序的基础不是法律理性，是什么？文森特引用的是孔子、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关于人的同情共感的概念，这些关于正义和道德情操的理论，被文森特作为个体交往的基础，“构成人类社会基本关系的共同知识、共同的理解、责任模式以及相互信任”(毛寿龙译，1997)。只是在休谟和斯密的年代，无法就这些个体认知假设进行经验处理，所以，现在就可以与认知行为的经验研究相衔接了。
第五，动态反馈的分析思路。
除了上述要点以外，在演化的基本思路指导下，将动态反馈纳入分析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正如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中揭示那样，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产生于CPR使用者们渐进而持续的投资，当事人之间经常不断沟通、相互交往；各个地区之间相互仿效、学习。通过这些动态过程，他们就有可能知道谁是值得信任、什么行为将会对其他人产生什么影响，对CPR产生什么影响，以及权衡各自利弊下采取什么组织形式（试用、提供付出、监督委托等）。同时，他们与外界环境也在互动、适应，不断变化。因此，自主组织的制度安排的发生与调整就是一体的过程。奥斯特罗姆认为，在促进型政治体制的良好推动下，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的制度供给是一个渐进、连续和自主转化的过程。
所以，SES采用的是一个动态反馈的框架。
三、已经得出的结论与进一步需要研究的工作
奥斯特罗姆夫妇的IAD理论框架基本上都已集成在2005年“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diversity”一书之中了。基于该框架，也已经针对大量田野案例和系统展开的田野项目进行了经验检验，与此同时，基于IAD的实验室研究也取得一系列成果，主要归纳为如下三类：
l 自主合作治理的制度长期存续的“设置原则”
奥斯特罗姆介绍说，一旦采用IAD的标度方式(解释变量指标的标度)，当时他们就希望可以找到一套运行稳健的最佳规则，即，满足这些规则自主合作治理能够长期存续，而不会脆弱解体。“然而，经过长期的努力，我们认识到这是不可行的，转而致力于那些能够存续多期的成功规则的实践体系，分析其背后的机理。我们将这些机理称为‘设置原则(design principles)’”(见本文集第一篇奥斯特罗姆的报告§3.4)。这里的中文用词为设置而非设计，是因为这不是由政策制定者设计的东西，而是根据当事人交往运转发现并能通过检验的机理条件。
这些机理条件作为外生变量，作用在CPRs使用者互动过程中，能够使自主合作治理制度存续多期的经验检验，主要是Cox等人 (Cox, et al.，2010)[21]的工作。他们对设置原则也进行了重新审视也自己的表述。经过对全球90多样本的经验检验，显著成立的主要结论是：(见本文集第一篇奥斯特罗姆的报告§3.5)
r 变量设置上，生态因素(如资源的物质性边界)，不能与社会因素(如群体成员的身份界限)混在一道。
r 明确的“边界原则(Boundaries)”，这个在含义上，与国内已经熟知的“八项原则”的第一项是一致的，只是现在的检验结论中(Cox, et al.，2010)，突出了两个边界分别都要清洗界定：资源本身范围的边界清晰(例如灌溉的分流界限比较容易区分标度，而地下水径流的资源本身就不容标度水量界限了)；CPR使用的用户与非用户身份的区别清晰。
r 明确的“适应原则(Congruence)”，即“八项原则”之二：使用-付出规则与当地条件相适应。现在的检验结论 (Cox, et al.，2010) 是，要区分使用-付出规则是否与当地社会生态条件相适应于；与当地成本利润分配习俗相适应。具体占取使用的界定，包括使用时间、地点、技术手段和/或占取的资源单位数量；付出的界定，包括出钱、出材料工具和/或人力的方式。
r 明确的“监督原则(Monitoring)”，即“八项原则”之四：既包括对资源条件的检查监督，例如，值班检查可能遭受的疫情、暴雨等自然灾害，也包括对占取使用行为的监督检查，或是对使用者负有责任的人，例如是否按约定出钱出力的监督。
l 基于IAD的实验室和田野的经验研究发现
基于IAD框架，奥斯特罗姆的研究团队研究CPRs场景下的博弈均衡问题，通过实验室的变量控制和大量的田野样本，进行检验，获得了与博弈均衡模型基本一致的结论。
下面首先给出实验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结论。
这一方面的主要研究目的是考察互动交流对合作均衡的影响。奥斯特罗姆团队的研究任务设计，是对比CPRs场景下的匿名行动与成员间面对面的交流，以检验信息交流对合作的水平是否有显著贡献。
实验结果表明，在没有彼此间交流的条件下，各方仅仅看着决策与CPR后果的CPRs产出水平，要远远的低于预期产出；而成员间面对面的交流，可以显著提高合作产出水平。
进而，奥斯特罗姆的设想是：如果CPRs成员们通过自己面对面的互动磨合，自行协商形成他们自己的“使用-付出”规则约定，如果接近合作剩余极值的话，那么前面的“适应原则(Congruence)”就被内生演化出来了，不仅仅是八项原则之三所要求的吸纳使用方参与制定规则，[22] 就会达到合作产出最大化。如果能够在实验中实现的话，将是对认为资源使用者作为个体无法达成合作的主流理论最大挑战。当然可以预见，这样的实验控制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很难将当事人面对面交流中出现的不计其数的因素分为解释变量和干扰。
再看田野样本的经验研究成果。
奥斯特罗姆认为两个大型样本的跟踪项目比较典型，。一个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在尼泊尔境内对226个灌溉系统的对比研究，形成自然实验对照组的两组分别为：由专业工程师设计并由政府运营的灌溉系统和由农民建造和运行的灌溉系统。另一个大型项目是全球范围内的森林资源研究，这是通过IFRI(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sources and Institutions)项目开展的，全世界唯一跨学科的、长时间的在多个国家范围内对政府、私人组织以及团体所有的森林资源进行研究的项目。研究发现：
r 当地使用者(用户)自己建造、自己协调使用维护的灌溉系统，要比政府主导的专业工程师设计的系统“土气”，但是，水资源保留得更充足；灌溉效率更高。森林资源的当地团体拥有规则制定的自主权和监督资源的激励的条件下，CPR存量和使用情况更好(支持了：使用-付出适应原则、监督原则、规则制定的集体参与原则)
r 能够持续存在的森林资源样本中，使用者都是林木产出水平的主动监督者；森林资源使用者的监督要比森林资源的所有权类型更加重要。(支持了监督原则)
