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3日至5日，第二十一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在陕西师范大学举行。徐现祥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参与了以“如何提高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议题设定能力”为主题的圆桌论坛，以及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举办的第五届思想中国论坛。年会期间，徐现祥教授接受了陕西师范大学学生记者的采访。从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源泉聊到新时代的新目标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徐老师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释疑解惑，让我们在年会主题活动之外收获了很多新知和启迪。
徐现祥，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制度与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在地方官员行为、政务服务市场等方面的研究具有开创性，诸多论文发表在一流经济学期刊上。自2018年实地调研全国各地营商环境，出版系列《中国营商环境报告》，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问题1：徐教授您好，关于“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问题，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毋容置疑，“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对于过去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可谓是功不可没。然而，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视阈下，关于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问题出现了一些分歧。有学者认为应该彻底摈弃“以GDP论英雄”，有学者则认为“把洗澡水倒掉的同时要把婴儿留下”。那么，在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问题呢？
徐现祥：我们团队从2014年前后开始关注“目标”。原因非常直白，就是考虑到“目标”反映着我国官员治理体系里上下级之间的一种互动。从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历程看，“目标”从未缺位。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设立目标，成为一个典型事实。1979年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就提出，未来二十年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小康社会就是一个不穷不富的水平。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人均GDP，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1978年大概为156美元，排在全球倒数第四位。在此背景下，经过反复研究，提出了经过二十年的奋斗人均GDP达到800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党的十三大进而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党的十四大、十五大以一贯之，中国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本世纪头二十年翻两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到，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党十八大再次提到，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党的十九大在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基础上，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提前了15年，同时明确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
从十九大报告中，大家可以看到，没再提GDP翻番目标，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高质量发展本身就是我们的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2020年已经实现了，接下来，高质量发展成为新的目标和共识。只是“高质量发展”具体的量化指标尚未达成共识。二是在十四五规划里也是有清晰的目标的。比方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等。所以说，进入新时代，我们的“目标”依然是存在的。为什么存在争议呢？实际上，从全球视野来看，设立增长目标，并不是中国的特色。日本就曾在1960年推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欧洲、非洲、东南亚国家也都有过类似实践。只是在目标实施过程中，有些国家的目标并没有实现，有些国家不再设立经济增长目标了。
设定目标，最根本的，是要解决什么问题？从我们团队的系列工作看，目标解决的是大家努力的方向、经济建设的方向，是一个引领。到了新发展阶段，我们依然需要目标引领，这个目标是什么？就是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本身既是一个目标也是一个引领。关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量化指标还存在争论，但这个争论本身不是说目标不要紧，恰恰说明目标依然很紧要。
