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我国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依然严峻。从周期理论的角度讲，世界经济已经走出谷底，进入复苏期，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基础依然脆弱，周边和热点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加剧了世界经济复苏的难度。在国内，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经过长期积累，深层次问题日益显现，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三期叠加”的关键阶段，即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中国现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经济的成功换挡和转型不仅对自身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意义重大，而且可以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因此，积极探讨“三期叠加”阶段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战略性调整、经济发展转型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路径等重大问题，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换挡和转型提供智力支持，是当前学术界的重要任务之一。
在此背景下，由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研究》杂志社、《经济学动态》杂志社、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美国《侨报》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八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暨第四次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发布会”于2014年6月28—29日在北京召开。200多位来自国内外各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40多家媒体参加了本届论坛。与会专家围绕“经济增速换挡与经济发展转型”这一主题，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三期叠加”的现状，就如何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放得更开，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用得更好，合力推进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入调整和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新的内生增长动力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 经济增速进入换挡期，必须防范下行风险
尽管对于本轮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仍存争议，但与会专家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正处在换挡期达成共识。胡乃武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换挡期，即从1978—2011年的年平均增长率10%的高速增长期换挡到2012年之后较长一段时期内的7%—8%的中高速增长。这种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同时也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换挡，是符合我国工业化中期阶段三次产业运行规律的。要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力争在较长时期内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做到速度和质量的统一。
沈坤荣认为，考虑到今年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中国经济增长有可能连续三年低于8%，并且增长减缓的压力还在不断增大。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传统的增长动力逐渐丧失，而新增长点的有效形成还需要时间，培育新增长点替代原有增长动力比较困难。从国民生产总值构成来看，消费持续低迷，投资，特别是民营企业投资增速回落严重，传统制造业出口困难，新兴制造业和国际化的进程没有真正跟进，经济下行压力正在加大。从近两个月的宏观数据看，定向的微刺激有一定作用，经济下行压力有所缓解，但是，当前复苏的基础仍然脆弱。
裴长洪认为，与经济增长形势一样，我国的外贸也进入了增长换挡期，由于在就业、产品升级换代，特别是产业梯度转移、产能转移方面，一般都是出口部门先行，因此对外贸增速下降必须予以重视。增长速度应当是一个合理区间，未来中国外贸增速的合理区间是多少，应当主要考虑世界经济增长情况、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世界贸易增长情况等因素。原来世界贸易增长速度高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近两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今年还可能是这样。因此，每年中国外贸增长的合理区间基本上应当是进出口高于世界贸易3—4个百分点，出口大概高于世界出口4—5个百分点。
龚刚认为经济出现下行波动是正常的，因为经济本身同时存在两种机制，即稳定机制和不稳定机制。这两种机制相互作用使经济波动，并可能造成经济危机。若危机并非来自需求冲击，则通常来自金融体系的崩溃或金融危机。中国由于资本市场尚未开放，若出现经济危机，也一定是国内债务引发的。他利用一个数学模型分析了国内债务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关系，认为债务应当有一个合理规模，否则可能出现金融危机，为避免金融体系崩溃，政府就必须买单，实行惩罚性救济。
