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3日至4日，第十届CCER-NBER“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来自NBER、CCER以及清华大学等机构的学者围绕有关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议题互相交流并进行讨论。本期简报将主要介绍年会第五场“社会经济问题”研讨内容。本场三位报告人分别是芝加哥大学的Tomas Philipson教授，哈佛大学的Karthik Muralidharan博士，马里兰大学的孟岭生博士。
Tomas J. Philipson: 肥胖经济学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发达国家肥胖人口数量出现了巨大的增长，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健康问题。近年来，某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出现肥胖人口数量快速增长的现象，并且迅速演变为主要的谁会健康问题之一，这引起政府和公众的极大关注。一直以来，肥胖都被视为一个公共健康或个人饮食习惯问题，但是，Philipson教授认为，肥胖更是一个经济问题，他通过自己近几年的研究，报告了他对肥胖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看法。
Philipson教授首先介绍了研究的背景。肥胖目前主要通过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来度量，以体重对身高的比来测度。在人口数据的定义中，BMI高于25被视为超重，高于30被视为肥胖，按照这一定义，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2006年世界总人口中有17％属于超重，5％属于肥胖；美国总人口中有65％属于超重，33％属于肥胖；中国总人口中有15％属于超重，3％属于肥胖。肥胖在发达国家中已经成为了一个大的社会问题，其人口规模超过了吸烟人口和吸毒人口，其也成为了心脏病、糖尿病、中风等一系列疾病的主要因素。所以，肥胖对诸如社会医疗保险等公共领域都有重大的影响。
Philipson教授随后报告了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他认为，人口健康常常取决于医疗保健市场外的行为，比如饮食习惯、身体锻炼等。肥胖这一健康状况也主要取决于医疗保健市场外的因素，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理性个人对不同行为选择进行权衡后的结果。Philipson教授通过对肥胖增加与人均每日卡路里消耗两张图的对比，指出两个图时序上不具有正相关性，因而肥胖的成因不能仅归因与食品消费，还应联系到工作强度的改变。他认为，在人们的偏好保持不变的假设下，肥胖人口数量的长期增长主要来源于驱动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一方面降低了食品的价格，另外一方面使得工作条件变得更现代化，人们易于久坐而不活动。Philipson教授构建了一个模型，把影响体重的主要因素最终归为价格效应，身体活动（physical activity）效应和收入效应。价格对体重有负效应，食品价格越高，体重越低；身体活动对体重有负效应；非工资收入（unearned income）对体重效应为倒U型，工资收入（earned income）对体重为单调效应，要么为正，要么为负，这取决于工作期间活动（on-the-job activity）与闲暇期间活动（leisure-time activity）之间强度的对比。除了自己的研究，Philipson教授也列举了其他解释肥胖人口快速增长成因的观点，如遗传解释等。
Philipson教授最后根据他的研究结果对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进行了探讨，并指出他研究中的不足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私人部门推行减肥项目是无效的，如何由公共部门（即政府）来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是需要研究的问题。Philipson教授认为，食品价格下降的趋势从世界范围来讲是一件好事，并且经他估计，技术改变在改善工作条件上的收益比肥胖的成本要大。他研究认为技术的改变使得肥胖人口增加，如果真是这样，政府如何通过政策去进行干预呢？Philipson教授介绍了当前已经实施和尚未实施的一些政策干预方法，包括对普及健康教育和提供健康信息进行补贴，对食品征税，对研发防治肥胖药物进行补贴等。Philipson教授也指出了经济学在研究肥胖问题上的某些不足，如肥胖成瘾（addictiveness）现象就不能以常规的经济学模型解释。
