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7—9日，“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 “China’s Role in the World Economy”)论坛在北大博雅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此次论坛上同时发布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最新出版的“中国经济前沿”丛书——《中国：未来二十年的改革与发展》。本书回顾了过去30年中国取得的成就，但也指出，在改革和发展的议程中，还有很多未完成的任务，而新的挑战又会不断出现。来自国内外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共同探讨了未来20年中国需要完成的任务、可能遭遇的挑战，对中国如何应对这些任务和挑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和建议。
会议演讲嘉宾
中国人均钢铁消费峰值将于2024年左右出现
本书指出，1978年之后中国钢铁使用的历史与韩国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中国是否将继续循着与韩国相同的道路走下去，即国家经济活动的人均钢铁消耗量在一段时期内持续地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还是会像目前的欧洲各国一样，仅仅当中国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时钢铁强度的增长才会保持在高位？抑或，中国最终会与日本类似，成为人均钢铁消耗量较高的高收入国家？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中国的长期经济战略和业绩是至关重要的。
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学者盛誉和宋立刚教授通过建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在有关经济发展和钢铁消费关系上发展出一种新的估计方法，并利用这个分析框架来阐明中国未来钢铁需求之路。
首先，他们正式定义了一个新概念——库兹涅茨钢铁曲线；其次，采用人均框架，验证并更新了以往人们对钢铁使用强度（IU）的综合观点——既看到技术升级或跨越的作用，也考虑不断发展的消费者偏好的影响。为了验证这种方法，他们采用比以往研究更广泛的数据集和更先进的计量经济技巧，考虑了钢铁需求和人均收入的内生性以及各经济体历史的不同特征；再次，针对中国钢铁消费的预测，他们得出结论，中国的库兹涅茨钢铁曲线的转折点大约会出现在人均GDP达到15449美元的时候。如果中国将1980年以后的7%的复合增长率保持下去的话，这个转折点会在2024年出现。到那时，中国的人均钢铁需求将介于700～800公斤，而且更接近后者。该水平要高于在美国、独联体和欧洲国家所达到的峰值水平，但比在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出现的峰值低。这个预测的准确性最终将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全球技术变革步伐的快慢和中国消费者偏好的变化。
他们的基本结论是，一旦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接下来并不会走一条与韩国相类似的路径。因为中国将改变其经济增长的方式。如果中国打算成功地驾驭其下一阶段的发展，就必须改变目前对于重工业、投资（相比于消费）以及高度的出口导向的依赖。因此，中国的最终钢铁消费路径可能会仿效北美、独立国家联合体（CIS）、西欧、日本和亚洲新兴国家的某些方面的经验，而不仅仅是沿着某一个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历程而发展。（《中国：未来二十年的改革与发展》第五章“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中国的人均钢铁消费及其预测”）
汇率、利率与通货膨胀率——未来中国的主要宏观经济挑战
来自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肖耿教授认为，未来20年，中国面临的主要宏观经济挑战是决定如何管理汇率、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以使中国经济在西方经济体相对于新兴经济体萎缩的全球经济背景下维持一个稳定、高效、和谐的增长率。
未来20年，经过结构性通胀或人民币升值，中国非贸易品价格会与中国香港或美国或两者趋同。关键是中国领导人和人民能够忍受伴随生产力提高的通胀和人民币升值。更重要的是，既然通胀和货币升值会造成价格扭曲、股票市场和收入的重新分配，政策制定者就非常有必要运用适当的混合政策区减轻调整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断层。
举例来说，当结构性通胀发生，提高名义利率以避免负的实际利率产生的资产泡沫、保护没有经济能力进行投资和套期规避资产风险的中低收入者的银行资产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自1991年以来，中国城市居民房地产价格以每年平均9%的增长率增长，但贷款利率仅为5%，而一年定期存款利率仅为2%。资产结构性通胀和低存贷款利率暗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投资的资产的实际利率是负值。这就是中国资产泡沫和存款者（通常指穷人）与贷款者（通常指富人）相关联的巨大收入再分配的根源。
如果中国无法保持一个正的实际利率，其资产部门的繁荣可能仍会继续，从而导致严重的投资效率低下和社会不稳定等问题。
一方面，如果中国不将利率提高至高于结构性通胀率的水平，那么中国就需要以严格资本管制应对投机资本流入。保持正的实际利率对于中国未来20年的重要性已无须赘言，因为中国在宏观调控方面的主要挑战就是提高投资和消费效率以吸引更多的经常项目盈余。否则，中国将会面临严重的国际贸易保护的压力。
