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一片喜庆的气氛中迎来了十周岁的生日。作为一系列庆典活动的压轴之戏，经济中心分别在北大百年纪念讲堂和经济中心万众楼举办了两场别开生面的论坛——面向经济学界的“站在巨人的肩上——诺奖得主系列讲座”第六讲，以及面向管理学界的“宏观经济沙龙”。作为中国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的研究、教育中心，这两场论坛两强并重，吸引了众多经济学界、管理学界学者、师生的关注。
9月18日下午两点半，由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主讲、卢锋教授主持的“宏观经济沙龙”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二楼隆重举行。著名经济学家易纲、黄海洲、赵耀辉教授，著名管理学家杨壮、梁能教授列席本次论坛，同时列席的还有来自全国众多高校的经济学者和经济学子。论坛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展开。
卢锋教授幽默风趣地介绍了本次论坛的主讲人周其仁教授的学术及生活背景，早年下放黑龙江，七年半的狩猎生活给了他丰富的人生历练，同时也给他提供了学习马列主义等社科知识，观察社会现象的绝好机会。而78年之后，人大求学、杜润生先生亲自指导，尤其是芝加哥大学、UCLA的留学经历，更让他得以有机会考量现代经济学理论，以现代产权理论解释中国的特殊现象。
周其仁教授在本次论坛所讲的主题为“价格不管用的市场经济”。发言伊始，周教授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他幽默地以诺奖得主弗里德曼访华时的一段趣闻为引子，提出了中国的特殊情况——经济上有价格机制起作用的一面，也有价格机制失灵的一面。所谓价格机制不管用的一面，有三种含义：一种是描述性的，就是有些资源不受价格束缚；另一种含义是理论性、争论性的，是说对有些资源价格机制不可以起作用，一旦让价格机制起作用，就会后果严重；最后一种含义是市场经济下的，对有些资源价格机制应该管用，但条件尚不具备，一旦具备了条件，就应该让价格机制起作用。在周教授的本次发言中，“价格机制不起作用”融合了这三种含义。
紧接着周教授逐个分析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下，价格机制不起作用的几个方面。首先，汇率还不是灵活市场。周教授指出，1994年锁定汇率之后，有效地避免了发展中国家易于以过量发钞解决经济问题的现象，这是有功可寻的。但是，锁定汇率实际上混淆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货币币值是否要稳定，还有一个是中国的货币和其他货币的兑换是否要灵活。其实，从发展中国家的初衷来说，这两个问题完全可以分开来处理。由于货币与货币的兑换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关系，中国有很强的竞争力，而1：8.23的固定汇率却不能有效反应中国对其他国家的竞争力。正是因为这种本国货币估值的扭曲，导致了资源配置上的一系列问题。但到目前为止，主导的观点还是认为汇率不能动。
紧接着，周教授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利率。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利率成了全民讨论的话题，政治色彩不断加强。利率究竟可不可以动？众说纷纭。周教授提出，在利率问题上，价格机制在理论上就不管用。首先，怎样看待贷款的价格？并不是仅仅利息就够了，而是利息加上本金。与其他商品不同，贷款的偿还是先偿还利息，最后偿还本金。因此，就存在一个风险问题。并不是对方出价高就会放款，还必须同时考虑偿还的风险，因此价格机制无法完全发挥作用。
第三，周教授提到了资源问题。他举出了中国市场上的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市场上越是缺什么，什么就浪费得越厉害，这正是因为价格机制没有起到有效的作用。周教授以中国今年的普遍的电力短缺现象为例，今年的突然缺电，是前几年投资结构的问题。然而，前几年江浙地区已经预料到了电力需求的扩张，但是中央计划体制不同意建设电厂。一旦出现了缺电情况，宏观调控的作用似乎显得愈加重要了，这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尤其值得反思的是，电力紧缺之后，各级官员想到的不是通过价格机制来调节，而是试图教育民众节约用电。教育并非完全没有作用，但不动价格的话无法根治，既不能限制当期消费，又不能刺激将来供给，更不能刺激替代品的产生。
紧接着，周教授顺着如上逻辑提起了垄断问题。以中国电信业改革为例，价格机制在此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什么印度移动的服务、价格都比中国的好，为什么中国电信业改革进行不下去？中国存在着特殊的情况，全世界的管制是防止价格过高，损害中小参与者的利益，而中国是运营商要求降低价格，政府不允许，理由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这就形成了非常尴尬的局面，消费者和运营商都欢迎降价，而政府的介入却使之无法实行。
与此类似的是，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医疗体制改革方面也遇到了价格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的难题。医疗事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术业有专攻，病人有了头疼脑热，自己是不会知道要开什么药，要不要开刀的，对病因、治疗方法的诊断只能由专业的医生给出。然而这里就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了，现在的情况是产权界定不清，没有明确的市场机制对“要不要开刀？开什么药？”这样的话给出明确的定价。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什么激励机制可以让医生给出最准确的信息？光靠道德约束是不够的，最根本的解决方案还是让明确的价格机制说话。
最后，周教授总结了中国经济的二元特征。一个是以明确产权界定为基础，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方面，一个是产权界定不清楚，价格机制不发挥作用的一面，这二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替代性、竞争性关系。然而在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背景下，价格机制不起作用的那部分还很顽强，靠渐进主义形成的市场经济可否持续，这是今后研究和发展的重点。
黄海洲教授随后就近日所做的课题，对周教授提出的汇率问题做了精彩的补充。他所讲的主题是“汇率机制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在亚洲国家，最好的汇率机制是管理浮动，而不是固定汇率。究竟是否要走向完全浮动汇率，这个尚没有定论，但是汇率政策从总体上来说，应该向浮动方向转换。这一研究结果是对周教授的理论的强烈支持。
在周教授、黄教授的主题发言之后，论坛很快进入到精彩纷呈的交锋时刻。各方专家、学者围绕着“价格不管用的市场经济”这一主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梁能教授就腐败现象提出自己的困惑——作为非市场这一块的影子价格，为何腐败的价格越来越高？周教授对此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给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这一现象正是由于中国经济的二元性所导致——经济中既存在着价格机制起作用的一面，又存在着价格机制失灵的一面。由于后者的存在，地方政府官员可以把很多项目、权利揽在手中，创造了腐败的条件。而开放的市场使得手中的这些权利得以顺利实现其经济利益，实际上成为对权利腐败的变相激励。
随后，杨壮教授与易纲教授探讨了国人的信用问题。杨壮教授作为北大国际MBA美方院长，相当关注信用问题在商界运营中的重要作用，并且提及在不久前的一次亚洲论坛上，日本驻印度大使指出中国人存在着诚信危机，这无疑给国人敲响了警钟。易纲教授深为认同这一观点，他指出信用问题要从小抓起。在中国的环境下，很多孩子从小就习惯于说谎。从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在我们的教育体制下，家长、老师对孩子都太严苛，不易原谅孩子的错误。因此很多孩子渐渐习惯于通过撒谎来逃避惩罚。这种中国文化特色，反映到交易成本中就是现在越来越被重视的信用问题。
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们在台前探讨得热火朝天，场下的听众也是意兴盎然。几位学者展开的讨论引起了大家浓厚的兴趣，大家分别就之前讨论的话题提出自己的疑问。从山西煤矿资源价格的扭曲，到日本50年代以来汇率政策的变化，从经济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到商学院需要培养的基本素质，大家就广泛的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而诸位教授也根据自己的理论，对这些问题做了相应的阐发。他们或睿智、或幽默、或激昂、或平实的发言，引起了台下阵阵热烈的掌声，整个宏观经济沙龙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走向尾声，为整个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活动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