Karthik Muralidharan: 教师绩效工资制度——来自印度的证据
如何找到有效的政策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一直是发展中国家教育部门关注的主题，Karthik Muralidharan博士和其合作者通过对印度一项教育工资制度实验的研究，实证了绩效工资制度的优点，并对其政策含义进行了阐述。
Muralidharan博士首先介绍了印度教育的现状以及学术界目前对教育激励研究的进展。作为第二大发展中国家的印度，整体教育水平非常低， 2008年的一项统计报告指出，印度6－14岁的儿童虽有95％的入学率，但该年龄段58％的儿童却连相当于二年级水平的简单文章都读不懂。在发展中国家，提高教育质量的传统理念是增加教育投入，在印度，超过90％的非资本教育投入用于支付教师工资，总计约占印度GDP的4％。但是，200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印度每天约25％的教师不在岗，只有不到一半的教师从事教育活动。在Muralidharan博士看来，这与印度的工资制度有关：教师努力得不到相应回报，工资由工龄和职称决定。也与印度强大的工会有关：教师几乎不可能被解雇，在3000所被调查学校中仅有一名教师因离岗过多而被解雇。所以， Muralidharan博士认为印度对教育的投入是低效率的，虽然效率工资制度一直被建议用来解决激励问题且在很多国家中被实施，但是，一直以来没有明显的证据来证实这种工资制度的有效性，而这正是Muralidharan博士要研究的问题之一。
Muralidharan博士其次阐述了印度Andhra Pradesh（AP）邦教育工资制度实验的程序以及他的研究结果。AP是印度第五大邦，拥有8000万人口，由23个县组成，由于AP诸如毛入学率等各项与研究有关的指标都与印度的平均指标接近，所以选择AP作为研究的试点。在实验中，AP的农村公立学校被分层抽样，一共抽取500所学校，被平均分为5个样本。其中，两个样本实施工资激励制度，分别为集体激励和个人激励；两个样本在实验初期被拨予近似激励金的资金，以两种非绩效工资激励方式的工资制度对教师进行支付，这两种工资制度被认为比印度当前的工资制度更有效率；一个样本为控制组，没有任何改变。激励机制的设计中，实验者以学生数学和外语测试的平均成绩作为奖励与否的标准，总奖励金额设定为约为教师年收入的3％。为保证实验结果的客观性，整个实验过程中的测试由独立于学校的测试机构统一实施，测试结果由另外一个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处理。
Muralidharan博士的研究主要关注如下问题：（1）绩效工资制度是否能提高学生的测试分数；（2）绩效工资制度是否存在负效应；（3）选择集体激励还是个人激励；（4）教师行为如何受绩效工资制度改变；（5）激励制度能带来多大的有效性；（6）教师对激励制度如何反应。
Muralidharan博士的研究结果表明：（1）所有年级（1－5）学生在数学和外语的测试上，激励组的都高于控制组，且这种差异是统计显著的。激励组学生测试分数的分布一阶随机占优于控制组，表明在激励组的学生中没有学生变差。（2）测试被集中在英语和数学两个部分，前为机械部分（mechanical components）：反映学生死记硬背的能力；后为概念部分（conceptual components）：反映学生对问题的深刻理解。不但这两个测试的实验结果在激励组都显著高于控制住，而且其他非激励的学科上，激励组的学生也显著优于控制组，所以， Muralidharan博士认为绩效工资制度没有带来负效应。（3）实验第一年，在集体激励和个人激励的样本内，没有发现显著的差别， Muralidharan博士认为是因为AP的农村学校平均只有3个教师，对集体激励的学校监督成本相对较小。而实验第二年，个人激励样本内的学校表现显著由于集体激励样本内的学校，所以，个人激励的绩效工资制度能带来更大的激励效果，更能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4）研究结果表明，教师的出勤情况并没有显著的改变，但这并不意味者绩效工资制度对教师教育活动不存在激励，在事后的教师访谈中，实验者发现，在实施激励制度的学校中，教师会有更多的教育活动，例如布置附加作业、提供课外辅导等，这些都于学生的测试成绩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虽然出勤状况没改变，教师对教育的投入还是增加了。（5）为检验绩效工资制度的有效性有多大，实验者设计了另外两种相同投入的工资制度进行比较。结果表明，相对于控制组，另外四组内的测试分数都更高，但是，绩效工资制度的激励效果明显更优。绩效工资制度的成本不是对教师的奖励，而是在一个工资变动系统里需要支付给教师以保证他们期望效用不变的风险升水（risk premium）和管理成本。Muralidharan博士研究中估计的风险升水低于奖励金的10％，管理成本约占激励成本的50％，总的来说，绩效工资制度对教育质量的提高在长期有较高的成本有效性（cost effective）。（6）在每年奖金披露前，实验者对教师进行访谈，有75％的教师认为绩效工资制度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有85％的教师认为这样的工资制度能提高教育质量，有65％的教师认为政府应该把效率工资制度引入所有的学校，有75％的愿意在总工资不变的情况下接受这样的工资制度。总的来说，绩效工资制度得到大部分人支持，而且那些事前支持这一制度的教师往往有更好的事后表现。
