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所关注的核心，便是人类的理性行为。经济主体在给定偏好、约束下的最优化选择，是所有经济学分析的起点。在这个分析框架中，人类行为一如精密的机器，总是能根据环境和自身需要做出最有效的决策，不但可以给自己创造最大的效用，也能间接地为他人带来好的结果。由个人行为加总而成的市场行为，也因此能在整体上保证资源利用的效率和人们福祉的提高。“无形之手”之说，由此而产生，并成为了经济学的主流观点。
不过，现实却时时出现对“无形之手”的背离。经济波动、经济危机、大规模失业，凡此种种的“市场失灵”现象，都很难从斯密传统中获得令人满意的解释。也正因为此，在上个世纪中，经济学家们从不同方面，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补充和修正，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也提高了人们对“市场失灵”问题的认识。不过，这些研究在根本上并未脱离理性决策的基础，更多地，只是涉及了对约束条件的修改和放松。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这种针对约束条件的修正，仍不足以解释诸多的失灵现象。跳出理性分析的框架，将影响人类行为的一些非理性的因素引入到经济主体的决策，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这是一种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的行为经济学方法，也是《动物精神》一书两位作者所推崇的理念。
“动物精神”一词的使用要追溯到凯恩斯。在其所著的《货币、就业与利息通论》一书中，凯恩斯将宏观经济波动归因于投资者所具有的“动物精神”。在凯恩斯看来，“动物精神”是一种非理性的心理现象，容易受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具有不稳定的特征。以今天的眼光看，凯恩斯所强调的“动物精神”已然属于行为经济学分析的范畴。也正因为此，Akerlof曾认为：“凯恩斯的《通论》是……对宏观行为经济学最伟大的贡献”。不过，遗憾的是，凯恩斯对“动物精神”的分析并未展开，以至于其后继者们逐渐淡忘了这一重要概念，以及其在经济波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凯恩斯预想中的一场经济学革命，也最终被淹没在了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之中。
显然，《动物精神》的两位作者并不认同这一现状，而有意对凯恩斯的思想做一次重新的挖掘。在凯恩斯论述的基础上，Akerlof和Shiller对“动物精神”(即非理性心理和行为)进行了详细的展开，并将其分解为五种主要的心理或行为，即信心、公平、欺诈、货币幻觉和听信故事，等等。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人们的行为往往会偏离理性决策所期望的结果，从而造成经济的波动。在信心机制的反馈作用下，经济波动将被放大，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的出现。
通过简单的描述，两位作者已然在“动物精神”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演绎出了一个宏观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中，非理性的“动物精神”是导致市场失灵和宏观经济波动的核心因素，这正是凯恩斯在《通论》中加以强调但未展开的结论。以此框架为基础，Akerlof和Shiller对主要的宏观经济问题，包括失业、通货膨胀、储蓄、不平等以及资产价格泡沫等，进行了分析和解释，并提出了解决的方法。
总体上看，《动物精神》算得上一本重要的学术著作，为宏观行为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两位作者均是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大师级人物。Akerlof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之一，尽管获奖原因是由于其在信息不对称研究方面的贡献，但行为经济学才是其更为关心和专注的领域。在接受诺贝尔奖时，Akerlof的演讲题目便是“宏观行为经济学和宏观经济行为”，这篇演讲对宏观行为经济学进行了最初的探讨，也构成了《动物精神》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Shiller教授也是著名的行为经济学家，其早期的相关著作，如《非理性繁荣》早已为全世界所熟知。《动物精神》一书中的部分章节是Shiller教授在耶鲁大学开设的“行为与制度经济学”的课程讲义，我曾选修过这门课，获益良多。
尽管本书所涉及的根本问题具有很强的学术性，但作者并没有让它成为一本难读和枯燥的书。娓娓道来的故事以及环环相扣的逻辑，很容易让人理解。对于更熟悉主流经济学的读者来说，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观察当前的经济危机，或许能获得许多阅读和思考的乐趣。
最后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对“动物精神”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对理性分析框架的完全否定。正如两位作者在书中指出的，“动物精神”和行为经济学能更好地解释市场失灵和经济波动现象，但对于人类经济活动的主要方面，基于理性选择的分析依然具有其真理性。因此，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基于非理性因素的行为经济学，是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有益的补充，而并非相互替代。借用一句西方的谚语，“让上帝的归上帝，让恺撒的归恺撒”，二者并行不悖的发展，应是经济学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