汪红驹认为，经济增速换挡已经进入“新常态”，其特点表现为经济增长告别过去两位数高增长模式，进入次高增长阶段。据此，他作了三种前景设想。一是定力不够，重新出台强力的刺激政策，势必使债务杠杆率更加恶化，对局部区域的房地产泡沫火上浇油，未来经济出现断崖式坠落的可能性加大；二是政策预判失误，微刺激的政策着力点不够保持经济的底线，或者受地缘政治冲突影响，能源供应中断，经济增长的底线守不住；三是保持定力，通过适当的微刺激，坚守保增长的底线，促进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释放创新和改革红利，到2020年顺利实现改革目标和十八大双倍增计划。
胡乃武认为，我国经济虽然进入增速下降期，但不会有很大风险。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持乐观态度。原因如下：一是21世纪前20年，我国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二是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必然会有强劲的投资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三是我国正处于成长化的加速阶段，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所带动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较快增长，成为实现中高速增长的驱动力；四是我国区域发展差距明显，这种差距本身表明我国今后有着较大的发展潜力；五是我国市场化空间很大，通过改革能释放出巨大的消费潜力，形成经济增长强大动力。
袁富华代表社科院经济所课题组发言，他认为，2010年以来的经济减速，更多具有结构性特征，意味着投资驱动和财富推动阶段的结束，现有资本驱动模式难以为继，而劳动生产率的减速以及TFP对潜在增长的贡献比较微弱，意味着效率改善的必要和困难。2014—2019年增长区间大概是64%—78%之间，这是比较乐观的估计。他提到课题组的一个推论，即中国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过程中，期望中西部地区高增长抵消东部的减速是不可能的。因为财富推动阶段，意味着房地产价格的膨胀，这对准备承接产业转移的中西部无疑是重要障碍；劳动力拐点的出现及区域间劳动力的充分流动，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不利于后发工业化地区的引资。国际上比较常用的雁阵传递，在分析国内问题时似乎不能成立。
常欣认为，从需求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近几年，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递减，考虑到近几年公共消费受到抑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会进一步受到抑制。李建伟从就业和劳动力供给的角度分析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下行的原因。认为伴随我国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增长速度下降是一种必然趋势。按照测算，如果把退休年龄从2019年开始延迟5年，维持7%的经济增长，完全可以解决劳动力缺口的问题。因此，单纯从劳动力供给角度来说，未来十年不可能像过去维持10%左右的增长。蔡志洲认为，从统计的角度看，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是总量上经济增长率在回落，但是经济结构正在发生转折性的变化，第三产业代替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最终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在提高。王少国代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节能环保产业发展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研究团队发言，分析了节能环保产业发展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他认为，在中国经济增长新阶段，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是非常必要的，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二、 改变宏观调控方式，稳定经济增长
专家们认为，存在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情况下，应当改变传统的宏观调控方式，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刘树成认为，必须改变传统的宏观调控思维方式，由“守住下线”转变为“把握区间中线”。自2010年起，我国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下限曾经历过三个冲击波，政府相应地进行了三次“下限保卫战”。每次措施无非是推出一批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继续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加快保障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等。近三年来，每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下滑，年中采取刺激措施，下半年经济增速小幅反弹，形成了一个循环圈。为摆脱这个循环圈，避免年年打“下限保卫战”，就要改变宏观调控的思维方式，由守住下限变为把握中线，由应急式的项目应对变为构建中长期发展的新棋局，采取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力的总体应对措施。
