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
纽约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及发展研究院院长。他于1985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在1985年到2001年期间在世界银行工作，研究领域包括非洲的经济发展和增长、发展中国家的微观经济学以及政治经济学。除了《威权政治》，国内还曾出版过他的《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
《威权政治》
作者：威廉·伊斯特利
版本：中信出版集团 2016年9月
穷人是否需要权利？权利是否该平等？答案不言而喻。历史走到当下，欧洲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亚非拉走出了强权的殖民主义，从国内法律到国际关系都不太可能在原则上否认平等的权利，更不可能直接拒绝承认“平等”的正当性。但真实的情形却远非这样清晰，如果说现实一直在挑战平等、制造不平等，而更让人不可思议的却是，长期以来人们所感知和理解的权利是模糊不清的。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的一个故事提醒了这些讽刺的存在。
“别回来了，这片土地不再属于你们！”2010年2月28日，美国俄亥俄州西北部伍德县被机枪扫射，被纵火，逾两万村民被驱逐出家园，原因是一家英国公司看中了这块土地，当地军队也出面襄助。赞助且促成了此次驱赶行动的，还有与贫穷做斗争的世界银行。然而，伊斯特利突然补充说，事件的真实发生地实际上是乌干达的穆本德地区，美国只是它的假想。富国美国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如果发生，便当举世震惊；但穷国乌干达，情形就大不同了，又有谁还在乎？
伊斯特利在他的《威权政治》中讲完这个故事时，将乌干达的结局归因到“技术官僚”，是他们以经济发展和扶贫的名义在侵犯穷人的基本权利。技术官僚一直坚守着一个错觉，“贫困纯粹是个技术问题”，不经意间，将权力和合法性授予了愿意实施技术解决方案的威权政治。于是，以前国王需要借用“君权神授”才能得到的权力，现在被威权者们借着发展经济之名掌握在手，将眼球吸引到技术解决方案上，掩盖对穷人权利的侵犯行为，而这种障眼法被伊斯特利追溯到了六十年前一场迟到的经济学争议。贫困不是技术问题，以现代理性规范和限制国家的权力，赋予穷人平等的政治与经济权利才更为根本。
共识的力量
保护个人权利是国家的目的
乌干达的故事，是否在美国真的不可能出现？如果回顾历史，很难给出确定答案，在史学上一直饱受争议的“西进运动”就侵犯了弱势和边缘人群的基本权利。他们同样是穷人。伊斯特利断定美国不可能出现的信心是怎样来的？他没有做出说明，而是提到了托马斯·杰斐逊1776年在《独立宣言》中所写下的政治理想声明，“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样的声明，目的是为了阻止像乌干达那样的暴行。
但政治理想声明本身，不具备这样的力量。即便面世了，国家机构的相互制衡关系也确认了，黑人权利和边缘族群的平等权利还是遭受侵犯。道理或是政治理想变成一种被认同的共识，才能获得保护个人权利的力量，在美国，最早是盎格鲁-撒克逊，随即才是少数族群和黑人。这些不同背景的人，经历了独立战争、内战、西进和黑人平权运动，继而变成共同的美国公民，相信所有个人的基本平等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如果乌干达的暴行在当下美国出现，它势必引起强烈的抗议，受害者将得到补偿，犯事者将受到严惩，变得举世震惊。
类似的声明，在近代史上还有威廉·皮特1763年在《论英国人个居家安全的权利》演讲中说的“即使最穷的人，他小屋里也能够对抗国王权威。”法国国民议会在1789年8月26日通过的《人权宣言》所提出的“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
这些声明非一蹴而就，在欧洲中世纪，普通人依旧被认定是“天生就该是顺从的”。但同样的政治理想却从未真正抵达乌干达。在伊斯特利看来，导致这一局面的，却正是致力于做扶贫的技术官僚。
伊斯特利所说的“技术官僚”，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者，是政策专家、援助机构及慈善基金的员工、亿万富翁和智囊团成员等。技术官僚一直坚守着一个错觉：贫困纯粹是个技术问题。只要利用欧洲或美国成功的经济技术和规划，他们的贫困问题就可被解决，而掌握这些技术和规划的，不是普通的人民，是经过了技术训练的政策专家。在从前，国王或统治者要获得权力，需要的是“君权神授”这样的理由，但在政策专家的帮衬之下，将权力和合法性授予了愿意实施技术解决方案的国家，“经济发展”和“解决贫困”就成了掌控权力的光鲜外衣。
政策专家在内的技术官僚不相信普通人，他们的教育程度低，目光短浅，不具备可以发展经济的知识和能力。穷人更是如此。相反，可以提供脱贫方案的只是政策专家自身。他们在伊斯特利眼里缺乏基本的谦虚，不顾当地的历史和文化状况，所迷信的技术方案只能将穷人带向更艰难的处境，助长威权政治。乌干达的暴力事件结束一年半后，2011年9月21日，《纽约时报》做了报道，世界银行在报道刊出的第二天承诺展开调查，然而受害的农民企盼的调查结果至今都未到来。