另一方面，中国很有必要依靠名义汇率的弹性去管理其日益上升的物价水平，除非中国能够容忍更高的结构性通胀和与之相关的货币升值。事实上，对于中国来说，实施浮动汇率制与允许适当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并行会更加轻松。如果能够允许一定的通货膨胀，当通胀水平超过了生产力增长水平，人民币就会有足够的潜力与空间贬值。因此，通胀和名义货币升值的混合政策能够创造一个机制使得汇率市场上下浮动——减少对持有大量人民币投机者的吸引，因为这些投机者已成为中国外汇储备泡沫的关键驱动力。
肖耿认为，当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中方并不需要太担心新生的通货膨胀，因为毕竟货币挂钩有其自身的稳定功能。如果通货膨胀率上升超过了中国潜在生产力增长，市场会有人民币贬值的预期，这会吸引资本外流和货币供给的减少。就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而言，防止新生的通货膨胀并非难事。（《中国：未来二十年的改革与发展》第八章“汇率政策及宏观调控”）
中国巨大的FDI流入令亚洲其他经济体共同受益
本书指出，过去30年，中国巨大的FDI流入量令有的国家欢喜有的国家忧。中国是挤出了其他亚洲经济体的FDI流入，还是实现了双赢？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陈春来教授通过研究，获得了三个主要发现，并回答了这一疑问。
首先，在分析期内（1992~2008年）, 经济增长更快、信誉度更高或者在经济、金融、制度、社会和政治稳定性方面风险更低的那些经济体吸引了相对较多的FDI流入，而更高的效率工资或者更低的劳动生产率则阻碍了FDI流入。
其次，研究结果表明，中国FDI流入对其他亚洲经济体FDI流入具有统计显著的正效应。中国FDI流入对亚洲其他经济体FDI流入的这一正的和互补性的效应与增长中的中国不断增加的资源需求和亚洲经济体之间的网络化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研究结果无法判定这两方面因素影响作用的大小，正的中国效应很可能同时来源于这两者，并指向一个核心结果，即这一效应是投资创造的，而非投资转移。这一互补性意味着对中国FDI的许多担忧是没有根据的。
最后，尽管中国的FDI流入对其他亚洲经济体的FDI流入有正的和统计显著的影响，但这一中国效应并不是亚洲经济体FDI流入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实证回归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东道国经济体的本地变量——诸如快速的经济增长，与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相伴的较低的劳动力成本，经济、金融、制度、社会和政治稳定性方面较低的国家风险——在吸引FDI流入上扮演着根本性的角色。
陈春来教授认为，在接下来的20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强有力的投资扩张将为这一地区供给能量并为亚洲经济体和其他国家提供不断扩大和多样化的亚洲市场。总体而言，伴随着中国和其他亚洲经济体之间快速的和深入的一体化，其他亚洲经济体FDI流入的正的中国效应将会持续。（《中国：未来二十年的改革与发展》第十一章“亚洲外国直接投资和“中国效应”）
中国未来发展将会遭遇三大“故障”
来自美国布鲁金斯研究中心、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胡永泰教授指出，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就像是一辆不断加速的汽车，但这辆汽车多处存在隐患，可能造成故障并导致经济崩溃。具体来说，主要可能产生三种故障:硬件故障、软件故障和能源供给方面的故障。
可能出现的“硬件故障”包括一次会导致信用崩溃的银行业危机、一次可能导致需要削减重要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支出的预算赤字（而且很可能导致高通货膨胀和收支平衡出现问题），这种故障还包括政府干预导致非效率情况逐渐累积，最终致使生产力增长速度放缓等现象。
“软件故障”则是指政府管理方面存在的缺陷，这常常会导致广泛的社会动乱并扰乱整个社会生产，也会打击私人投资的积极性。这种情况和车内的人打架导致汽车出现车祸有些相似。软件故障可能会源于目前的高增长战略正在不断产生很多不平等和腐败现象，而这又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动乱。同样的，软件故障还可能源于政府没能有效应对不断上升的社会期望，从而导致社会和经济混乱。
“能源供给故障”（或者称为“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是指由于遇到了内在因素的限制或者外在施加的限制，致使经济无法继续前进，这种情况类似于汽车燃料不足（内在限制），或者遇到了外人设置的路障（外在施加的限制）。这类故障的例子包括环境的恶化和贸易战导致的中国出口的下滑。
为了有效应对这三种故障，胡永泰教授提出以下建议。
在应对“硬件故障”方面，有三个互相关联的增长引擎：（1）鼓励更多的企业家出现；（2）根据未来人们的住房拥有情况推进城市化；（3）发展现代金融体系以更大程度地发挥私人部门的作用。
解决“软件故障”，则需要中国进一步推进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消除腐败，并深化土地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