杨瑞龙认为，2008年的刺激计划给中国经济结构带来比较严重的后果。首先是杠杆率居高不下，国有企业杠杆率比五年前高出3倍。高杠杆率条件下若继续实施刺激计划，债务危机就可能会出现。其次，经济刺激计划导致资源配置效率持续恶化，近几年经济增长模式从“出口-投资驱动模式”转向“信贷-投资驱动模式”。“看得见的手”在弥补“看不见的手”失灵的过程中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双失灵困境”。“信贷-投资驱动模式”的形成不仅没有改善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反而使中国经济深层次的结构问题进一步恶化。宏观流动性宽裕，但微观资金依然紧张，中小企业贷款难和融资难等问题依然突出，金融“剥削”实体经济的现象在不断强化，以政府为主导的过剩产能消化并未见效，相反，大部分该淘汰的产能却有所增加。当前中国经济与社会具有明显的“高增长依赖症”，主要表现为必须依靠高速经济增长来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提高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袁富华指出，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转型应避开凯恩斯主义静态意义上的非此即彼，而应转向以动态效率角度理解投资效率。在缩减投资的情况下保持经济增长，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必须有个效率市场环节，通过这个环节形成生产率、收入、消费的良性循环，在这种机制上，消费不是传统工业化时期的数量型消费，而是质上的变化，是动态意义上的消费。
裴长洪认为，要实现外贸增长目标，就要培育新的国际竞争力。首先进口贸易要给予充分重视，这不仅要考虑贸易平衡，而且要考虑供给面的改善，使生产要素供给和潜在增长率得到改善。服务贸易的进口出口，全球范围增长都比较快。我国服务贸易逆差比较大，主要来自旅游，特许专利、版权等特许使用费及运输等。货物贸易的顺差和经常项目的顺差，作为发展中国家，恐怕还要维持，服务贸易可能在相当长时期是逆差，主要功能要定位于改善中国经济的供给面。从长期看，就是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三、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挥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与转变政府职能
专家们认为，在经济增速换挡期，要在短期内稳定经济增长和保持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从根本上说，必须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发挥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界定市场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作为十八大文件的起草人之一，张卓元解读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他指出，《决定》第一次在党的文献中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论断，代替了已经沿用了21年的市场只能起基础性作用的提法。他同时强调，《决定》明确指出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涉及其他领域。过去一度出现过文化社会领域也搞市场化的趋向，使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不能到位。张卓元认为，经济领域也存在市场失灵，但这只占较小的比重。而在经济领域的主体部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未真正发挥，政府配置资源过多，垄断和其他行政干预妨碍了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健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没有形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职能转换问题需要关注，主要是解决政府直接对资源配置过多、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和审批过多等问题，填补和做好原来缺位和不到位的职责，以便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地方政府改革怎样起步，改革重点还不清楚，并且涉及到地方官员利益的调整，这是在推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一个最大的难题。
张卓元认为，《决定》的亮点之一是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当前要着重避免的是国有股一股独大，民间资本参股后没有发言权的现象；也要避免有的央企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只拿出一部分不赚钱或者成为包袱的业务吸收社会资本参与。同时，还要防止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出现国有资产流失。要客观合理地评估国有资产，依法、公开透明操作，严格防止过去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很多乱象。另外，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如何从管国有企业为主向主要管资本转变，对国资委来说是个全新的课题。
田国强认为，不仅要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还要界定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如果政府的角色定位不清楚，不但会导致经济的低效率，而且会导致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任何体制都要经历三个阶段，从要素驱动阶段到效率驱动阶段，再到创新驱动阶段。应该让非国有企业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应着重处理以下关系：一是进一步发挥市场在效率和创新方面的作用，政府要扭转错位、越位和缺位。二是进一步发挥政府在促进公平方面的作用。公平将成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动力，政府要添补缺位。三是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社会、文化、生态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会扭曲国家治理体系。四是更好地在国际体系中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国际间竞争，最重要的是规则制定权的竞争，其核心要义是更好地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各就其位又互动互补、综合治理的作用，并成为国际规则体系制定的参与者和主导者，从发展型全能政府转向服务型有限政府，从单一的经济改革转向全方位联动改革。
