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篇：
1 中国走进“新常态”
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11月9日，习近平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12月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把“新常态”下的九种趋势性变化总结了出来，已完全超出了总结上年度、部署下年度经济工作的涵义，而成为对当前历史时期中国经济增长与转型状况的系统分析。8月5日、6日、7日，《人民日报》连续三天在头版位置刊登了“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系列评论。各地媒体及专家学者纷纷对“新常态”给出解读、梳理、谏言。“新常态”成为最热的关键词。
当前，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不仅表现在人口、土地等红利逐步消减，拉动增长的“旧动力”逐步下降，新的增长马力不足。适应的关键在于深化改革开放和调整结构的力度，将已经出台的重大经济改革举措落实到位，同时推出既利当前又利长远的高质量改革方案。引领新常态，就要加快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中国要积极顺应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大势，以更有力的改革举措，让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中迈上新台阶、实现新跨越。
2 学术界热议“法治中国”建设
今年对于中国的法治发展来说意义非凡。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人们怀着敬意广泛地纪念这部宪法的“60周年”；根据“五四宪法”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在60年前首次召开，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大成立60周年时说，中国这样一个有5000多年文明史、几亿人口的国家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治制度，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法治”为主题。法治在国家生活、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法治中国”建设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牛鼻子”，抓住了法治建设，改革就有了更清晰的依据和目标模式；搞好了法治建设，中国道路、中国制度才有了“定型”。在四中全会的部署下，新一轮司法改革的试点工作稳步开展，法检系统人财物省级统管、司法系统面向社会延揽人才、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形成记录……这些改革的最根本目的无不是为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2014年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决定，将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增强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加强宪法实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让法治信仰深深扎根于人民内心。人们期待，四中全会后，宪法法律在社会发展和国家生活中的价值愈加凸显，“法治中国”能成为像“市场经济”一样的全民共识。
3 重建社会主义文化魅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大以来治国理念的重要来源。针对当下选秀节目、穿越剧等低俗、媚俗节目占据荧屏、追名逐利的浮躁之风、文化艺术作品创造力不够、文化过于市场化等现象，2014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全国各地的宣传部门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上海、北京、广东等地文艺家纷纷表示，要承担起文化复兴的使命，创作无愧于民族和时代的精品。作家王蒙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笔端。《人民日报》围绕讲话精神刊发系列评论员文章。讲话也引起学界关注。张永清教授表示，座谈会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周志强教授认为，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显示出当前时代文艺价值观的核心命题。文艺讲话中人民价值观的重提，具有了重新塑造社会主义文艺品格的诉求，敢于从现实和历史的层面重建社会主义文化的魅力。
4 户籍制度改革终“破冰”
近年来，各界学者和政府部门的研究人员都开始针对户籍制度改革进行有益的尝试。2003年，施行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2005年公安部《探索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制度》进一步放宽大中城市户口迁移限制。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加快户籍制度、社会管理改革，为迁徙自由创造制度环境。
