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经济观察”第14次报告会于2008年7月26日下午在北大博雅国际会议中心召开。这次报告会主题包括财税体制改革、劳动合同法经济影响、中美经济外部失衡关系、农产品价格与通货膨胀、目前宏观经济形势等方面内容。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华东政法大学教授董保华8、摩根大通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周其仁、卢锋发表演讲并回答听众提问。
卢锋首先报告点评第13次“朗润预测”2008年3季度宏观经济预测结果。这次“朗润预测”综合了CCER等17家研究机构分析观点，宏观经济学家对3季度经济走势几点预测意见值得关注。一是通胀压力将有所减缓，CPI同比增长率有望从2季度7.8%下降到3季度6.1-6.3%。二是经济增长降幅收窄并趋于平稳，GDP同比增长率预计从10.2%小幅回落到10%。三是投资、工业增长、商品零售等分项增长指标会大体呈现高速平稳增长态势。四是进出口增速预测分别为29.1%和19.7%，贸易顺差继续保持与2季度类似的同比下降和环比回升格局。五是利率变动可能性较小，汇率将继续小幅升值。总体而言，以应对通胀为中心的政府宏观政策组合正在取得预期结果。
许善达：1994年税制改革的问题和未来展望
许善达先生是1994年税制改革的起草人之一，他在讲演中结合1994税改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分析了我国税制改革涉及的营业税扭曲效果、增值税改革、流转税与所得税关系等重要问题。
1994年新税制只对商品征收增值税，而对劳务保留了营业税。在商品领域否定旧税制中的产品税，就是因为产品税重复征税。既然如此，为什么对劳务领域实行的同样是重复征税的营业税却置之不改呢？关键原因是“分税制”。分税制是1994年税制改革的最重要内容。为了保证1994年当年中央达到总财政收入的55%并在以后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在劳务领域暂时保留营业税并将其列进地方收入就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了。
这一选择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一些不利影响：首先，劳务领域税收负担总体上高于商品领域，这与我们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国策显然是相悖的。其次，只有在境外提供劳务才能免征营业税政策限制了人员在境内而劳务出口到境外的行业发展，而从对比情况看，1994年商品领域全面推行增值税以及退税政策为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发挥了关键作用。最后，增值税和营业税相互不能抵扣，限制了我国技术开发企业发展，延缓了我国国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许善达先生认为，由于受到种种因素制约，增值税和营业税并存局面可能还将维持相当一段时间。在此背景下，一个可以考虑的能够较快见效的办法，是实现增值税和营业税之间相互抵扣。这在运费方面已经做到了，还需扩展到其它方面。另外我国流转税在税收总量中比例过高，收入税种比重过低，也是需要研究改革的问题。
董保华：中外劳动合同法的比较与启示
董保华教授自《劳动合同法》起草之时就不断提出分析评论。他认为，《劳动合同法》造成以下后果：(1)劳动关系的凝固化，即企业用工易进难出、多进少出甚至只进不出。(2)劳动关系的书面化。如果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企业要承担非常不利的法律后果。(3)劳动关系的标准化，即将非标准劳动关系按照标准劳动关系的模式进行调整，就劳务派遣做了很多规定。(4)劳动关系的行政化，指劳动关系调整以行政手段为主。由于《劳动合同法》下的解雇成本高于维持铁饭碗的成本，《劳动合同法》将导致事实上的铁饭碗，
董保华教授介绍了美国、法国、日本这三个国家的劳动法体制，他认为相比之下中国对于解雇的保护程度是最高的。美国实行的是解雇自由的劳动制度，劳资双方的雇佣关系可以在任何时间由任一方以任何理由来终止。美国劳动法规制的重点在于就业歧视。如果企业实施就业歧视行为，则会受到极其严重的判罚。日本劳动关系的体制特点是核心员工的终身雇佣以及边缘员工的弹性化。日本的长期雇佣关系是受东方文化传统影响，但这是企业自主的选择而不是法律规定。
法国的劳动法是美国的反例。法国成文法规定解雇原因必须实际、严肃并非常重要。各种相关法律都是倾向于保护劳工者而非资方的权益。由于法国公司不能随意解雇雇员，他们就不愿意雇人，特别不愿意雇没有经验的青年人，因此法国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青年失业率在全西欧最高。没有工作的青年常常爆发大规模抗议和暴乱。
卢锋：中美经济外部失衡镜像关系
美国过去三四十年经历三次较大外部不平衡，最近一次发生在本世纪初，中国成为美国单个最大贸易顺差国，两国不平衡一定程度上构成互补对称的镜像关系。卢锋认为观察两国不平衡根源争论和现实调整过程，对理解当代经济全球化及两国经济近年增长结构和当前形势，提供了一个认识切入点。
