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解玺璋写了一部书叫《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谈到在康梁时期，大量地组织学会和办报，形成了现代早期公羊学，主要是以儒家为背景，以公羊学作用主要内容。在公共媒体谈公共政治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早期现代的公共领域和欧洲的早期公共领域形成了这样的机制。
回顾这样的历史，不难发现早期公民社会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知识精英发挥着非常显著的作用。公共领域的发言权掌握在相对的人群之上，存在着财产、身份和知识的门槛。这样的门槛相当高，普通民众由于没有知识、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没有财产、没有渠道接触公共媒体，所以也没有实际的发言权。二是公共领域的载体，比如实体咖啡馆，贵妇的沙龙，由王侯的宫廷变成纸质媒体。如果说咖啡馆是公共空间、贵妇沙龙有一种身份和经济的门槛的话，那么纸质媒体设定的门槛，是书写的标准和书写的要求。最后客观上是维持了书写者阶层在知识上和发言上的垄断地位。20世纪末，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能很明显地感觉到互联网给公民带来的巨大变化，形成了一些过去的公民所没有的特点。这些特点我归纳成三个：
第一个特点是互联网所形成的公共领域，比传统的公共领域有更大的包容性。实际上与现代大众社会、高度平面化社会的兴起是完美的匹配、密切相关。这种包容性使很多过去无法进入公共领域的，比如女性，在传统公共领域女性是很危险的，很可能会破坏家庭，现在完全没有这种问题，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包容性。
第二个特点是互联网公共领域正在逐步地突破书写文化和书写标准，互联网开始容纳多种表达形式，不仅仅是文字。这时候，互联网正在将人们从一种书写时代带回到口语时代，最后使文字的表达具有口语化的特质。过去我们写的文章，遣词造句、主谓宾、顺序、风格都要考虑，现在则都没有主语都没关系，直接写一个小段子，直接发出去。这和早期口语式的表达是极其相近的。这是互联网公共领域的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是互联公共领域正在逐步打破各种各样的区隔，改变社会各种力量的配比。比如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过去讲私人领域是家庭里的私生活，是夫妻、子女等关系，客厅可能是传统意义上公共生活的空间，现在不是，房子太贵，空间较小，干脆取消客厅，会客区域成为外围；现在外围也不必要了，直接上网。过去属于绝对不会敞出去说的私人生活话题变成了公共话题，比如“我老婆又欺负我了”等全都可以拿到公共场合去谈。还出现了很多类似“我的日报“的私写作。过去在公共领域所写的是公共议题，现在大家都愿意书写私人议题。这时候“私”与“公”的界限被打破了。第二是社会权力经历了此消彼涨的过程，过去一个人绝对不可能和一个公司对抗，一个人绝对不可能和一个国家对抗，因为人数、力量、武器的对比使个人与社会组织对比过于悬殊，可互联网时代却出现了师曾志老师所谈的赋权（编者注：师曾志老师在此次活动中有提到“新媒介赋权”的概念），因为经济和效益，出现了一人搞垮一个公司，以一人敌一国的现象，比如斯诺登事件，还有更多的现象。社会权力的配比发生了改变。第三是表达和行动的界限被改变。美国宪法里谈到你的表达是自由的，但转化成行动的话可能会出问题，要给你设定限制。马克思说在法律面前，语言上是不存在的，转化成行动时法律才能将我识别。可在互联网上，你的每一项表达都会激起与之相应的社会行动，表达就是行动。这时候表达和行动的界限又完全模糊掉了，这都是互联网公民出现的一些很显著的特点。
可以说，互联网的兴起带来了一系列超乎人们想象的巨大变化，我认为其中蕴藏着希望和解放的潜力，所以也不能简单地用智慧或者反智区划，笼而统之地把它类型化，加以支持和反对。
但是互联网也的确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同样没有办法穷尽，我谈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互联网加剧了民意的流动性，本来民意是具有流动的特点，可在没有互联网的社会，凭着大众媒体的过滤、筛选、固化以及周围系统闸门一层一层的过滤，可以制造出某种稳定的、持续性的共识。但随着互联网的产生，每个人可以随时介入到公共空间，随时发表意见，下一刻我的意见立刻就改变了，这使在互联网上所呈现出来的民意具有高度的流动性，此刻关注在这个节点上，可能半小时后就转移了；此刻关注着吴英案，下一刻吴英是谁都不知道了。在流动的、民意的情况下，如何寻找共识就形成了很严峻的问题。
第二是在互联网上的表达由于出现了口语化的趋向，所以每项表达都是碎片化的、片断式的。我认为微博的兴起几乎要取代了博客，恰恰是采用了互联网表达的特征：200字的限制，能说清楚就说清楚，说不清楚就拉倒。写500字我肯定不看（因为太长），这是因为大家习惯片断化的表达。在片断化的表达中，很难容纳复杂的、抽象的或者去解决多维度的问题。
