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
巫仁恕著
中华书局
2008年8月第一版
360页，43.00元
《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
[美] 凡勃伦著
李华夏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年1月第一版
295页，28.00元
长期而言，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是向上移动的，然而，经验显示经济经过急速增长后，如影随形而来的，必然是放缓、收缩、衰退，若“调控”失当，萧条便接踵而至。西方经济现在似乎已经历了放缓和收缩，虽然官方认为衰退未现，只是高失业、增长似有若无、消费呆滞以至股市底气不足等等，似乎都在告诉大家，西方经济已在衰退门前徘徊。
世界经济能否避免出现一次近似八九十年前的大萧条，很大程度取决于欧盟能否自救及美国的经济态势；美国已非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惟其增长及衰退均足以影响贸易对手的经济盛衰。
从种种迹象看，美国经济已有重呈生机之象。但当前西方经济趑趄不前，消费者无复当年恣意购物的狂态，以出口刺激经济增长的国家如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难免会受冲击。当然，北京决策层一早看到这种趋势，一再提出警告，并着力于鼓励本土消费，惟这样做衍生不少困难，且由于缺乏西方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生活刚刚比较宽裕而已有消费自主权的老百姓，仍会以积谷防饥为第一考虑，因此“消费救经济”成效存疑。不过，中国政府有形之手，在现阶段仍然力大无穷，其政策肯定可产生一定效果，即使效果不彰，统计部门为了迎合上意，亦会堆砌出一些上级愿见的数据来，因此，西方经济濒临衰退边缘对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多深，外人是很难看得出来的。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所以会沦落到目前这种摇摇欲坠甚至奄奄一息的可悲境地，根本原因在政府长期入不敷出！被福利、军事以至医疗这些不易（简直不能）削减的经常性开支牵着鼻子走，政府只有大花“未来没有的钱”（profligate）。而在银根松动实质负利率的金融环境下，银行过度举债（过度杠杆融资）、个人负债屡创新高，俱为经济病入膏肓的元素。过去四五十年，西方国家人民过惯政府津贴、“想买便买”的消费模式、尽情旅游娱乐以至不断小屋换大屋且不论小屋大屋均一而再再而三向金融机构作抵押以为“大花筒”之资的风流快活生活。这种生活方法，是他们的祖、父辈不敢想象的！
二十世纪末，这种不“健康”的融资消费模式的负面影响日趋明显，“金融海啸”令银行的信誉受沉重打击，消费者信用破产是常见之象，而政府面临不理会可能引发恶性通胀（甚至战争）的风险，继续印刷钞票，因为不冒这种风险或行收紧开支厉行节约的政策，则可能引起“民变”。面对此两难之局，迄今为止，这些“问题国家”的政府仍犹疑未决……和那只在岔路前于粮草与食水之间无法作出选择最后饿死的“贝利登蠢驴”（Buriden's ass）不同，有充分权力的政府一定不会坐以待毙。可是，不论作出何种选择——继续“大花筒”或厉行节约——都会给经济带来致命打击！
我们常听说三个经济学家有四种意见，不过，在创造就业上，他们的看法相当一致，此为惟工商界对前景有信心（信心是促进经济向前的原动力〔The engine of capitalism〕），增加投资才克臻此。换句话说，创造就业的根本是消费者有信心才能达致。当前的情况是基本上没有储蓄的消费者为旧债为担心失业而发愁，他们对前景缺乏信心，未敢疯狂购物，工商业遂不会投资，结果是失业率居高不下而工商界手上累积的现金愈来愈多（苹果公司坐拥现金高达九百七十亿美元）！
除了上述的“模式”，在自由世界，经济增长是不能通过立法或指令而达致的。这意味着在政府未能从两难（其实是前后左右四难）之局中找到一条有生机有活力有前途的新路之前，高失业低增长是挥之不去的现实。什么才是有生机有活力能把经济引领上少负面副作用的增长之路？目前经济学家正在辩论。简单地看，以奥国学派为主的一派主张勒紧裤带（不一定需要少食，只是削减免费全餐中的前食及甜品而已），只有如此，才能把省下的钱用作清还欠债，加上谨慎地支出、有创意的市场拓展、提高教育质素、刺激工商业投资，进而令经济稳步地成长。仍奉凯恩斯学派为圭臬的一派则主张继续先花未来没有的钱，即消费者已微醺仍不停给他们添酒，以营造一个让消费者无后顾之忧地花钱的环境，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非常明显，前者是先苦后甜之局，但在一人一票的民主社会，“先苦”之策未行政府已被推倒；后者由于已行之有年、“招式使老”，这种可带来短期刺激的策略，肯定是先癫狂后以悲剧收场……