美国对外部失衡有两类解释观点。一类认为美国具有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优势，比其他国家更善于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并提供多样化金融工具和投资组合，因而吸纳外部储蓄具有可持续性。另一观点认为超过5%赤字不可持续，任其发展会导致“汇率崩盘、通货膨胀、利率高升、经济衰退”后果。美国次贷/房贷危机与外部失衡导致货币过多和信贷失控具有多方面联系，危机对认识外部不平衡危害提供了新视角和新证据。部分由于外部失衡影响，美国正面临“经济低迷、通货膨胀、房贷危机”三角难题，短期难以同时解决，不确定性较大。
中国顺差也有两种解释观点。一类认为主要由储蓄率过高引起。储蓄和顺差确实有相关性，储蓄率增加根源在于人口年轻化、资本回报率增长、体制转型等因素。然而主要用储蓄率解释顺差在学理和经验证据方面存在困难，因为储蓄率较高并不必然引起顺差：一是投资可以更高；二是储蓄可能被迫转化为存货投资增加；三是储蓄过多应表现为经济低迷和通货紧缩，与最近经济偏热和通货膨胀现实不符。
卢锋认为不宜忽略和否认汇率因素对外部失衡解释作用。从中国生产率追赶角度看，开放增长需要汇率趋势升值，需要建立更加灵活的汇率体制。去年以来通胀加剧表明外部失衡增长模式难以为继。随着近来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取向调整和力度加大，中国经济正在对多年累积失衡进行修正，表现为外需相对减少、总需求回调、通胀势头初步得到遏制。调整确实带来经济收缩的阵痛，给外需产能集中的部分沿海省份带来较大压力。由于中国基本面较好，如果政策适当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取得明显成效。
龚方雄：宏观经济中的不确定性以及政策性风险
目前对经济判断的共识是通货膨胀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CPI会降低，下半年经济增长会下滑。但外部因素存在不确定性。宏观政策不确定性很大。政策不确定性在股市中表现为风险溢价，股市从高位回调60%与之有一定关系。
如果出口放缓，出口有关的投资会放缓。由于中国经济还没有达到消费引领经济增长的水平，政策上应该从基础建设投资入手。前几年私人投资旺盛的情况下，政府投资份额下降合理。现在是增加基础建设的黄金时期，政府在私人投资放缓时可以大力发展地铁公共交通建设。等到下半年出口下降私人企业投资放缓以后再增加基础建设投资，会给经济带来很大的震动。
龚方雄博士不赞同汇率一次性大幅升值。一次性升值的问题是不知道升到什么水平合适。贸易顺差过大不仅仅是因为汇率被低估，还与低资源价格战略有关。在资源价格扭曲情况下，不知道多少不平衡是汇率扭曲造成，多少是资源价格扭曲造成。维持汇率渐进是有必要的。
龚方雄博士指出最近临时性价格干预增多。临时价格干预在结构上对经济运行稳定造成长期性问题。过去尽管通货膨胀达到15-20%，仍坚持改革开放，以短痛换来今天的物产丰富。今天的宏观环境比过去好得多。只要坚持价格市场化改革，政策性风险自然会降低，资本市场也会相应做出反应。
宋国青：农产品价格与通货膨胀
宋国青教授首先观察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个现象，就是通货膨胀率较高时食品价格和农产品价格增长率更高。解释这一现象时一个自然的想象是认为食品价格上升推动通货膨胀。问题是什么推动食品价格。常见的解释是国际农产品涨价或者天气引起食品价格上涨，但2007年农产品进口量增加，对通货膨胀起抑制作用而不是推动作用，而天气的作用难以度量。
宋国青认为真实关系不是农产品价格上涨导致通货膨胀，而是通胀即货币过多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他报告一项正在进行的研究的初步结果，对通货膨胀引起农产品价格上涨传导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基本关系是：由于名义利率调节不足，经济扩张时期真实利率下降。低利率导致投资行业就业增加，农业就业相对下降，农业投入下降引起农产品产量相对下降，进而引起农产品相对价格上升。我国近年实际情况是，宏观经济增长偏快背景下，农产品产量相对下降加上近几年库存下降，在需求较快增长背景下导致农产品价格上升，结果导致农产品涨价引发通胀的失真判断。
宋国青教授还分析了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些特点。从发电量和主要产品产量看，工业生产处于较低水平。投资同比增长率上升可能是数据调整结果。出口和顺差有所反弹。货币增长基本稳定。“热钱”和“股市”下跌的财富效应可能引起货币流通速度减慢，但效果不明显。现在的宏观调控力度适中。
去年以来，房地产销售领域出现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末“滞销”的情况。1988年抢购买不到东西然而通货膨胀率高，说明当时通货膨胀预期影响很严重。通货膨胀最严重的危害就是通货膨胀预期，1989年发生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政策含义是在应对通胀问题上不能犹豫，要防止把通货膨胀预期培养起来。
