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复旦大学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主办的题为“从失衡走向平衡：中国与世界”的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12月24日在经济学院大金报告厅举行。来自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金融研究院的九位学者与广大复旦师生分享了他们对于危机后中国及世界经济将如何进一步发展的见解。会议的讨论围绕着中国经济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各位学者在激情阐述自己研究的同时，充分展示了复旦经济学人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为我们奉上了一次学术盛宴。
华民教授的报告“危机后的中国会走向哪里？”以后危机时代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十个方面的因素为主题，深刻分析了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政策制度问题及相应的解决办法。在政府掌握大量资源的条件下，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始终是非常重要的，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否充分考虑并契合了中国经济的禀赋条件和竞争优势，将是决定接下来中国经济走势的关键。尽管从总量上看，中国已经跻身世界三大经济体，但是与美国及欧洲相比，中国仍缺乏核心竞争力。由于缺乏自主创新的基本要素，中国GDP的高速增长依赖于低成本劳动力和结构扭曲的高投资，经济结构的有效调整并没有在这一次危机中实现。在这一点上来说，中国在短期内实现低碳经济是没有可能的，比较理想的情况可能是高碳低排放。从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上看，中国经济的集聚程度偏低，没有充分发挥现代工业和城市的规模经济，而目前政府实施的平衡区域增长、鼓励小城镇发展的政策是不利于集聚程度提高的。从内需与出口的关系上看，政府在危机期间强调的以内需替代出口的政策很可能无法起到预期效果，因为出口增加是拉动内需的原因之一，两者并不是单纯的替代关系，以短期刺激内需来取代出口在GDP中的份额是无法持续的。中国在应对危机时期另一危险的政策倾向是去市场化，以政府决策或国有企业行为来代替市场决策，以简单的产业特征粗暴评判民营企业的先进落后，实行政府主导而非市场导向的产业升级，这是非常危险的。从贸易与金融角度来看，比较理想的政策组合应该是自由贸易加适度的资本管制，开放FDI但不开放资本项目。收入差距现象本身并不意味着改革的失败，但其背后由于产权保护的缺乏导致富人无法慈善和由于市场进入门槛过高导致穷人无法奋斗的现象却应该引起政府的重视。
从1990年代开始，国有企业改革就一直是中国经济研究的重点词汇，然而过去对国企改革的讨论较多的局限在对计划体制的批评和探讨如何有效提高国企效率。随着近年来国企改制的大体完成，国有企业盈利能力的大幅上升，国企改革问题是否就成为完成时了呢？袁志刚教授在本次会议上的报告对此作了解答。他的报告题为“国有企业的历史地位、功能及其进一步改革”，从回顾国企改革的三个阶段出发，揭示2001年以来国有企业尽管盈利能力上升，但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较多地处于垄断行业，从上市国企的TFP水平等指标来看国企效率并没有根本改进，并且还带来了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居民财产性收入偏低、内外结构失衡等一系列问题，但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内需乏力、地方财政收入缺乏持续稳定的来源以及社保基金面临压力等因素已经形成了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倒逼”机制。
货币政策在各国政府应对本次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殷醒民教授报告的题为“超级宽松货币政策与‘大通胀’”的研究对中国近期的货币政策作了分析。他首先回顾了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货币供应量与货币乘数大幅上升的事实，与美国实行的“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相比，中国实行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近期中国M2的增长率接近30%，与2008年以前6年较为稳定的16.5-17%的M2增速相比，几乎翻了一倍。从历史数据来看，中国上次大通胀发生在1993-1995年，通胀率达到两位数，而此前连续两年M2的增长率都在30%左右。这一轮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经过6个季度左右的传导，很有可能又将带来较为严重的大通胀。从政策调整上看，中国现行的钉住美国的利率调整政策存在调整的必要，“稳定倾向”的货币政策或者说明确的货币数量规则应该是货币政策调整的方向。
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和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健全对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大意义，在这一次金融危机中显现无疑。本次会议上有两位研究者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作了分析。张瀛副教授的报告题为“中国OTC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与风险管理”，强调了目前在中国还没有得到很好发展的场外金融市场对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的重要意义。国际场外金融市场目前已经具备了电子化交易、跨市场跨品种交易、电子交易系统新技术不断出现并进行国际竞争等特点。中国需要加强监管部门的协调监管理念的创新，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丰富OTC市场层次，场外衍生品市场需要从政府引导的模式逐步转变为以市场为主导的模式。张宗新副教授报告了题为“证券投资基金行为能否改进市场质量？——基于沪市基金交易帐户的经验证据”的论文，从微观视角剖析了证券投资基金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发现证券投资基金在股市行情中并未有效发挥市场稳定的作用，也没有提高市场的信息效率，仅在市场上涨期间起到了增加流动性的作用，而在市场下跌期间对市场又对市场形成较大冲击。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上升，中美贸易失衡现象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问题。沈国兵副教授报告了题为“反倾销等贸易壁垒与中美双边贸易平衡”的论文。论文首先分析了美中贸易逆差的问题，认为两国的产业结构、贸易统计差异、美国的出口管制、外商在华投资以及反倾销等贸易壁垒是造成两国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美国对华的反倾销措施不能简单归结为贸易保护主义。在对中美反倾销和贸易强度指数以及反倾销对称率进行计算后，沈国兵副教授发现中国对美国出口依赖程度很大，美国的反倾销对中国的出口影响较大，但中国的反倾销则对美国影响不大。
环境问题特别是碳排放问题是最近的热点问题，本次会议上有两位研究者对此作了分析和阐述。石磊教授的报告题为“低碳化趋势及其对中国的挑战”，从美国奥巴马政府在低碳化上寻求战略性突围出发，分析了当前世界经济失衡问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认为中国的发展面临着人均资源不足等外生约束，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较难持续。陈诗一副教授报告的题为“气候变化与工业增长”的论文，同样关心中国的碳排放问题，并作了细致的考察和预测。论文首先回顾了中国的碳排放变化趋势。从1997年到2002年，中国的能源消耗总量以及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一改此前的上升趋势，出现了持续下降。但此后这个趋势又发生逆转，中国的能源消耗总量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急剧上升，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也处于上升趋势，成为与美国并列的世界头两号能源消耗国家。论文重点分析了波特假说在中国是否会成立，即如果实行节能减排，在未来40年中国工业是否能在提高环境质量的同时实现生产力的提高。为此，陈诗一副教授设计了在未来40年间工业增长的5种增长率与9种节能减排路径共计45种政策组合，利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和行为分析模型，分析了每一种政策组合下的潜在产出增长和潜在产出损失，发现最优的减排路径应该是渐进式的，而在35个工业行业中仅有5个行业无法在2049年实现减排与发展的双赢，并且相比于轻工业，重工业从减排中获益更多。
社会稳定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保证，章元副教授在本次会议上报告的他最近的一篇论文，题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真的导致了中国犯罪率的上升吗？”，从犯罪率的角度切入，对改革以来的中国社会的稳定问题及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了讨论。对于中国犯罪率上升的解释，既有研究主要关注两点，一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二是农民工进城导致流动人口增加。而章元副教授的研究则对此提出了的新的解释。他利用1989-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并采用GMM及IV的方法更好地克服内生性问题，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本身并不能显著地解释犯罪率的上升，但城市失业率的上升却是第五次犯罪率高峰到来的重要原因。此外，城市政府对本地就业的保护导致农民工失业对城市人口失业的替代，而失业农民工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这也导致了犯罪率的上升。
会议在与会师生的热烈交流中结束。让我们期待来年的交流，期待中国经济与中国经济学的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