第三是开始出现群体极化的现象。在互联网上出现了微信，微信的热度开始超过微博，为什么？因为微博指向的是不确定的公众，你写一条微博后难免有人反对你，评论中反对你的有一串。微信没这个问题，全都是我的“小伙伴“，如果你的观点跟我不一样，对不起，我拉你到黑名单。你听到的永远是你想听到的，你永远无法听到你不想听到的，最后会出现一种再固化的现象：反正志同道合的扎成一小堆，都是一个部落里，脸上画着同样的符号。然后，互联网看起来是没有边疆的，可是是有界的，越是无疆越是有界，它的界会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分化，最后会出现一种再也无法形成统一共识的现象，会出现无数个部落。
第四是互联网公共领域出现了表现化的特征。据我的同道讲，与19世纪个人主义的特点不一样。19世纪个人主义是建立在高度自律基础上的、杰克逊式的个人主义。20世纪的个人主义是一种表现型的个人主义，一定要把自己展现出来，想唱就唱，唱得漂亮。那这时候，一种新的人格模式在互联网上得到了极大的张扬，我的表达、我的展现一定要体现我的独特性，越极端越好，越特殊越好，甚至为了极端、为了特殊，不特殊毋宁死。如果不体现我的存在，我在互联网会迅速被淹没，那么这时候互联网表达具有一种高度表现化的特征。
第五是从法律角度来讲，互联网的出现是法律的经典问题，即自由和规制之间的连接点越来越难以找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互联网上，几乎难以形成哈耶克所讲的“自发秩序”，往往是伴随着混乱、无序以及各种各样的乱码，这时候互联网也存在着规制的需要，同时按照传统的规制来说，能不能借助外在的力量重新建构互联网？是不是把国家或者市场的力量重新引入？这时候互联网信息乌托邦和实在的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的载制迎面相撞。这样一种迎面相撞在中国所激起的各种各样的冲突和讨论就变得非常激烈。这是我认为现在还没有在自由和规制之间性找到一个良好的平衡点。这是我认为互联网存在的问题。
最后互联网是否意味着反智时代的到来？盛峰（编者注：指当天活动参与发言的余盛峰老师，《文化纵横》杂志执行主编。）的观点是认为互联网带来了希望，我认为互联网是严肃的公共讨论。这样的讨论，“反智”的词就出现了。那么如何定义“反智”？我认为它有三种较为常用的意义：一是对一切知识和人类智慧成果的拒斥。二是对掌握知识的阶层或者知识分子的拒斥。三是对包含复杂的、高深的、需要高度的论辩加以澄清的认识过程的拒斥。
从“反智”的第一层意义上讲，互联网恰恰是人类高度智慧的成果，它建立在现代科技的基础上，使得人类既往的知识遗产的整理和索引比书写时代的任何一种知识汇集都要深入和广泛。所以互联网恰恰是智慧的体现，而不是一种反智。我们知道过去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汉学家洪业，他是干什么的？为中国古典文献做索引工作。互联网后，《四库全书》全部输入至电脑转化为电子版，一下子取消了洪业先生一辈子所做的工作，使得知识分子一辈子的努力失去了意义和价值。但我们能说互联网是反智的吗？不能这样讲。这是人类智慧的一种进步，而不是人类知识的一种倒退。
在第二种意义上，即知识分子的意义上，我认为互联网与大众社会相匹配，这样的立论进入公共领域的门槛，使更多人能够发言，改变了过去知识分子垄断公共领域的局面，可能会导致少数知识分子的不适感，会觉得过去我说话大家都仰视我，应该听我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反对声甚至讽刺声出现，使知识分子有不适感。互联网改变了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让他意识到他很难承担传统意义上教化他人的角色，他实际上是诸多进入公共领域的人们中的一个，只是其中一个人员，他所提供的也只不过是诸多意见之中的一个意见，只不过是补充他人看不到的、经验不到的观点。知识分子是所有进入公共领域人们中的一员而已。
在第三种意义上，即复杂、高深的论辩是否可能的意义上，我认为互联网的确存在着反智色彩，尤其我前面提到互联网存在的问题，这时候会使阿伦特所提出的“如何思考”，或者哈贝马斯所提出的“理性的公共争论”，或者是德国精英所提出的“论辩”，这样的形式在互联网不太容易实现，因为互联网的交流是流动化、表现化的，极端的观点不断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古典意义上的公共论辩好像很难建立起来。这样的话，复杂高深的思考和论辩如何成为可能？但我还是认为互联网的公共领域又产生了巨大的解放潜力，因为它具有传统所不具有的多维性（多重的维度），既有像凯迪社区，也有像网易平台等各种各样的形式，如果你像阿伦特、像德国精英那样，那么你可以通过互联网组成自己的理想国；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也可以组成自己的信息乌托邦。实际上，它的多维性为高深的讨论和平易的讨论都提供的相应的空间。所以互联网的反智色彩不仅只是局部的在某种程度上、某种意义上存在。同样，反向的观察和反向的判断同样存在也同样容纳。
最后我想谈一点，无论你认为现代的互联网是充满希望的、充满解放潜力的空间，还是认为不是，背后支撑你的其实是一种特定的哲学观念。我认为在现代社会最好的哲学观念是拥抱希望的观念，师曾志老师谈到“意义”时，我特别喜欢卢曼的论述——“意义就存在于现实性与可能性之间，就因为无限的可能性存在，意义才可能不断地被生产出来。”
（编辑：谢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