问题2：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经济社会面貌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今天，有学者也指出“面对解决复杂的多维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内涵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么，未来这个中心会不会有所调整？其内涵又会发生哪些变化？想听听您的看法。
徐现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我们最初讨论小康这个指标的时候是指单一的经济指标，人均GDP达到800美元。中国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后，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设”意味着我们不仅追求经济发展，社会、民生等都要建设。正如平时常说的，一好学生要真正变为三好学生。因此，我们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过程中，相应的指标已经从单一的指标变为了一个指标体系，既包括经济类指标，又包括社会民生类指标，还包括一票否决的一些指标。这是事情的“来龙”。
那么，“去脉”呢？到了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更强调美好生活、美丽中国等。美丽也需要指标，比如绿色、减碳等，指标的维度又增加了。其实，国家发展目标总是多维的，多维并不是新问题，而是一直存在的。回到经济学，多维任务是经济学的经典问题。我们需要做的是如何解决这个多维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解决方案。
我们团队在速度和质量这两个目标选择上曾做了一点尝试。是“降速提质”，还是速度和质量同步提升，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呢？我们2018年的工作讨论了这个问题，基本的发现是，能否实现速度和质量的兼顾，关键看发展的手段是什么。从经济增长文献看，既可以通过要素积累的手段实现发展，也可以通过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的手段实现发展。如果是前者，那么要素投入越多，增长速度可能越快，发展质量却不会越高。因此，速度和质量负相关，甚至会出现速度侵蚀质量的现象。如果是后者，发展不是通过要素积累，而是通过效率提升和创新驱动的，速度和质量就能实现同步。这说明，多维目标不是简单的正相关还是负相关，需要根据具体情形做具体分析。不是说，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速度就不要紧了。不是这样的。中国需要一定的增长速度，也有能力实现一定的增长速度。
问题3：通过文献研究我们发现，很多文献将“高质量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等量齐观。对于二者的关系，您怎么看呢？
徐现祥：这是在观测中国现象的时候经常会碰到的一个困惑：文献中的术语与实践中的话语并不一样。比如高质量这个关键词，你在很多的文献中，比如在经济增长的文献中，很少会看到。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等均发现，增长的引擎是技术进步，不管是外生的还是内生的技术进步。这个增长到底是高质量的还是低质量的，文献似乎没有讨论。整体而言，经济增长文献关注的是增长的源泉，不是增长的质量。
理论来自实践，实践创新会推动理论创新。国家提出高质量发展，学界进行不同维度的解读、构建。其实无论如何解释，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文献上来。因为我们做研究。正如今天上午圆桌论坛讨论议题设定的事，我们观察到一种新现象，描述清楚这种现象，提炼出科学问题，努力把创新实践理论化。创新实践理论化需要和现有文献对话，和传统文化对话。这个对话，就是用让人听得懂的语言讲中国故事。
因此，找准创新实践的关键词，与文献对接上，让人听得懂，是关键。
问题4：地方政府竞争被视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一种解释。然而，伴随经济发展进入高级阶段，突破单一行政区域的城市群经济、流域经济、经济带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承载区。上述经济区的高质量发展客观上要求从单一政府治理走向多政府共治。那么，在新的经济样态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呢？
徐现祥：这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周黎安教授较早研究这个问题并引发了大量研究。从地方官员视角看，官场竞争具有零和博弈的性质。为了晋升最大化，地方官员努力发展自身辖区的经济，导致产业同构、重复建设，甚至辖区间市场分割、恶性竞争等。在现实中，我们也观察到，无论是长三角还是珠三角，地方官员却自发推动一体化。实际上，现实中存在两种现象：一是地方间的恶性竞争；另一个是，地方间一体化发展。背后都是地方官员在推动，地方官员都关注自身职业发展，为什么会有不同的选择呢？
我们2007年的工作给出了一个解释。地方政府的选择在于权衡别人对我的影响与我对别人的影响。其实就是外部性。如果负外部性占上风，则地方政府会选择市场分割，尽量规避负外部性。当存在正外部性时，则会考虑将正外部性内部化，可选择一体化。理论上存在这种可能性，现实中也不乏例证。比方说深圳和东莞。2008年，东莞经济受金融危机的冲击非常大，外向型生产制造业转型压力很大。下一步往哪儿走，东莞一时难以抉择。与此同时，深圳逐步转型升级为一个创新性城市。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深圳是做创新的，东莞是做生产的，很多创新性业务可以布局在深圳，生产性业务可以布局在东莞，那么这两个城市之间就不再是纯粹的竞争关系，就会相互合作。部分生产制造业务就从深圳搬迁到东莞。在这个过程中，深圳输了吗？未必。我们通常说，中国是一个世界工厂，发达经济体做研发，中国做生产。做生产的附加值低、利润薄，做研发的附加值高、利润丰厚。所以中国对全球增长的贡献非常多。现在，深圳做研发，东莞做生产，把以前的全球分工压缩在珠三角地区。毫无疑问，两个城市团结得越紧密，对深圳的发展也越有利，2017年后，深圳成长为广东省内经济总量最大的城市。可见，地区间实现协调联动，比单个地区的竞争力要强，发展质量要高。
总结一下，从地方官员视角看，是选择分割还是选择一体化，是有条件的。毕竟，官员是理性的，会对激励产生反应。在发展新阶段，做好地方官员的激励，依然是关键。
撰文：殷培伟（陕西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