今年7月30日，国务院正式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这标示着我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
户籍制度改革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公共卫生服务、考试招生制度、住房保障制度、农村产权、财力保障等方面的改革紧密关联。学者普遍认为，剔除附着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限制，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面前地位平等，是同步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十分重要的前提。
《新京报》调查显示，26.7%的网友表示户籍出身是拉大收入差距的体现之一，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学困难等问题广受社会热议。“北京人大学”、“知识不是力量，沪籍才有分量”，这些追问连同对医疗资源、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吁请，体现出公众对突破户籍限制、呼唤公平正义的强烈诉求。
5 以开放的姿态促进更广泛的互联
自中国1994年4月20日全功能接入互联网，到今年，互联网已走过20年历程。1994年，中国第一条带宽只有64K的国际专线建成；今天，网龄20岁的中国拥有6.3亿网民，12亿手机用户，5亿微博、微信用户，社交端口同时在线人数突破2亿，拥有全球4家市值排名前10的互联网科技公司，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互联网大国。11月19日到21日，以“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为主题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中国浙江乌镇举办。此时距离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提出“地球村”的概念已有47年，世界在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中跨越时空天堑实现互联互通。从2014年到2015年，中国互联网经济正从量变走向质变。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媒体与互联网技术的高度融合，大数据技术的全面兴起，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曼青判断，互联网作为信息技术领域的主战场，将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经济发展方式乃至社会生态体系。互联网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姿态来拥抱互联网？国家网信办主任鲁炜表示，可以预见，在未来1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加快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发展将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中国已拥有数量最多的互联网用户群体、成长最快的电子商务市场和规模最大的网络设备制造产业，以开放的姿态促进更广泛的互联，是中国的机遇也是中国的责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完善网络信息服务、网络安全保护、网络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依法规范网络行为。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指出，应对信息安全挑战，需要政府、研究机构和产业各个层面的协作，也需要不同国家、不同组织的密切合作。
6 全面放开二胎尚无时间表
11月12日，是我国公布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一周年。而据媒体报道，全国符合生育条件的1100万对夫妇只有70万对申请。舆论预想中的第一波生育小高潮并没有如期到来，在一些沿海经济发达城市,甚至出现计生人员开始“催生”的现象。目前已形成共识的是，近年来中国生育率长期保持1.4%—1.5%水平，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估计，中国老龄人口将在2020年前增加60%，而劳动人口则将减少35%。这样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转变给中国及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中国社科院12月15日发布《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中国目前生育率已经非常接近“低生育陷阱”，呼吁尽快从“单独二孩”向“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过渡。报告称，“中国的人口红利从2010年开始逐渐消失，即使执行了单独二孩政策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趋势。”
