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两个或多个人物并列作传，古已有之，司马迁《史记》开创列传体例，为历代正史所承续，成为中国史学的基本传统。普鲁塔克的《古希腊名人传》更是富有想象力的穿越比较。本书也是多人合传，但写法很是巧妙，别具特色，其基础是历史的真实与巧合，因此和以往经典史学传记仅有形似，其实有异。我倒是觉得，本书写法与西方奏鸣曲和交响乐的结构、体列异曲同工，高度一致。不同主题、动机，或平行发展，或交织对比，或冲突竞争，或变奏演进，或此消彼长，最后达到高潮或归于平静。
凯恩斯、拉斯基、哈耶克代表了三条截然不同的治国思想，他们的思想针锋相对，短兵相接，对思想阵地的拉锯争夺，绝非只是关联学界领袖的地位和名誉，而是关系到国家的走向与人民的命运。“我辈所学关天命”，对无聊文人而言，是无知的谵妄，对他们而言，却是历史使命和现实责任。近一个世纪，历史不断在证明，凯恩斯、拉斯基、哈耶克所代表的思潮流派，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的格局。
当然也影响到中国。世界找到了中国之后，中国就不可能外在于世界，长城与海禁只是企图阻挡思想洪流的竹篱笆。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中国影响最早也最大的，莫过于拉斯基。当时英伦是思想与知识的中心，吸引着全世界的青年学子。拉斯基博学强识、雄辩滔滔，征服了年轻人的头脑。统计一下当年在英国，特别是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以及他们回国后的影响与地位，即可了然。拉斯基的著作是出一本中国就翻译一本。早在1931年，中国就有研究其政治思想的专著出版。拉斯基尚不到40岁。当年中国知识界有此共识，即，理想的社会是：英国的宪政民主加苏联的计划经济。可见拉斯基对当年中国思想界的影响。而受其影响的资源委员会，颇类战后英国工党当政下的国有资产管理局。
1936年，凯恩斯推出葵花宝典一般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成为拯救西方资本主义的英雄，在当时的中国，只是经济学圈子的谈资，并无实际影响。但是1980年代开始，又有变化。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应该还记得，鼓励消费代替了传统的节俭美德，这就是凯恩斯的阴魂。GDP也是他的遗泽。他以通货为基本手段，加大政府开支，大造公共工程，以此作为强心针维持繁荣，不顾之后的恶果。凯恩斯有名言：长久看我们都是要死的。他是在提醒，这是一种没有明天的、自宫似的救赎。
1944年，哈耶克针对整个西方社会的风向写就《通往奴役之路》，震动英美与欧陆，多少知识分子走出思想的迷雾。但中国知识界毫无感应。1949年后，中国大陆更是与哈耶克绝缘。饱尝凯恩斯和拉斯基的恶果后，撒切尔和里根又把哈耶克请回舞台中央，此时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已经被边缘了四十年。中国大陆几乎同时也开启了市场经济的序幕，但这是自生自发的经验和基本良知的复苏，与哈耶克无关。即便是1990年代中后期，哈耶克著作大量译介，也是仅得其表，不得其神。当然台湾则是另一番景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既有胡适、殷海光、夏道平、周德伟诸公在理论上绍介推广，又有蒋硕杰、刘大中在经济政策上的鼎力实践，终结硕果。
凯恩斯、哈耶克、拉斯基的思想如此对立，要在别的国度，不是冰镐加身，就是龙战于野。可是他们居然和平共处、相安无事，而容纳他们的国家居然先后从他们对立的，看起来如此不兼容的治国思想中获益，而且获益匪浅，真是奇迹。
汪宇
2013年6月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