解决“能源供给故障”涉及应对环境恶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导致的经济动力不足问题。对于环境恶化问题，胡永泰教授认为，水资源短缺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环境问题，中国应该采用系统化的方式，统一制定水资源战略和能源战略。具体来说，中国应该调动全球达成共识，形成一个国际研究联合体以研发清洁燃烧煤的技术，因为中国现在平均一个星期就新建一座火电站，因此中国有更多的机会来试验清洁燃煤技术。此外，考虑到中国和周围许多国家出现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现象（尤其在中国北方），中国应该筹办一个区域性的研讨会，在情况恶化之前，联合其他国家一起使用来自西藏高原的水。中国还应该调动和促进建立一个区域性研究机构来研究海水淡化饮用技术。如果清洁能源研究和海水淡化研究方面的全球合作取得成功，将促进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在解决贸易保护主义导致的经济动力不足问题方面，胡永泰教授指出，随着美国保护多变自由贸易体系的决心不断减弱，中国应该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变得更加主动，从而使世界贸易可以在减少贸易管制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这样的一个角色将很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目前巴西正在通过与欧盟进行自由贸易区谈判来绕过多边贸易自由化。事实上，越来越多像巴西一样的国家“都越来越对一些多边协议持谨慎态度，因为这类协议往往要求削减关税，而这会使得这些国家更进一步陷入与中国的低成本竞争中。相反，这些国家正在寻求与富裕国家签订只符合双方需求的双边协议”“巴西——将多哈脱离原本贸易协议的国家”，现在是时候轮到中国站出来加入多边贸易体系之中，从而显示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参与者。这种国际姿态同样可以减少这类问题对中国本身的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国：未来二十年的改革与发展》第十三章“避免中国在走向繁荣的路上出现经济崩溃”）
要素成本市场化是解决中国结构失衡的关键
本书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举世瞩目。然而，投资过度、巨大的经常账户盈余、低效的资源利用以及环境污染等严重的失衡问题始终伴随左右。过去的7年，政府把再平衡经济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最重要的政策目标之一。但是，结构失衡的问题似乎更加恶化。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黄益平教授和王碧珺博士认为，失衡问题的根源在于要素成本的扭曲。而这些扭曲则是由于不对称的市场化改革：产品市场的自由化与要素市场的严重扭曲。这些扭曲相当于是对生产者和投资者进行补贴，增加了企业利润，减少了居民收入。在过去的10年里，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下降了10%。这些扭曲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更多地增加了投资和出口。
他们认为，解决中国的结构失衡问题需要一揽子的综合政策措施。政府应该摒弃其对GDP增长的绝对关注，毕竟，GDP增长只是手段而非经济发展的目的。需要政策措施来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力量，再分配国有企业的利润。
然而，关键的措施还是在于解决要素成本的扭曲问题，完成30多年前就开始的市场化改革，让自由市场来决定要素的价格。改革的过程中，要素成本可能上升，从而减缓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却能够获得更加平衡和可持续的增长。
某种程度上，中国政府已经在朝这方面努力。2009年以来，政府的各部门启动了要素价格的改革，例如调整燃料和水的价格。政府在2010年也开始试点户籍制度的改革。金融市场的改革和资本账户的自由化也可以减少资本成本的扭曲。
完成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可能需要若干年，例如，由于政府对于土地私有化持保留态度以及担心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土地制度的改革困难重重。然而，本文认为更重要的是应立即着手，逐渐推进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只有这样，结构失衡问题才能得到有效解决。（《中国：未来二十年的改革与发展》第十四章“成本扭曲和中国的结构失衡”）
中国特色的新一轮城市化——农民工向市民转变
本书指出，引起世人瞩目的中国奇迹，不仅表现为前所未有的高速经济增长率，还表现为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较为完整地走完了西方国家在更长期的时间里才完成的各种转变，包括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阶段跨越。伴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农民工成为城市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劳动力供给来源，非农产业对农民工的需求成为常态，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再是“有来有去”式的。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城市化应该与非农化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步进行。然而，过去10年中国超常规的城市化速度，是在没有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的条件下，仅仅把居住超过6个月的农民工统计为常住人口的结果。