许多学者认为，放开两孩的时机已经成熟, 如果全面放开两孩，对生育率的回升有显著的影响,从长远来看,全面放开两孩对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对经济长期的增长都将有正面积极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全面放开二胎，国家层面仍然持谨慎态度，国家卫计委曾多次公开表示，目前暂无全面放开生育二胎的时间表。
7 低俗的喧嚣何时休
从东北二人转的争议被广泛关注，有学者直指二人转为低俗秀、市场的奴隶；到《小时代》、《后会无期》等的票房高企，好评恶评悬殊，清华大学教授肖鹰直言《后会无期》是低俗的代表，其署名文章《“天才韩寒”是文坛丑闻》引起很大的争议，而赢得口碑的《黄金时代》却票房惨淡；再到有人将2014年称之为电视综艺节目的“喜剧元年”，纵观2014年的大众文化是争议喧嚣的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主张文艺要抵制低俗化、媚俗化倾向，这无疑给当前“娱乐至上”的大环境注入清醒剂。
缺乏创新、拒绝价值与意义成为当下文化发展的软肋。《中国达人秀》、《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等高收视率综艺节目，有学者称之为“拿来主义”横行中国电视荧屏。作为国家文化生态和公众心理的终端显示屏的电影，如《白日焰火》《心花路放》《亲爱的》《黄金时代》等影片，存在着票房与电影的分裂。有学者认为，热卖片成功的共同元素是感官性的，身体性的，直戳你的泪点和笑点，同时，以拥抱主流的姿态拒绝意义与价值，但这的确是当下中国文化的问题。虽然中国元素在国际舞台呈现增多的趋势，但是有影响力的文化含量却很少，往往只是一个符号。
8 甲午120年祭
甲午海战双甲子之年，再祭那场剜心之痛的战争，因为甲午年，是中国的命运转折之年。120年前的夏天，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场战争的结果使中日两国自此国运殊途，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到了亡国灭种边缘。120年后的甲午年，则被中国人称作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
学术界对于这场战争投入了异常的热情和关注，研讨与座谈贯穿整个甲午年。当年的战场威海今年热闹非凡，8月27日，由海军与军事科学院联合举办的甲午战争120周年研讨会，在停泊于威海新港的海军88船开幕。海军政委刘晓江在讲话中指出，120年前的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举办这次研讨会，是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举措，目的是反思历史、总结教训，以史鉴今、启迪未来，强化忧患意识，激发爱国热情，更好地推动强国强军实践。9月1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威海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甲午战争与东亚历史进程——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威海市开幕。在两天的会期中，与会专家学者对甲午战争的历史背景和起因、甲午战争前后的国际关系、《马关条约》谈判、东亚海权问题、中日海军战略、历史人物研究、甲午战争对中日关系及东亚格局的影响以及与甲午战争史相关的其他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在此前的7月26日，由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台湾高雄市中央军事院校校友会和山东孙子研究会联合主办的“两岸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威海、青岛举行。另一场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举办“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学术报告会，早在2月28日就在京召开了，旨在让两岸青年共同铭记与反思这段屈辱历史，增进两岸青年更深入了解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促进两岸青年之间的团结。此外，京沪为首的各科研机构和高校也举行了多场讨论会。
9 燕京学堂事件拷问高等教育改革
今年5月，北京大学宣布正式建立燕京学堂。燕京学堂作为北京大学独立建制的教学科研实体单位，将面向国内外青年学生开设一年制“中国学”硕士研究生项目。但是，这一计划很快在校内外引起种种争议，经由《东方早报》《中国青年报》《中华读书报》《南方周末》《新京报》等多家媒体的报道，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遂成为中国学界、教育界的重要公共事件。在高等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学者们认为，北京大学的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她的一举一动甚至关系到整个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因此，对于燕京学堂事件，学者们不仅仅关注选址、中国学学科设置等细节争论，更重要是反思当前高等教育的弊端，寻求消除它的办法。有学者就提出，燕京学堂事件是“导师负责制的沦落”的体现。而导师负责制则是高等教育以“教师为本”的具体落实。“教师为本”就是要使教师在学生教育上全面具有话语权甚至抉择权。如果这个大问题不首先解决好，任何关于教育成败得失的谈论都没有意义。