勤俭持家、节约兴邦，先贤早有训示。李商隐《咏史》开篇便是“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全诗为：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远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几人曾预南熏曲，终古苍梧哭翠华）；《后汉书》卷三有这则皇上诏令：“急耕稼之业，致耒耜之勤，节用储蓄，以备凶年。”其他诸如“留衲戒奢”、“从华屏欲，以俭抑身”、“常将有日思无白，不可无时想有时”以至张潮在《幽梦影》所说的“俭德可以当货财”等传统智慧，都是劝人及政府节俭储蓄。不过，如果官民向来“死悭死俭”，则大家现在可能仍身处有多少收成便过怎样的平淡日子的农业社会！工业革命后的现代（及后现代）社会，所以能够蓬勃发展，完全建基于政府和消费者尽情即倾尽所有消费之上。当然，当政府以为有办法利用凯恩斯学说令衰退循环消失及创造“全民就业”大花“未来没有的钱”，而消费者受通胀在前利率近零的刺激亦盲目消费，令经济先兴旺后消沉甚至陷入奄奄待毙的现在，节约肯定不是把经济拖出困境的好办法！
事实上，先贤不少已看出节约可以致富的荒谬性。笔者不止一次引述明代学者陆楫（1515-1552）于《蒹葭堂杂著摘抄》中的这段话：“论治者类欲禁奢，以为财节则民可与富也。噫，先正有言，天地生财，止有此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所谓“奢易治生”之说，正是由此而来。
陆楫这几句简简单单的话，意思是说那些讨论如何管治国家的人，都不主张奢侈，认为人民可因节约而致富。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他说既然先贤都说，天地间的财富，仅有这么多，他人之失，是我人之得，即奢侈的生活并非“零和游戏”。陆楫因此认为奢侈不会使整体社会贫困。
陆楫不赞成禁止奢侈，因为节俭仅对个人和家庭有利；从社会角度看，节俭则是有害的。他这样说：“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至于统论天下之势则不然。治天下者，将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亦欲均天下而富之乎？”
崇奢黜俭的结果，也许有如在英国悬壶的荷兰医生孟德威（B. Mandeville，1670-1733）于《蜜蜂寓言或个人恶行、大众利益》（The Fable of Bees, or Private Vices, Public Benefits）一书所说，每只蜂都为贪念和色欲而忙，蜂巢因此是“繁荣而邪恶的”……陆楫尚不知道“个人消费”对工业社会（进而消费社会）的重要性，孟德威则未能进一步指出要建立公义法制和公平税制令贪念不致演变为弱肉强食令贫富两极化。这些“缺陷”，二十世纪至今的西方国家不断修补、改善，可惜都过犹不及，才种下今日的祸根！
作为一种生活态度，在经济条件的“规范”下，穷奢与极俭各有“社会功能”，不过，穷奢的前提必须“付得起”，别说不应“先使未来没有的钱”，“先使未来钱”亦可能以悲剧收场。以反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而享大名的晚明才子（与兄弟合称公安三袁）袁宏道（1568-1610），高调主张的“五快活”，其“第五快活”竟然是：“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野狼狈，朝不谋夕，托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袁氏显然在告诫后辈，在财力所及之下才能“享乐”，那些把“未来钱”（如祖传的田地产业）都花光的，只好坦然面对凄凉的晚景（若“先使未来没有的钱”必然债主临门难以善终）。不知有否受袁宏道的影响，百余年后的沈三白在《浮生六记》的“闲情记趣”中这么说：“贫士起居饮食，以及器皿房舍，宜省俭而雅洁……余爱小饮，不喜多菜。”妻芸娘便把饮食“精简化”，令沈复享受饮食之余，盛赞“即令物省俭之一端也”。还有：“余之小帽领袜，皆芸自做。衣之破有移东补西，必整必洁。色取暗淡，以免垢迹，既可出客，又可家常。此又服饰省俭之一端也。”沈复与芸娘是最能享受婚姻生活的模范夫妻，《浮生六记》写活了人生的快乐不一定源自物质生活的丰富，亦可以来自心灵的充实，只要有兴味地过活，平凡单调俭朴节约的生活，亦能提升至艺术化的境界从而赋生命以新意义。