既然现存的城市公共服务的排他性来自于户籍制度，相应的改革逻辑顺序则是放开户籍制度。但是，由于城市政府在面临为农民工及其家属提供公共服务，特别是创造社会保障覆盖、子女义务教育和升学、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均等机会时捉襟见肘，虽然一些地区进行了改革户籍制度的种种尝试，但总体而言，户籍制度改革迄今为止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不过，一旦我们认识到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公共服务的供给，而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在劳动力短缺逐渐成为普遍现象的情况下，会利用公共服务供给覆盖水平的扩大，加速农民工实际上市民化的进程，以此保持城市劳动力供给的可持续性。当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享受相同的公共服务时，户口就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如此一来，户籍制度改革也被囊括在农民变为工人、移民变为市民的转变过程中了。
与其他发展中或转型国家相比，中国的户籍制是独一无二的一种制度。中国二元经济的发展，其特点在于，农民转变为城市工人，但无法享有城市公共服务，也没有渠道将其纳入社会保障。在这种特征下，中国实现了快速城市化，直至达到刘易斯转折点，出现劳动力短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一轮的城市化，将是推进农民工向市民转变。正如中国的发展造就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工群体一样，未来20年，中国也将推动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移民群体转变为城市居民。（《中国：未来二十年的改革与发展》第十五章“从农民工到市民：中国特色的深度城市化”）
中国研发支出重“发展”研究，轻基础和应用研究
本书指出，近几年，中国基础和应用研究支出合在一起占总研发支出的份额呈现下降趋势。在2008年只有17.2%，而在主要的工业化经济体中这个比例则高得多，并随时间的推移而上升或相对稳定。在2008年授予的专利中，属于“发明”类别的专利只占22.7%。因此，中国研发的支出模式偏离了全球趋势，而偏重于投资在“发展”研究方面,这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建设可能会有长远的影响。
2006年，中国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研究人员的国家。截至2008年，中国的研发部门有超过190万雇员，其中超过84%（约160万）为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同一年，中国的大学中大约有610万学生就读于科学、工程和医学专业，其中包括759000名研究生。因此，在未来几十年中，中国在研发的人力资源方面的潜力，无疑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在人力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同样反映在研发支出的结构上。在2007年，劳动报酬约占研发总成本的25%，这一比例远低于同一年的许多OECD成员国，如日本（占39%）、韩国（占44%）、英国（占48%）、美国（占57%）、法国（占57%）以及德国（占60%）。这表明，中国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仍然拥有相当大的比较优势。但是，支付给科学家和工程师低报酬是有风险的。当今世界，熟练的工人是相当容易跳槽的，低报酬可能导致中国在国际人才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在创新的资源和能力上，中国和发达经济体之间还存在着相当的差距。但是，若使用多种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创新能力，如注册专利、科学出版物以及引文和高科技商品出口的数量，就会发现其正在迅速追赶工业化经济体。追赶的驱动力是在资本和人力资源上不断增加的研发投入。这种追赶将使国家实现其创新潜力成为可能，对于未来20年内中国的可持续增长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国的决策者必须解决一些新出现的问题。
第一，在研发投资的总额方面，中国领先于在类似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并且还在迅速追赶OECD经济体。但是，中国在有些地方还可以做得更好。例如，中国高科技部门的研发密度落后于世界上的主要参与方（表16-5）。5个高科技部门中有4个（例外是飞机和航天器部门）在研发密度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即使是在飞机和航天器产业中，2007年中国的研发密度也大约只有德国、法国和英国的一半。
第二，在中国，随着研发活动的扩张，重要的是不要忽视研发的质量。这反映在中国国内专利总数中，“发明”专利只占了很小的份额。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中国创新的长期资本甚至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能力都将受到影响。
第三，民营企业（包括外国公司）在创新中的作用应得到加强，这可以通过执行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和适当的激励创新的政策规定来实现。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企业部门在创新中起主导作用。虽然中国的民营企业正在迅速扩大，但在创新方面，它们落后于国有同行，更不要说其他国家的私营企业了。这可能是由于中国体制的限制，如有限的融资渠道和非国有企业的政府补助。
第四，创新上还存在着相当的区域差距。这不仅仅归咎于中国的整体区域差距，同时也是由中国的知识和技术传播所造成的。这就应该建立相关机制，以确保更多的创新资源分布在整个华人地区。（《中国：未来二十年的改革与发展》第十六章“自主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