临近年末，《北京大学综合改革方案》已获批准并开始全面实施。作为全国首批综合教育改革试点单位之一，北大希望通过改革解决发展中遇到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步建成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和治理体系。在北大出台的一系列具体改革措施中，备受关注的是学术委员会为“最高学术机构”、倡导“师生治学。这也许可以视为落实“教师为本”的又一次改革尝试。其实，早前在北大颁布的大学章程中，也提到要把学术委员会建成为最高学术机构，如果能实现，就能真正突出教师作为大学教育主体的作用。而在学者们看来，要真正实现教师的主体作用，就必须推进最根本的改革——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突破现有的行政治校框架，实现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的分离。这一点对我国的整个高等教育改革至关重要。
10 《21世纪资本论》引发热议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新作《21世纪资本论》一经出版，便登上了西方畅销书排行的榜首，引发世界各国的热议和争论。一些自由派经济学家对此书高度赞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连发三篇评论，盛赞它是“本年度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甚或将是这个十年最重要的一本书”；而同时，美国保守派则大惊失色，拼命反驳和批判。基金经理丹尼尔·沙克曼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愤怒指责该书“对金融资本赚取回报的概念抱有中世纪式的敌意”。《经济学人》网站刊文指出，这本书大受欢迎之处在于，它指出持续增长的财富集中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现象，同时呼吁向全球富人收税，以此作为改善现状的方案。
同样，这本书在中国从政治界到学术界也产生了极大反响。中国理论界对该书所提出的如何治理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的方案进行了系列解读评论，普遍认为该书对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提供了可供借鉴的重要参考。同时也有学者对该书的某些观点与论证逻辑的局限性给予批判。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认为，作者的眼光仅限于二十多个发达国家，未能把全球作为一体来研究。只有同时考察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才能厘清该书发现的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因，而整个结论将会逆转。中央编译局李其庆研究员认为，皮凯蒂是要用他的所谓“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来取代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主张把分配问题当作政治经济学的中心议题。但从总体来看，因为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度没有改变，所以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问题也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
国外篇
1 “一战”百年展望国际形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留下深刻的血腥烙印。2014年距“一战”爆发已整整一百年，国外社会科学界纷纷发表文章，强调要警惕当前的危险形势。6月27日，伦敦经济学院研究员安德鲁·哈蒙德（Andrew Hammond）在美国有线新闻网刊文指出，如今的世界局势似乎又回到了100年前，即新兴大国崛起，引起区域不平衡。不过目前美国军力一枝独秀，各大国都有核武器，加上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存在，使防止1914年悲剧重演成为可能。
6月28日，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阿米塔夫·阿查里雅（Amitav Acharya）在《印度时报》上刊文指出，中国崛起不会像当年德国的崛起那样引发世界大战。原因在于，当前大国被克制和相互依赖捆绑在一起，核武器的毁灭性力量将会让各国慎战，如今没有争夺海外殖民地方面的竞争，全球组织也比较多，而亚洲领导人更关注经济增长。7月27日，美国《大西洋月刊》发表伯特·所罗门（Burt Solomon）的文章称，没有多少证据显示人们变得明智了，因为原本打算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完全没有达到这种效果。日本《每日新闻》7月28日社论称，一百年前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当今国际形势敲响警钟。为了避免战争爆发，我们应该回顾历史，吸取教训。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休·斯特罗恩（Hew Strachan）在7/8月号《美国利益》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当前的启示，认为根据欧洲安全状况的发展演变，各国像1914年那样行事的可能性很低。
2 纪念柏林墙倒塌25周年