贫困的出路
平等的政治与经济权利或才是根本
如果说，是“技术官僚”助长了穷人权利的侵犯，他们怎样进入到了这些地区？殖民时期，殖民地人民在殖民者面前被视作次等、愚昧和落后，宗主国用种族的优劣说辞统治他们。但头号宗主国英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突然被迫改变策略。二战来袭，英国宣布向德国开战，为了保障殖民地士兵和物资等军事资源的供给，使用经济发展和扶贫的名义，而不是种族优劣使得殖民地人民顺从。技术官僚因而到重视，登上了影响穷国穷人的舞台。
讽刺的是，战时被淡化的种族问题，仍在战后被激化。独立运动轰轰烈烈地涌现，独立后的殖民地领袖，反而为了巩固统治权力，继续欢迎技术官僚的政策建议和方案。
伊斯特利没有直接点破，殖民地领袖何以继续需要技术官僚支持的原因。事实上，在非洲，大英帝国留下的“脱贫”方案遗产已影响到人民的观念，脱贫是他们内心最紧迫最核心的目的，但令他们想不到的是，代价是个人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而脱贫成为了政府所有合法或非法行为的合法性来源。
脱贫和经济发展不是目的，伊斯特利相信目的是普通人平等的政治与经济权利，在他看来，技术官僚的方法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致贫因素，即国家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而贫苦百姓毫无权利可言。他试图追根溯源，技术官僚之所以能大行其道，离不开六十年前一场未拉开的经济学论战，双方是两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纲纳·缪达尔。
哈耶克的构想是，个人权利是目的也是手段，人民得以“自由掌控自己的人生”才是西方国家繁荣的根本原因。不过缪达尔提出，经济发展需要靠政府来达成，而不能指望“受教育程度低、态度冷漠的公民”。只有通过领导人的努力执行，如有必要，还需对个人进行高压统治，才能实现国家的发展目标。遗憾的是，这场论战并未拉开得到大讨论，按伊斯特利的说法，缪达尔的计划思维在各国都得到了追捧。
伊斯特利将他们的观点差异，映照在三个维度上。辩题一是“白板论与以史为鉴”。缪达尔支持以纯理性为基础，设计出全新的制度，但在哈耶克看来，是“不加甄别地把自然科学和工程师的思维习惯转变为社会问题。”辩题二是“国家福祉和个人幸福”。缪达尔支持发展的目标就是要发展民族国家，哈耶克则相信人的权利和幸福才是目的。辩题三是“有意识的设计与自发性的解决”，缪达尔认为国家应该承担经济发展的责任，但哈耶克更相信个人在自由市场中解决问题的能力。伊斯特利是哈耶克（及其导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追随者，个人的政治与经济自由权利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同时是手段。人的行为是自主的，而它的复杂性决定了，不可能存在一种方案或一个机构能准确地收集这些信息，更不可能像机械零件一样被处理。
伊斯特利文笔精彩，却也带了一些强烈的个人情绪，他不担心抛弃技术官僚后可能出现的脱贫事务冷漠，但没有回答全球化语境下欧美国家是否对世界不平等承担道德义务；权利的范畴也搁置不谈，不能回应将生存和福利权利视作比自由和民主更重要的民族传统——根据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的判断，这样的传统早在殖民时期到来前就在东方国家存在了，而它们与自由和民主的关系却是这些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所离不开的议题。不过，这些都不影响他所提出的重要问题，在经济发展变成最大正义的时刻，个人的基本权利究竟是否该以及怎样得到保障。
【延伸阅读】
《白人的负担》
作者:威廉·伊斯特利
译者:崔新钰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08年11月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经济学开始兴起以来，西方国家在大推进等理论的引导下，为欠发达国家提供大量的援助，以期推动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然而实行半个世纪以来，虽然为此投入了2万多亿美元，但这些国家依旧在贫困的陷阱中难以自拔，即便出现了增长也大多是昙花一现，未能持续。大约三年前，曾经为东欧和前苏联设计“休克疗法”的著名经济学家、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的顾问萨克斯又提出了一个旨在帮助穷国脱贫的一揽子计划，要求西方国家提供更多的援助。针对这一提议，本书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批评意见。
(编辑：郭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