不过，沈复与芸娘（林语堂称之为“中国文学上最可爱的女人”）毕竟是异数，因为晚明奢侈之风大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巫仁恕在《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台湾联经出版社）一书对此说之其详，兹举下例以概其余。谢肇淛（1567-1624）在《五杂组》写巨贾饮宴之奢华：“今之富家巨室，穷山之珍，竭水之馐，南方之蛎房，北方之熊掌，东海之鳆炙，西域之马奶……一筵之费，竭中家之产，不能办也。此以明得意，示豪举，则可矣，习以为常，不惟开子孙骄溢之门，亦恐折此生有限之福。”择引这段话，以其对今日之内地与香港仍有现实意义。谢氏所说的“明得意，示豪举”，用现代语言，便是凡勃伦（T. Veblen）在《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中所揭示的“炫耀性消费”！
以研究英国工业革命为学界所重的剑桥经济学家麦建德烈克（Neil McKendick）等人合著的《消费者社会的诞生》（The Birth of Consumer Society，1982），开篇便指出发轫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的工业革命，把人类社会推进物质丰盛进而泛滥的世纪，人们不再期待使用祖上留下的遗物（因为他们可以自己购买），为时髦而非为有需要便购物，而耐用物品亦从可以长期甚至隔代使用变为新款货色上市便更换，精美昂贵的物品（Luxuries）已变为必需品；“有闲阶级”是工业革命成功后的副产品，因为机械代替了人力，市场竞争及劳工立法提高工人的收入，而工时从每天十八、十二再减降至八小时（每周工作日则从七天、六天、五天缩减至四天甚至一二年前法国有政客主张三天！），人的“非工作时间”与收入一样愈来愈多，“有闲阶级”遂慢慢形成。为满足这个新兴阶层的“崛起”，在西方工业国奢侈性行业在十九世纪勃兴。中国的经济开放改革虽只有三四十年历史，但“先富起来的人”对奢侈品的追求，“超欧赶美”，由于香港不征进口税，贪便宜的内地消费者涌入购物，九龙广东道不闻广东话，是为明证。
根据“讯号理论”（Signalling Theory），在物欲横流的社会，豪华奢侈消费（包括炫耀性消费及炫耀性有闲〔Conspicnous Leisure〕）传达了富足、品味及懂得生活享受种种为同辈仿效、中产以至草根羡慕的信息，这有助奢侈品市场的拓展，亦是刺激人们奋发向上的动力，进而带动整体经济向前发展。可是，在税制不公平（香港是典型例子，此间贫富交同一利得、入息税、间接税及缴纳同一政府收费〔如垃圾费，居豪宅与住公房者一律收费，这是何等荒谬〕，对低入息阶层绝对不公）及社会流动性有局限有阻碍的环境下，加上多国政府濒临财政破产，主张厉行节约紧束开支的人和政客愈来愈多，这意味着要求政府和人民“弃奢入俭”，其不易达致，是谁都看得出来的。
二战之后，同盟国大获全胜，然而，这场战争令国库空空如也负债累累（以英国为例，1945年、1951年的平均负债与GDP比率比现在约高三倍），政府只有厉行节约，全民勒紧裤带节俭度日；但此困难很快被克服，因为当年经济百废待举，大部分人一穷二白，社会匮乏缺财，贫富不均的矛盾不彰，加上大敌刚灭，同仇敌忾之意尚存，遂能团结一致，节衣缩食，努力重建。而当年行的是对富裕阶级课重税（最高入息税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家比比皆是）的累进税制（全球自由贸易开放后有钱人及高薪者可迁移至低税地区，是最高税率拾级而下的根本原因），等于不同阶层都有付出。此外，战后重建令“全民就业”，平衡预算不等于削减劳工及贫民的福利，人人有工作，对紧缩政策便少怨言。
如今形势有根本性变化，贫富两极化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高入息税率本是对富裕阶级的“惩罚”，但有钱人在税务及法律专家协助下避税逃税之风甚盛（美国的“毕菲特法则”由是而生），是为库房税入不丰的原因之一。在这种种不利低下阶层的环境下，政府紧缩开支等于要对福利、医疗、教育这些他们享用已久的“免费”服务开刀，既得利益阶层纠众上街示威，已是最理性的反应，在这种气氛下，社会肯定会愈来愈不和谐！
美国Rutgers大学经济史教授李云思敦去年底出版的《反节俭》（J. Livingston: Against Thrift），认为“量入为出”的生活方式（living within your means）最王道但不合时宜，又以具体数据推翻工商投资是推动经济向前的原动力。他认为资本家应少赚，大幅提高员工的薪酬，让他们有较高的购买能力，只要他们尽情消费放心消费，便可促进经济增长……不过，由于与主流想法背驰，李云思敦的看法似未引起太大的回应。当前的主流观点是动脑筋增加税入，但高税可能令企业和个人外移，因此，最可能被征收的是“物业价值税”（英国副首相敦促财相在3月公布的财政预算案中提出征收“巨宅税”〔Mansion Tax〕，值百万英镑物业每年抽百分之零五税，价值愈高税率愈高），因为物业不能“移民”，此外还要赋予工会更大权力，使之有力与资本家公平谈判，亦在考虑之列……不过，这些办法能否生效扭转财赤颓势，是未知之数，但因此赶跑有钱人及打击市场令经济愈难复苏，则可断言。
一句话，由于长期“先使未来没有的钱”，西方社会一定得为此付出沉重的政经代价。这种代价，不管政府采纳哪种政策，都无可回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