l 基于SES框架模型的合作行为经验研究进展
从奥斯特罗姆介绍的情况看，基于IAD实验室和田野的研究，是针对博弈均衡(解析的理论杰)状态，进行的经验检验，而对有好多因素对互动合作有影响，但这些解释变量所处的状态未必就足以使参与者们达成最有合作，所以，在分层的逻辑概念模型SES指导下，有大量待估计其解释贡献的解释变量(可能影响合作水平的因素)。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主要结论有：
r 影响CPRs使用者合作水平的微观场景因素中，经实验室和田野检验已知显著的：
各参与方之间的信息沟通程度
参与者们所知晓(看重)的声誉
边际报酬的高低
进入的和退出的可能性(参与人是否能够随意进出这个群体)
处于CPRs之中的延续时间或重复次数
对不合作或违约行为惩罚机制的赞同程度
有助于提高参与者之间信任可能性、降低坐享其成可能性的所有因素
r 影响微观互动场景的宏观环境变量中，已知显著的10个二级变量是：
资源子系统(RS)的 RS3-资源系统规模；RS5-系统的生产率；RS7-系统动态的可预测性
治理子系统(GS)的GS6-规则制定的集体参与方式(程度)
资源单元子系统(RU)的RU1-资源单元的流动性
使用者子系统(A)的 A1-使用者的人数；A5-领导/企业家身份；A6-规范/社会资本；A7-关于SES的知识/心智模式；A8-资源对当事人的重要性
l 进一步需要研究的工作
对中国大陆来说，根据奥斯特罗姆理论的IAD和SES框架所给出的内容，几乎都是需要展开研究的工作。虽然国内已经有了诸多案例及其分析和自主治理的政策研究文献，但是，至少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还需要大力投入：
各领域各学科案例或样本的积累
国内在水资源的灌溉与排涝、林业、排污及环境治理、社区治安，以及住宅小区治理等诸多领域，都有大量不同学科的研究报道，这些学科涉及行政管理、环境、农林渔水、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等跨度极大范围，所以，面临的是研究成果，特别是宝贵的案例素材难以发挥作用的困境。奥斯特罗姆提出的IAD框架和现在的SES正是为了解决这种只对“特定的资源；在单一领域中的研究；各研究领域的文献之间相互独立”的问题，以便将各学科范畴内有关CPR成员们克服社会困境，或未能克服的案例，予以积累。
SES是一个开放的，各学科都可以采用的描述刻画CPRs问题的框架，相应的变量指标参数，具有含义清晰、标度可操作的特点。
至于在积累的素材上，如何提出各研究着自己的具体研究任务、假设和检验的工作，各自尽可以施展自己的智慧，包括对他们已有结论的质疑和补充或修正。
熟人向匿名转变后信任模式演化
中国的现实问题是30多年以至100年来的转型背景。至少在改革开放以后，财政原先负担的许许多多CPRs的供给断掉了，于是，我们面临的CPRs困境具有一种宏观的动态趋势。同时，随着乡绅地方自理的解体，大量陌生人集聚城市，熟人交往向匿名交往是百年来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两个趋势下，个体之间围绕s如何交往？
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奥斯特罗姆夫妇的理论指出，围绕CPRs互动行为及制度安排的核心就在于支撑人们相互打交道的信任，凭什么信，能信谁呢？
这就是文森特强调的“道德秩序”的“共同知识、共同的理解、责任模式”，然后决定了是否信任谁。“道德秩序”也是休谟、斯密、哈耶克所关注的根本问题。人类个体与生俱来同情共感对中国现实来说暂时还不是重点，因为这是古今中外都一样的基点，而前面给出的两个趋势则是不一样的，所以切入的层面不是与生俱来这个层面，而是应该落在转型之前个体们携带的“道德秩序”，通俗地说，就是面对CPR或者所有排他或不排他、竞争或非竞争性的资源的相互交往，把什么当作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
中国转型(财政撒手、匿名交往)的宏观背景下，人们面对CPR，“能信谁，凭什么信”背后的支撑，是他们把什么当作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
如果个体们对公权力的信任和倚赖，高于对其他匿名个体的信任，那么集体行动中的选择就是显而易见的了。所以，“转型之殇”在个体交往中产生的影响是什么，演化的可能趋势或轨迹如何，将是揭开中国CPR自主治理谜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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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9年6月，毛老师翻译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复合共同制的政治理论》由上海三联书店正式出版；2000年主持和翻译了“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译丛”，丛书首套的六本是：《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论文集）、《多中心治道与发展》（论文集）、《公共服务的制度建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
[2] Elinor Ostrom, President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作为主席讲话的文献是E. Ostrom，1998，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the Rational Choice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92(1)：1-22.
[3] 李文钊，2009，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之路-------从公共事物的自主治理谈起。http://www.iapp.ruc.edu.cn/news/detail.asp?newsid=n135909288
[4] Sveriges Riksbank's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2009, Sveriges Riksbank, 12 October 2009, retrieved 2009-10-12.