横亘155公里的柏林墙曾是德国分裂、东西方阵营对峙和冷战时期的重要标志。1989年11月9日，东德同意开放柏林墙，成为两德统一和冷战结束的信号之一。今年是柏林墙倒塌25周年，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德国《图片报》上刊文强调柏林墙倒塌对结束冷战的重要意义。
英国《每日电讯报》称，柏林墙倒塌开启了一个充满机遇的新世界。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公开表示：“当前世界面临一系列危机，我们能让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这是柏林墙倒塌传递出的信息。”俄罗斯学者剖析了柏林墙倒塌的双重蕴意。美国媒体普遍认为，面对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东西方对立，这个周年纪念日引起了独特的反响。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Dmitri Trenin）认为，“苏联的解体和共产主义的崩溃是两件不同的事情。苏联解体被很多人看作一场大灾难。所谓灾难，并不是指帝国的崩溃，而是指整个秩序、福利国家和生活方式的崩溃。”英国俄罗斯问题专家、《新冷战》一书作者爱德华·卢卡斯指出，西方在失去共同敌人苏联后，不再团结，并警告如今的欧洲局势较当年更不稳定。英国《每日邮报》11月8日刊文称，从经济、体育、平均寿命等方面数据来看，东西德仍未实现真正的统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让—沃纳·米勒（Jan-Werner Mueller）在3/4月号《外交》杂志刊文指出，柏林墙倒塌后东欧并未走上真正的自由民主之路，而是一种非自由的民主制。
3 “工业4.0”：机遇与威胁并存
工业4.0（Industry 4.0）是2014年一个全球炙手可热的话题。7月10日，《工业4.0》一书作者西格弗里德·鲁思沃（Siegfried Russwurm）教授在西门子工业论坛上表示，“工业1.0”是蒸汽机时代，“工业2.0”是电气化时代，“工业3.0”是信息化时代，“工业4.0”则是智能化时代。5月10日，德国CNC日本分公司管理部主任约什·勒格威（Jochen Legewie）在《日本时报》指出，“工业4.0”这种新工业趋势对日本是一个重要机遇，因为后者的经济严重依赖强大的制造业。作为一个工业巨人，日本有能力根据需要调整其技术发展方向。
9月18—20日举办的第七届亚洲制造业论坛年会聚焦“工业4.0”，德国电气委员会电子信息技术协会秘书长伯恩哈德·蒂斯（Bernhard Thies）认为，“整合”是德国“工业4.0”的核心，既包括横向的整合，也包括纵向的整合，对订单的处理既涵盖生产也涵盖配送。以“工业4.0”为代表的下一次工业革命将为欧洲带来巨大机遇。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智能机器对人类的威胁也逐渐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牛津大学哲学教授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认为，它可能极大地改善人们的生活并有助于解决疾病、饥饿，甚至贫困等世界性问题，但也可能取代人类或杀死许多乃至全部人类。著名企业家和创新者埃伦·穆斯克（Elon Musk）也预测，超级智能计算机很有可能消灭人类。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W. Hawking）撰文称，科学家如果轻视人工智能的潜在危机，则会导致人类自身的灭亡。安吉拉·陈（Angela Chen）在美国9月11日《高等教育纪事报》刊文指出，预防智能机器的威胁关键要解决“动机选择问题”。
4 美俄对抗引发“新冷战”猜想
2014年，克里米亚入俄、乌克兰东部问题、马航MH17坠毁等“突发”事件频现，美俄心结难解，对抗加剧，“新冷战”字眼频见报端。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后，盖洛普于3月27日发起一项新民调，结果显示，50%的受访者认为另外一场冷战即将到来。此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俄罗斯展开了制裁与反制裁的博弈。
4月29日，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美国媒体上抨击美国主导的新一轮对俄制裁，外长拉夫罗夫称西方制裁“完全缺乏常识”，俄上议院议长呼吁对等还击。5月11日，美国国家利益中心执行主任保罗·桑德斯（Paul J. Saunders）在《国家利益》杂志刊文分析美俄新冷战的七个新特点，即美俄实力不对等、俄未形成吸引人的替代意识形态、全球化和技术赋予掠夺者以能力、成为地区大国并不一定是弱点、第一次冷战产生了规则但本轮没有、地缘政治有所不同、核武器的作用不同。与普通民众和保守主义者的态度不同，奥巴马一再否认美俄爆发新冷战。7月29日，奥巴马宣布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制裁，但否认美俄迎来“新冷战”的说法。此外，美国《外交》杂志2014年7/8月号刊登了哥伦比亚大学荣休教授罗伯特·莱格沃德（Robert Legvold）的文章，作者主张美俄应该避免“新冷战”，认为双方应停止指责对方，消除不信任。与前几次类似，美俄“新冷战”被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公开对抗或难再现。
5 “欧亚世纪”呼之欲出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联系日益密切。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到“海上丝绸之路”，从“欧亚大陆桥”到“泛亚高速铁路网”，从石油天然气管道到各种物品和人员流动，欧亚大陆各国正被紧密地联系到一起，国外各界惊呼“欧亚世纪”即将到来。