Muralidharan博士最后进行了总结，指出两年的实验研究为效率工资的有效性提供了一个数据支持，效率工资制度比其他相同投入的工资调整制度有更高的成本有效性。但是，Muralidharan博士也指出，效率工资制度的研究仍然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基本工资与奖金的比例如何确定，长期的激励机制如何设计等等，实施这样一种工资制度还需要更多细节的工作。
孟岭生: 评估中国的扶贫计划
研究表明，持续的经济增长会减少贫困，但是，经济增长并不是解决贫困问题的万能药，一个国家不同区域在经济增长前有不同的初始条件，差的初始条件可能会使当地的居民不能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所以，在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其某些区域可能仍会陷于贫困。为了解决贫困问题，很多国家都实施了各种政策去减少贫困人口和降低社会不平等，尽管各种政策都有理论支持，但是，政策的有效性仍然是个实证问题。孟岭生博士及其合作者研究了中国始于1994年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并对其效果进行了评估。
孟岭生博士首先介绍了整个研究的背景。“八七计划”是中国政府为减少贫困人口而实施的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扶贫计划，其目标是在2000年之前，解决中国剩余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一计划覆盖592个县，占全国县级行政单位的28％，在“八七计划”实施的七年间，共投入1.24万亿人民币，约占中国政府年支出的5％－7％。中国在80年代中期就开始实施扶贫政策，1986年成立了跨部门的减贫领导小组，监督和协调扶贫政策的实施。“八七计划”相对于之前的扶贫政策，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计划所要达到的目标以指标的形式给出，对接受扶贫的地方给予大力支持；二是在县级行政单位直接实施干预政策，希望通过支持生产投资而不是补贴消费的方式来提高持久收入。1986年，减贫领导小组通过以农村人均净收入划贫困线的方式把258个县级行政单位划为国家级贫困县，对其进行了大力扶贫。 “八七计划”实施之前，政府部门基于1992年农村人均净收入统计调查，重新划定了国家级贫困县，约占中国县级行政单位的三分之一，其为“八七计划”最终实施所覆盖的区域。孟岭生博士用一张经过颜色标注的地图展示了所有受扶贫政策覆盖的国家级贫困县，它们大部分位于中国最贫困的中部和西部山区，据政府估计，约72％的农村贫困人口居住在这些地方。“八七计划”实施过程中，政府干预政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贫困县得到中国农业银行的信贷支持，农村企业和家户可以获得补贴贷款；（2）财政部直接对贫困县进行预算资金的分配；（3）“以工代赈”增加就业的措施得以实施。政府倾向于诸如公路、饮水系统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对所有的受扶贫县进行同等力度的财政和政策支持。
随后，孟岭生博士介绍了之前其他人关于中国扶贫计划所做的研究，分析了他们所做研究的不同点，描述他们数据的结各，阐述了他们的研究方法。三种估计方式在他们的研究中被提到，分别是：DID估计，不连续回归，工具变量框架下的模糊设定（Fuzzy Design in IV Framework）。孟岭生博士分别对三种方法的优缺点进行了评述并报告了研究结果。他们发现，用不连续回归得出的结果远高于传统的DID估计，间接揭示了经济发展中初始条件的重要性。“八七计划”实施使得受扶贫地区的人均收入得到显著提高，特别是对于不连续回归，在不同的模型设定下，都能得出稳定的结果，他们估计，在1994年到2004年间，人均收入提高了约0.45个标准差。总的来说，中国“八七计划”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王惠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