[5] “user associations”是瑞典皇家科学院介绍获奖理由的用法：“Elinor Ostrom has demonstrated how common property can be successfully managed by user associations”，出处同上。
[6] 即哈丁(Garrett Hardin)1968年在《科学》杂志发表的“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公地悲剧已成为中文的习惯用法。
[7] 另外三种即教科书上所说的：纯私人物品既排他又具有竞争性；纯公共物品非排他且非竞争；俱乐部物品则排他而非竞争。这种两维度考察的着眼点是资源使用(消费或耗用)的情况：如果一个人先消费或耗用一定的量，其后可使用的量是否会减少——竞争与非竞争性；如果别人也来用，有没有可能被排除掉——排他与非排他性。
[8] 见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中译本p.52。维基上基本是Ostrom“whose size or characteristics makes it costly, but not impossible, to exclude potential beneficiaries from obtaining benefits from its use.”
[9] 见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中译本p.53脚注②。
[10] Elinor Ostrom, (1994) Neither Market Nor State: Governance of Common-Pool Resourc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FPRI). Lecture Series No.2, presented June 2.
[11] Susan J. Buck, (1992) Book Reviews, E. Ostrom’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Natural Resources Journal, 32(Spring):415-417
[12] John M Anderies, Marco A Janssen, Elinor Ostrom, A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Robustness of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from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2004) Ecology And Society, 9(1): 18.
[13] M. A. Janssen, J. M. Anderies, E. Ostrom (2007) Robustness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to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bility, 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 20:1–16.
[14] Elinor Ostrom，et al. (2009);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Sustainability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Science 325：419-422。
[15] Ostrom, E. 2005. 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6] 转引自毛寿龙(2000)《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中译本序，p.20。
[17] 詹姆斯•斯科特(1998)《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中译本，200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修订版，2011.01。
[18] 斯密《道德情操论》第六卷第2篇第2章“论天性致使社会团体成为我们慈善对象的次序”的中译本的这一段话是“把其他人视为生活之棋盘上被动的棋子，要由体系的掌管者来移动，他们则视自身为象国家自己那样观察和行动的政治家。他似乎认为他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非常容易地摆布若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他并没有考虑到：棋盘上的棋子除了手摆布时的作用之外，不存在别的行动原则；但是，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原则，它完全不同于立法机关可能选用来指导它的那种行动原则。如果这两种原则一致、行动方向也相同，人类社会这盘棋就可以顺利和谐地走下去，并且很可能是巧妙的和结局良好的。如果这两种原则彼此抵触或不一致，这盘棋就会下得很艰苦，而人类社会必然时刻处在高度的混乱之中”。
[19]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为什么二十世纪有这么多的宪政失败?，止水译http://www.wiapp.org/article/default.asp?id=210。
[20] 见毛寿龙译（1997）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政治文明：东方和西方，《公共论丛：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第三集，三联书店。
[21] Cox, Arnold & Villamajor，2010，“A Review of Design Principles for Community-base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Ecology & Society 15(4): 38
[22] 集体选择的制度安排原则：Collective-choice arrangements allowing for the participation of most of the appropriators in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