新加坡《联合早报》4月12日文章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底在德国访问了由重庆始发的“渝新欧”国际铁路列车的终点站杜伊斯堡，被外界视为中国中西部建设中欧铁路桥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正式拉开序幕。新加坡南亚问题研究所研究助理拉吉夫·查图维迪（Rajiv R. Chaturvedi）称赞复兴“海上丝绸之路”，并在《印度教徒报》4月11日的文章中称，中国正在经历“邓小平时代2.0版”，即通过大胆创新的方式调整中国的全球姿态，复兴“海上丝绸之路”就体现了这种创新手段，这有助于提高中国在全球的地缘战略地位。5月22日，巴西评论员皮普·埃斯科巴（Pepe Escobar）在美国《赫芬顿邮报》刊文指出，建设中的“管道斯坦”使各种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在欧亚大陆纵横交错，构成该地区的生命循环系统。价值1万亿美元的“管道斯坦”交易将在10年内完成，最终会把欧亚各国紧密连接起来，这包括中俄最近签署的天然气“世纪大单”。西班牙《起义报》10月9日文章指出，“美国新世纪”正在迅速老去，北京—莫斯科—柏林的战略贸易联盟有可能在未来实现。此外，美国地缘政治分析智库“维基战略”分析师雷戈·劳森（Greg R. Lawson）研究了欧亚世纪对美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文称，中国的崛起以及中俄两国签署战略协定可能性的提高，给美国战略家敲响了警钟。
6 警惕亚洲复兴滑向“民族主义”
5月19日，专栏作家贾斯汀·雷蒙德（Justin Raimondo）在美国“反战”网站（Antiwar.com）刊文，讨论从东欧到远东的民族主义复兴问题。文章指出，在“一战”爆发100周年之际，人们应警惕因欧亚的民族主义引发新冲突。澳大利亚《商业观察家》编辑彼得·蔡（Peter Cai）、美国巴德学院菲利普·斯蒂芬斯（Ian Buruma）教授和菲律宾外交事务分析家理查德·海德林（Richard J. Heydarian）也分别撰文分析了亚洲的民族主义问题。彼得认为，民族主义是影响亚太地区经济增长和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它被严重低估了；菲利普着重分析了日本、印度的民族主义动向，以及美国因素对中印、中日关系的影响；理查德则认为，在亚洲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大众民族主义在普通民众和政治领导人那里获得认可，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注意力转向领土完整和历史权力等传统概念。与之类似，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报告认为，没有条约架构的亚太地区正展开全面的军备竞赛，好战的民族主义愈演愈烈，国家间的矛盾也在不断增长。
对此，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努里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分析了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他在英国《卫报》6月6日撰文指出，经济复苏乏力为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党打开方便之门。维也纳大学东亚经济与社会问题专家吕迪格·弗兰克（Ruediger Frank）也指出，亚洲的民族主义正在上升，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可能迫使政客采取更极端的行为，这会导致冲突的风险加大，但当前爆发冲突的可能性较低。
7 埃博拉疫情牵动全球反思
2014年，西非各国爆发埃博拉疫情，造成非洲大量人员死亡，还有在全球蔓延之势，一度引发恐慌。8月27日，英国《金融时报》针对医疗工作者短缺问题指出，恐慌和歇斯底里已成为医疗工作者最可怕的敌人。
新加坡《海峡时报》8月21日刊文指出，在美国、欧洲、日本因担心传染撤回大部分医疗人员和志愿者之际，中国却派人赴非洲援助抗击埃博拉。美国医学专家托马斯·弗里登（Thomas R. Frieden）等人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9月25日的文章中阐述了预防埃博拉的三种途径，即谨慎处理感染病例，教育当地人改变丧葬习俗，避免接触野生动物或蝙蝠。此外，英国《金融时报》7月29日的社评指出，遏制疫情需要更多的当地合作和全球支持。文章还认为，尽管埃博拉病毒主要是一个健康问题，但可能很快演变为该地区的经济危机。不论是出于人道主义，还是考虑到埃博拉对西非国际企业和投资造成的威胁，各方都应对埃博拉病毒采取更果断的行动。10月13日，《赫芬顿邮报》刊文指出，非洲的健康问题不仅仅是埃博拉病毒，它还缺少足够的医疗机构，如医院、医生、护士和药品等。在埃博拉得到控制之后，富裕国家必须着手改善非洲贫困国家糟糕的公共健康环境，包括洁净的饮用水、电力供应和现代化公路等。10月17日，美国《评论汇编》刊登“西非开放社会倡议”（OSIWA）执行董事阿卜杜勒·特延-科尔（Abdul Tejan-Cole）的文章，倡导各国以一种灵活、适用和透明的方式加强抗击埃博拉疫情的医疗合作。
8 欧洲陷入“反犹主义”回潮乱象
2014年以来，欧洲各国接连发生多起反犹太人事件。8月7日，专栏作家乔恩·亨利（Jon Henley）在英国《卫报》刊文称，欧洲的反犹太主义达到纳粹时期以来最严重的程度，对犹太人的仇恨已经蔓延到欧洲各国的犹太人社区。9月28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迈克·金（Mike King）题为《欧洲反犹太主义公然回潮》的文章，文中描述了类似的欧洲反犹太主义场景。对于这一轮反犹主义的原因，英国《经济学人》杂志8月2日指出这与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有关，很多欧洲人直接将矛头指向犹太人，他们对犹太人的仇恨心理被激化。8月10日《今日美国报》文章也认为，持续的加沙冲突重新点燃了欧洲多国的反犹太主义情绪，反犹情绪进而爆发演化为各类暴力事件。
