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炳剑
□公务员，浙江杭州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无疑是“新自由主义”最为风光的年代，由于在理论和影响上的巨大成功，新自由主义在当时几乎成了大部分国家眼中的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圣经”，甚至成了人们解释和理解世界的常识的一部分。
但是，任何学说一旦被扩展到耳熟能详的地步，都难免发生某种程度的简单化和本质化，“新自由主义”也不例外。在这个意义上，大卫·哈维的这本《新自由主义简史》，如果不说是起到“正本清源”之效的话，起码也可以为目前和今后有关“新自由主义”的争论扫清一些知识上的盲目和偏见。
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历了两次战后最深重的经济危机，整个西方经济长期陷入“滞胀”，而凯恩斯主义者却提不出有效对策，从而使他们信奉的经济思想陷入危机，走向衰落。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各种流派已经汇合成一股巨大的潮流，准备迎接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和危机的挑战。
在哈维看来，新自由主义主要是对当时存在的两种局面的反动。第一，是对西方国家本身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的反动。第二，是对当时苏联版本社会主义的反动。
虽然在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大萧条时期，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化和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的弊端却日益暴露。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跌入谷底，西方国家不再感到国际上社会主义的压力，新自由主义更加肆无忌惮。
到了1979年，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第一个公开宣布要实践新自由主义的纲领，一年之后，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随后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科尔出任联邦德国总理，与此同时，施吕特领导的右翼联盟在丹麦掌握了政权，接着，除瑞典以外的所有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福利国家都转向右翼，新自由主义遂成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右翼政府的经济政策。
如今，在哈维眼里，仁慈的面具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理论才智的一部分，它花言巧语地鼓吹自由、解放、选择、权利，为的是掩饰严峻的现实———赤裸裸的阶级力量的重建或重构。(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那么，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呢？对于这个问题，以哈耶克为首的一帮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已经有了充分的讨论和设计。一般认为，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它通过建构一个保障市场自由的制度性框架，人民的幸福生活就能得到保障。而在这种制度框架内，政府干预行为应该降到最低的程度。
但是，哈维却发现，在实践过程中，大多数新自由主义国家都背离了这个理论体系，在与恢复或维持精英权力相冲突的时候，这些原则就会被抛弃或歪曲至不被承认的地步。事实上，新自由主义化过程从一开始就是一项旨在重新恢复阶级权力的计划。比如，1970年代后期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开始迅速上升，在二十世纪末达到了15%。而这样的变化同样发生在英国、墨西哥、韩国等其他新自由主义国家中。
另外，一些新自由主义国家(包括英国和美国)出于为资本主义创造“良好的商业或投资环境”的需要，在发生冲突时，它们往往会站在“良好投资环境”一边，或者反对劳动者的集体权利。此外，这类国家还会倾向于维护金融体系的信誉和金融机构的偿还能力，而不是维护大众幸福或环境质量。
比如，哈维就认为中国已确定无疑地迈向新自由主义化和阶级力量的重建。在他看来，中国政府显然准备动用垄断的手段强迫农民离乡、压制民众一些分配正义的愿望，以便达到它快速发展的经济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和大量优质的土地。
另一方面，哈维看到，在1997金融风暴之前，日本、韩国、西德等国未按照新自由主义正统教条发展经济，反倒取得了长足的经济进步，让人觉得新自由主义化并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惟一方案。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更开放的金融化过程、更快速的资本流动、“华尔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复合体的威逼利诱、新自由主义教条的传播(上述各个方面构成了“华盛顿共识”)，日本和欧洲被施加压力采取新自由主义改革道路。
由于“不均衡地理发展”的因素，以美国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优势国家越来越成为“巧取豪夺”的“新帝国主义”。这些优势国家利用强大的国家组织，比如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贸易组织，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强迫或诱惑一些弱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以达到谋求高盈利资本的目的。比如美国攻打伊拉克，向其兜售新自由主义，但其根本任务是为国内外资本的高盈利资本积累创造种种条件。又比如1992年，阿根廷为了偿还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债务，被迫实行新自由主义，最终造成了“经济掠夺、大规模不平等、经济滞胀，继而是严重而持久的大萧条和民众的大规模贫困”的惨状。
因而，“美国成功的真正秘密是它现在可以从其驻扎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金融和企业机构(同时包括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抽取高额收益。正是这些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贡金，铸就了美国1990年代的大量财富”。(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这些事例证明，新自由主义化的进程带来了非常大的“创造性毁灭”，不仅摧毁了先前的制度框架和力量(甚至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形式)，而且摧毁了劳动分工、社会关系、福利供给、技术混合、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再生产活动、土地归属和情感习性。
哈维觉得，新自由主义国家还是金融危机的根源。新自由主义化在这些国家引起的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只有通过金融危机才能遏制。然而，面对这种持续性和破坏性极强的危机，新自由主义理论却显得束手无策。他沮丧地发现，控制住这些金融危机的理论，已经相当程度上远离了新自由主义理论。比如，全球经济的两大动力———美国和中国，完全依靠财政赤字筹措资金，这表明新自由主义作为一项确保未来资本积累的可行理论指导，似乎有了终结的征兆。
或许有人会辩称，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固然有种种弊端，但那属于某些特定的人“在其位不谋其政”，只顾着为自己的私人利益着想而造成了目前很多难以收拾的局面；但这并不等于说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论辩本身有问题。
但是，正如哈维所说：“我无法依靠哲学论辩——— 指出新自由主义权利制度是不正义的——— 来说服人们。但是，反对这种权利制度相当容易：接受它，等于接受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而只能生活在一种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制度下，不计社会、生态、政治上的后果。”大概，这才是哈维在这本书中真正想要表达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