杨瑞龙认为，走出稳增长与调结构两难困境的根本途径在于继续深化改革，要把短期政策和中长期政策结合起来，结合点就是改革，所以要培养新的增长要素，包括城镇化、消费率、经济结构、创新。未来几年里，如果把这几个增长要素挖掘出来，维持中国未来二十年7%左右的增长速度是完全可能的。传统道路是越走越窄，要迎来新的阳光大道，惟有痛下决心改革。
沈坤荣认为，从中国三十多年的历史来看，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骄人的成绩，根本原因就是坚持通过体制改革释放市场活力，推动增长路径向更高水平推移，避免了由于投资回报率下降出现的收敛现象。这一次的制度供给需要新的改革，通过改革形成新的增长动力。调结构和促改革的核心是要把发展的立足点放到效率的提升上来。
常欣认为，在出口和消费动力不足的情况下，还必须依靠投资作为增长动力源泉，但是投资动力方面面临重构：一是投资结构重构，包括经济型基础设施的重构和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社会基础设施的重构，这种重构可以减少预防性储蓄，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从而可能对消费有拉动作用；二是投资主体的重构；三是投资方式的重构。同时，她也强调消费动力机制的挖掘与长期增长动力结构再平衡问题对于保持增长的重要性。常欣指出，增长动力的再平衡，最终根本出路要是改革。
陈乐一分析了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认为制度变迁对经济周期性波动具有显著影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市场机制起决定作用的条件下，可以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来减缓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四、 生活质量指数趋升，空气质量、食品安全堪忧
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城市生活质量研究中心继2011年、2012年和2013年后，2014年对35个城市生活质量进行了跟踪调查，通过测算得出2014年城市生活质量的主观满意度指数和客观社会经济数据指数。在本届论坛上，张连城代表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公布了2014年度城市生活质量调查结果。调查显示，全国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指数略有提高，但生活成本满意度指数仍处于不满意区间（50分以下），是拉低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指数的最重要原因。全国35个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指数平均值为51.57，比去年的50.87略有提高，处于满意区间，但仍旧偏低。主观满意度指数超过50分的有31个城市，比2013年多5个城市。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指数的5个分指数平均值分别为：人力资本（58.98）、社会保障（57.87）、生活感受（54.88）、生活水平（54.32）、生活成本（31.81）。与2013年相比，人力资本、社会保障、生活水平、生活成本满意度指数均有所提升，生活感受满意度指数略有下降。整体上看，东部城市主观满意度总指数高于中西部城市。排名前10位的城市分别是（由前到后）：青岛、长春、沈阳、杭州、厦门、天津、重庆、宁波、济南、成都。排名后10位的城市分别是（由前到后）：大连、西安、武汉、长沙、郑州、广州、南宁、贵阳、昆明、深圳。
专项调查显示，影响居民生活质量最重要的因素是空气质量和食品安全。35个城市中，17个城市的受访者把空气质量视为影响生活质量的最重要因素，18个城市的受访者把食品安全视为影响生活质量的最重要因素；所有受访者中，认为影响生活质量的最重要因素分别是空气质量（34.71%）、食品安全（31.89%）、物价（23.18%）、交通状况（10.21%）。房价预期的专项调查显示：预期房价指数平均值为60.78，低于2013年的平均值64.65。这说明35个城市的房价仍然预期上升，但上升幅度有所下降。
客观社会经济指数显示，东部城市高于中西部城市，但是部分城市存在主客观指数的反差。2014年35个城市客观社会经济数据指数平均值为57.87，比2013年的57.75略有提高。得分50分及以上的城市有34个，比2013年多1个。5个客观分指数的平均值分别是：生活水平（68.06）、人力资本（57.33）、生活感受（55.57）、社会保障（54.66）、生活成本（53.84）。与2013年相比，生活水平和生活感受指数有所提升，人力资本、社会保障、生活成本指数有所降低。客观总指数排名前10位的城市分别是（由前到后）：北京、广州、南京、深圳、西安、厦门、上海、宁波、呼和浩特、昆明。排名后10位的城市分别是（由前到后）：乌鲁木齐、福州、哈尔滨、海口、南宁、太原、南昌、重庆、西宁、郑州。
在我国当前的“三期叠加”阶段，35个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指数和客观社会经济数据指数仍处于满意度区间，且略有上升，这说明中央保民生的系列政策取得了成效。但是，不断升高的生活成本、逐渐加快的生活节奏、令人忧心的空气质量、普遍担心的食品安全状况、地区间较大的生活质量差距以及少数城市安全状况满意度指数的下降，都是当前面临的不容忽视的挑战。因此，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要更加注重老百姓的综合性生活质量的改善。
在本届论坛上，还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陈述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张曙光从土地房产政策与财税改革的角度、陈昆亭从经济发展阶段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角度、赖德胜从创业周期的角度、殷晓鹏从消费外部性下内生经济周期的角度、吴国华从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李文溥通过农村调查从农地规模经营与农民增收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经济增速换挡期的经济增长、经济转型与政策选择等问题。
6月29日，与会专家还参加了“京津冀一体化与区域发展”专题研讨会，对“三期叠加”阶段京津冀一体化的路径与战略选择进行了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