《经济学人》另一些文章认为，部分以色列和美国犹太人团体对反犹威胁过度渲染，反而助长了反犹太主义情绪。9月17日，《外交》杂志网站刊登了美国智库“新美国基金会”研究员亚斯查·蒙克（Yascha Mounk）的文章，分析欧洲反犹太主义的现象和本质。在他看来，欧洲穆斯林中的反犹太主义上升是导致欧洲反犹浪潮高涨的一个因素。同时，欧洲各界也出现了反对反犹太主义的声音。7月22日，路透社、合众国际社等媒体报道，欧洲反犹浪潮促使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三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这种行为。他们称：“我们的社会不允许煽动反犹情绪、对犹太人敌视以及袭击犹太教徒和犹太教堂的行为。”9月16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柏林举行的大规模集会上发表对抗反犹主义的演讲，呼吁德国各界摒弃反犹思想，保护犹太人的合法权益。
9 中国反腐“撬动”全球
2014年中国反腐频出重拳，“打虎”、“拍蝇”、“猎狐”、“连窝端”，这与今年国际反腐败日“打破腐败链”的主题不谋而合，引发一系列国际效应。长期研究中国治理问题的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鲁·韦德曼（Andrew Wedeman）表示，“这是中国实行改革以来对腐败问题最全面彻底的打击。”时事评论员弗莱迪·沃森（Freddie Dawson）7月31日在美国福布斯网站刊文称，中国反腐将促进知识产权保护和法治的实施，长远来看有助于吸引外国资本。9月10日，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博斯金（Michael Boskin）在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刊文指出，如果中国想要成功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减少腐败非常重要，这是中国开展反腐运动的真正目标。
对于中国的海外“猎狐”行动，国际舆论也给予充分肯定。美国《外交官亚太时事》杂志10月3文章称，如果不切断腐败官员转移资金的途径，贪官只需逃往海外就可以免于处罚，因此“猎狐”对中国非常重要。《悉尼先驱晨报》10月20日文章称，布置强硬路线来阻止中国的经济逃犯，有利于保持投资流动的完整性。因此，澳大利亚警方同意协助中国引渡逃到澳大利亚的中国贪腐官员，并协助查封他们的资产。然而，英国《金融时报》10月10日文章表示，中国的反腐调查对西方提出了挑战，中西国家法律体系不同、犯罪标准不同，引起了对西方国家是否引渡中国犯人的争议。在中国，死刑对腐败案件同样适用，这为部分不允许执行死刑的国家带来了问题。此外，中国还积极推动国际反腐合作并取得巨大进展，《北京反腐败宣言》和G20全球反腐共识是重要成果。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众多主流媒体都对此予以关注。
10 2014年逝去的大师
1月9日，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戴尔·莫滕森（Dale T. Mortensen）逝世，享年75岁。莫滕森的研究领域集中在劳动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经济理论，尤其是在工作搜寻和失业理论方面颇有造诣，并且将其扩展到劳动调整、研发、个人关联以及劳动再分配等方面的研究。
4月17日，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哥伦比亚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José de la Concordia García Márquez）逝世，享年87岁。马尔克斯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和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他将现实主义与幻想结合起来，代表作包括《百年孤独》（1967年）、《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年）等。
5月3日，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盖瑞·史丹利·贝克（Gary Stanley Becker）逝世，享年84岁。贝克长期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为芝加哥经济学派成员之一。他是首位将个体经济学方法应用到社会学分析的经济学家，对于家庭经济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7月13日，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逝世，享年91岁。戈迪默是南非现代舞台上的一位杰出作家，她撰写了13部长篇小说，200多篇短篇小说，200多篇散文。在种族隔离最黑暗的时期，她以反种族隔离为己任，被国际社会称为“南非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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