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研究方法中存在的问题，第一是“见大不见小，都愿意研究大问题”。但实际上，小问题值钱，大问题不值钱。哲学意义上真正的大问题，宇宙观的问题，孔、孟、老、庄、墨、荀基本都研究透了，今人很难超越。像目前许多人研究宏观经济、货币政策、汇率、利率政策，这些都是大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释清楚。并且很多人研究时有一个毛病就是动辄上纲上线往大了说，没有逻辑和理论框架，经常是阴谋论和战争论，“帝国主义灭我之心不死”。对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的思考是政府的职责，事实上只有少数人可以以关心国家大事为生，大多数人还是要研究具体问题。其实小问题最能研究出大成果，比如金融市场交易系统、托管系统、支付清算系统、信息系统、货币、债券、股票、期货、衍生产品、外汇、利率市场化、商业银行内部定价模型、收益率曲线等等，都是可以深入研究产生大成果的。所以我们在生活、学习和研究中，要善于观察我们生活中的一般现象，要善于观察小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自以为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当前这些研究成果，最大的困难是分不清哪些是文献中已有的，哪些是作者的新贡献。研究经济问题，要搞清来龙去脉，要吃透已经存在的文献，避免无根据的研究和重复研究，这样才能确立自己的研究方向。用别人的模型是正常的，但要证明你在边际上的贡献，比如增加了一个变量、取消了一个限制条件、比如拿模型做了实证检验等等。文献前沿已经研究到哪儿了，自己的文章在这个基础上又做了哪些贡献，这些都必须要说明，科学研究才能一步一步地发展。我们的现状是，随便一检索关于宏观经济政策、汇率的文章，几百篇几千篇，全都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这是要不得的。
第三个问题是“滥用参考书目”。翻一翻现在的论文，再看看它的参考书目，信洋人不信中国人，拿洋人吓唬人充门面，而且引的书目跟论文一点关系都没有。参考书目是为了更方便别人论证推敲，它和你的文章应该高度相关，那些不必要的、和论文无关的著作，应该从参考书目中删除。做研究来不得半点的虚伪，你的就是你的，抄的就是抄的。拿洋人做参考书目可能唬过了今天，但是早晚有一天要为此付出代价。
第四个问题是“定义不清，不讲逻辑，争论情绪化”。定义是研究和讨论的起点，是研究者的共同语言，是讨论的基础。经常看到一些研究者，在网上吵的很厉害，后来才发现其实是因为他们对事物的定义不一样。定义不清会导致争论失去意义，没有严格的概念框架就不能对问题清晰的讨论。先要有定义，然后做假设、假说，再运用经济学模型构建逻辑框架，最后还要对推理结果做实证检验，这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
易纲教授提出要重视的第五个问题是“要讲逻辑，尊重逻辑推理和事实检验”。例如，微观经济学几乎没有争论，定义、假设、逻辑框架推理基本一致。但是宏观经济学就有不同的流派，比如凯恩斯、货币主义、理性预期、真实经济周期、供给学派等等。各学派的假设不一样，强调的重点不一样，理念不一样，但逻辑上基本上都是自洽的，都可以找到数据的支持，原因是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常常会呈现不同的特点。知道这些学派为什么会有不同结论而逻辑上都可以自圆其说，还要看事实检验。研究框架的提出，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扎实的理论基础或者是逻辑基础，而不能想当然凭空提出一个非常大胆的框架。可以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但可以仔细寻找是逻辑不一样、假设不一样，还是推理过程有问题。要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把问题定义清楚，然后从不同假设出发，遵照一个严格逻辑推论得出结果，这样的讨论才有基础，才能找出为什么结论不一样。现在有些嘴架和学术上的官司，没有做到心平气和，动不动就上纲上线，这是很严重的错误。要尊重别人的成果，自己才能被尊重。
最后，上面提出需要重视的五个问题，和现在常说的“创新”是有密切联系的。创新，在最浅的层次上，是产品的创新，比如电灯、手表、计算机、因特网，以及许多金融产品的创新，都是此类。组织创新是创新的第二个层次。近现代以来的大多数创新就是按照公司、企业、市场等组织模式完成的。将组织的运作以概念、规则、法律等形式固定下来，则是创新的第三个层次。世界性的竞争规则，像WTO、IMF等，都是别国制定的规则。在法律方面，中国金融界的基本大法，很大程度上也是借鉴自别国的经验。拥有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是创新的第四个层次。因为创新的完成要靠一个一个以某种形式组织起来并按照游戏规则行事的个人。实现对产权的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则是创新的第五个层次。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才能产生有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的个人，有了他们，才能够有创新。
（易纲：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