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贫困问题，就会发现贫困不是单纯由于低收入造成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本能力缺失造成的。
让·雅克·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序言中写道：“我觉得，人类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这些关于“人的知识”的匮乏，导致了不平等的起源。由于在社会革命与不平等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奉行德尔斐神谕“认识你自己”，探究人的知识，探究不平等的本原，将有助于“化不平之戾气、呈和平之祥瑞”，意义不言而喻。
以经济学家身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尤努斯在其自传《穷人的银行家》里，用格莱氓银行的例子表明了消除不平等对于和平的重要意义，这一经济学思想的应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尽管关于不平等的相关论述，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已经出现，例如斯密不仅论述了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也对个人之间是否处于社会合宜的地位并“拥有体面的生活”进行了阐释，但在经济学上真正系统性地研究这一问题的，还是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
森于1933年出生于印度孟加拉邦桑蒂尼克坦。1943年，印度孟加拉邦发生了大饥荒，造成数百万人死亡，这件事情触动了尤努斯，使之在后来想出了为穷人提供小额贷款的模式；也促成了森转向经济学研究。森最早接触的经济学著作包括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和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以及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这些纯正的经济学思想和分析对森有很强的吸引力。
森是从对饥荒和贫穷的研究转到不平等的问题上来的，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转向。饥荒和贫穷是森亲眼目睹的现象，他把这些现象背后的难解问题带到了剑桥大学进行博士课程的学习。在三一学院，在斯拉法、罗宾逊夫人等的指导下，森讨论了经济发展中的技术选择问题，主要围绕一个问题展开：即资本匮乏的国家在何种条件下可以采用资本密集型的技术。这是对贫穷问题的直接反应，也就是关注技术在消除贫困中的作用，1960年该博士论文以《技术选择》为题出版。这也容易理解，实际上森在后来的《贫困与饥荒》一书中分析了要消除贫困的第一个条件，那就是要“免于饥饿”。通过对1943年和1974年孟加拉邦的饥荒的研究，森指出要免于饥饿必须有三重保障：..政治上明确可执行的产权保护体系；2.经济上，微观层面有充分竞争的市场秩序，宏观上能维持稳定的经济环境；3.社会传统体系的保护与缓冲作用。比如家庭内部的分工、传统观念中对交换权利和互惠权利的规定，都会改善最弱群体在面对饥饿时的境遇。
但森发现即便人们可以免于饥饿，也就是说在消除绝对贫困的条件下，相对贫困依然存在。例如当一个社会中的人都脱贫之后，可能会发现贫富差距却急剧拉大了，相对贫困就意味着存在某种不平等。在各种不平等中，森将经济上的不平等置于首要的讨论位置。这并不是说森不重视政治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而可能是因为其曾经对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有所涉猎的缘故，故而将经济置于基础地位。
但不平等的研究在经济学上也相当匮乏，即便是福利经济学也仅仅关注完全竞争与帕累托最优的关系。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指若想增进社会中某一些人的福利，就不得不减少另外一些人的福利，换言之，在帕累托最优状态下，在不损害一个人的原有利益下社会福利无法改进。而对于收入分配问题，福利经济学却避而不谈。难怪森在《论经济不平等》中感叹：“就衡量经济不平等问题而言，福利经济学的康庄大道，通向的却是荒山野岭。”因为一人富裕而其余百人贫穷的状态也可以是“帕累托最优”的，但这明显在收入分配上是不公平的。森接着讨论了理想的收入分配应该是基于“需要”(need)还是“应得”(desert)，或者说是要“按需分配”还是“按劳分配”。按需分配可能会出现两种结果，一是人们不合作，大家吃大锅饭搭便车，结果陷入了谁都不干的“囚徒困境”；另一种情况是人们相互合作最终共同富裕。
有两个方面的理由值得重新审视不平等的问题，第一，悬殊的收入不平等会导致效率的缺失。第二，收入不平等会造成公平的缺失。经济学家如马歇尔、庇古等关心的主要是前者，哲学家如罗尔斯关心的则主要是后者。森指出要全面分析经济不平等问题，应将这两个方面都考虑进去，并且证明了比较平等的收入分配对于社会福利而言是更可取的。森先讨论经济方面的平等自有他的道理，通常争论平等话题都集中在“为什么平等”上，并在某一基础上为“平等”这样一个模糊的概念进行辩护。
而森在《不平等的再考察》中指出上述考虑欠周全，因为平等不仅要考虑为什么平等，还要考虑哪方面的平等。收入平等主义要求物质收入或财富的平等，福利主义要求福利水平的平等，功利主义要求平等地衡量个人效用，法学家们要求法律程序上的平等。罗尔斯的《正义论》则要求“基本善”持有上的平等，甚至连罗尔斯的对手诺齐克提出的“个人权利至上”也隐含了自由权利上的平等。在坚持平等方向时，必须要考虑是在哪一个方面，这种脚踏实地的“平等”观正是基于人跟人之间有差异的事实。虽然罗尔斯把“基本善”界定为“每个有理性的人都需要的东西”，包括“权利，自由，机会，收入，财富和自尊的社会基础”，更关切人的自由，但依旧忽略了人际差异。
所以森认为必须提出一个与人际差异相适应的理论来解释平等问题。在《不平等的再考察》中，森提出了用功能和能力来看待个人利益和衡量平等。一个人的生活由一系列功能构成，功能就是一个人能够做什么和能够怎样生活，包括营养良好、身体健康、避免疾病等最基本的功能，还包括像自尊、受人尊重、可以参加正常的社交活动等复杂功能。而所谓能力就是使功能得到发挥的力量，凭借这种能力个人能实现有价值的功能。简而言之，能力体现了个人过某种生活或实现合理目标的自由，个人有实质自由去选择他认为有价值的生活。正如森在其所编《生活水准》的序言中说的：我们应该知道的不仅是人们有多少钱，还应该包括，他们怎样生活、他们的寿命、受到的教育、得到的医疗服务、拥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等。
由此，再来反观贫困问题，就会发现贫困不是单纯由于低收入造成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本能力缺失造成的。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森进一步指出：作为自由体现的能力，还表明政治自由和社会机会都是平等的内涵，民主制度是防御饥荒的重要手段。是以要消除贫困，促进平等，就必须从拓展能力的角度来推进自由。在“平等”这一伦理学议题上，森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谨的实证研究恢复了亚里士多德、色诺芬时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互相交融的伟大传统”，而广泛关注并介入贫困、不平等、能力剥夺等议题的研究，也使他无愧于“经济学的良心”这一称号。
(阿玛蒂亚·森：《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的再考察》，王利文，于占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2月;《贫困与饥荒》，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生活水准》，徐大建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