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宋国青教授认为不升值危害太大。如果只是顾虑汇率升值伤害到谁，与其不升值，倒不如赔他一笔钱，花钱买升值。不过他指出这里讨论相对利害关系，是说“与其这样，不如那样”，并不是说一定应该赔钱。他提出在政策上确实可以考虑做一些变通调整，比如说考虑对外向型企业给予免三年增值税等一次性补偿，同时对汇率政策按照经济规律客观要求放手进行调整改革。
周其仁：中国要力争独善其身
周其仁教授认为，分析2008年上半年经济形势的关键，还是怎样看通胀以及怎样处理通胀与增长的关系。他首先批评目前流行的“输入性通胀论”。输入性通胀论在国际商品价格和国内通胀率之间画上等号，然而国际市场上油价、粮价基本相同，各国通胀率却大相径庭，说明这一理论大有问题。比如俄罗斯、伊朗都出口石油，不应该存在输入性通胀，为什么通胀率还是很高？日本、韩国100%进口石油，理应受到输入性通胀很大影响，为什么通胀率反而较低？同样是新兴经济体，巴西和墨西哥通胀率为什么能够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健区间内？此外，输入性通胀论的言下之意是，中国对通胀无能为力，除了“适应”没有其它办法。这是不能接受的。
中国近年逐步显形的通胀，不是财政透支、滥发货币造成的，而是货币政策受制于汇率政策的结果。本来固定汇率在很多情况下对发展中国家建立必要宏观纪律约束不失为一种上选之策，但是2003年以来中国遇到的新情况是制造业生产率的进步率显著提升、美国经济与美元走软。固定汇率机制迫使央行被动增发了大量基础货币，当过多的货币未被对冲干净、并得不到利率政策遏制时，在中国经济体内就累积起资产价格飙升与通胀抬头的压力。真正“过热”的不是经济增长，不是投资，也不是个别产业部门，而是货币，即货币总量过多。过多的货币在经济体内“漫游”，冲到哪里哪里“热”。去年以来终于冲进CPI。
目前全球包括中国在内，都希望美国经济和美元走强。这是现实而合理的考虑。但是也要准备美国经济和美元在相当时间内就是强不起来。最明显的事情，就是作为一个服务业为主的发达经济，美国的房地产和金融两大部门发生了超历史经验的严重危机。客观衡量，可能不容易马上转回来。面临这一局面，中国应有更全盘的战略考虑：希望美国经济和美元走强，这一点不放弃；但也要认真准备美元就是不走强、甚至趋势性地走弱。这样来看人民币汇率，就不仅是升值多少的问题，而是从根本上脱钩与换锚的问题。这个课题，国青、卢锋教授组织的一个项目正在进行研究，有什么结果再向大家报告。
在全球经济局势扑溯迷离的环境里，中国力争独善其身。我们有这个条件。首先是国内需求推动经济增长潜力巨大，可以通过自身政策调整和改革加以释放。我国能源结构在抵御国际高油价冲击方面也有优势：140美元1桶美元也许我们没办法，但是对1000元1吨煤价我们总有办法吧！那就是释放供给方面的弹性。甚至粮食也有机会，这么高的国际粮价，适当传导给中国农民，增产潜力不会很小。制造业庞大产能，面对国际市场升级空间广阔，转向为内需服务同样潜力巨大。我国服务业还在初级阶段，国人收入增加，时间成本增加，对“方便”的需求方兴未艾，都是服务业的生意。最近几位领导人都讲到要坚定信心。在争取独善其身方面，应有自信可以大有作为。
当前各方面比较担心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从12%以上增速降到略高于10%，这件事情究竟怎样看？首先要客观地承认，现在还是一个蛮高的增长速度。不过更要看到，确实在减速，并且减速区域分布不平均。过去增长猛的地区和行业，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的出口部门，这次首当其冲。我认为关键是把增长与通胀压力放到一个盘子里来考虑。受治理通胀之拖累，增长总要减点速度，因为过去的超高速度里，有一部分就是货币过多的结果。为抑止通胀，货币供给从紧，那部分增长的速度下来，是合乎逻辑的。所以政策方向不是保过去那样的高增长，而是应注意减速不要过快，要给中国经济这个快速猛跑的巨人一个调整适应过程，给特别困难的地区和行业提供必要帮助。
目前要有更灵活的结构政策。比如这次四川震后重建，用各地对口负责的办法就很好。各地花费去年财政收入的1%，帮助对口灾区重建——货币和财政总量都没有增加，但灾区得到很大的重建资源。目前对两个三角洲出口行业，也应该用这个原则处理：一定要帮助，但不靠松动总量，而要靠结构调整把潜力挤出来。东莞政府给困难民众发放一次性补贴，怎么看也是好办法：这笔钱本来东莞政府可以自己花，他们不花，省下来给困难民众，总量上没有动，结构改善的效果很好。仔细看我们的经济，可以挤出来的资源可多了去啦。
至于通过改革可促进的经济增长，更有巨大的可能性空间。例如主动降低进口税收、降低房地产税收，改革供地机制、发展民间金融、适度开放粮食合法出口等等，都可能快收促进增长成效。但是，只要在短期压力面前松一松货币，什么结构调整和深层次改革都难以推进，因为根本没有动力和压力。因此，当前最重要的宏观政策就是货币不要松；再坚持一下，同时用更灵活的结构政策和改革政策来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