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淑英获AOM服务贡献奖

在8月9日温哥华召开的第75届美国管理学会（AOM）年会上，徐淑英教授被授予“杰出服务贡献奖”。

 

　　

每年，AOM会综合服务、科研、创新教学方法、突破进展等因素表彰在管理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四位学者。徐淑英教授被授予“杰出服务贡献奖”，主要是因为她在担任《美国管理学会学报》（AMJ）主编期间对AOM的付出，同时在创立IACMR过程中作出的努力。在提名信中，陈晓萍教授对徐淑英教授的贡献作出了如下表述：

　　

“在作为一名管理学者的35年学术生涯中，徐淑英教授全身心投入到管理学事业中。1996—1999年，她担任AMJ主编；2008—2013年，她担任AOM的领导职务。除了AOM的工作，她还创办了IACMR和会刊《组织管理研究》（MOR）。此外，她还是香港科技大学管理学系创系主任，并创办了恒隆组织管理研究中心。”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徐淑英教授的自传来了解一下她的管理研究足迹。

　　

 

 

　　

1948年9月4日的早上，我出生在上海郊区一个村庄的茅屋里。出生后的9年零8个月，我一直生活在那个小茅屋里，睡在出生时的那张床上，直到1958年5月9日我随妈妈离开上海去了香港。妈妈坐一只小船偷渡到了香港，而我被一个陌生妇女带着过了澳门的边界（看起来我像她的女儿，这也是那时香港与澳门边界法律的一个漏洞）。中学毕业后，我进入一所师范学院求学。那时，妈妈已经去世了。1970年6月20日，我完成了师范学院的学业。由于不打算从事教学，我来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德鲁斯分校读本科。大四的毕业论文是我第一次接触并认识研究。我研究了婴儿对有胡子的和没胡子的陌生男人如何反应。当时我假设婴儿在见到有胡子的陌生男人时会大声哭，但在见到没有胡子的陌生男人时不会哭。论文的指导老师正好有胡子，他就在大学的托儿所里扮演了一个陌生人，看婴儿对他是如何反应的。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做研究的乐趣。

 

 

从1973年到1975年，我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明尼阿波利斯分校攻读硕士学位。我选的是需要做硕士论文的课程项目。利用劳资关系中心（Industrial Relations Center）收集的大量数据资料，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我试图了解员工工作态度与其工作绩效的关系。数据在IBM穿孔卡片上，总共有15盒。每当需要把这些卡片的信息输入计算机时，我就用小货车把这15盒卡片推到地下室的计算机中心。数据输完后，我即时分析，因为当晚数据便会被删除。要做新的分析时，我得重新把小货车推到计算机中心，重来一遍。在做数据分析的几个月里，计算机房的工作人员成为我最好的朋友。这段经历使我对研究有了一些更加深入的认识。我也认识到用速度非常慢的计算机分析数据时，得有耐心。这段经历虽辛苦并充满挑战，但我乐在其中。

　　

攻读硕士的第二年，我开始在学校医院的人事部门工作。我的职位是“人事研究分析员”，可以自由地提出任何对医院管理有价值的研究项目。我分析了护士的离职率和原因，并用人力资源会计方法估计出自愿离职的成本。我把研究结果写成了文章，寄到一本叫《医院》（Hospitals）的期刊。一个月后，我惊喜地收到了文章的接收函。在我整个研究生涯中，这是唯一一篇首轮投稿后就被接收的文章。期刊还赠我一个精美的镇纸（paperweight）予以答谢。初战告捷，我很自信自己可以成为一名成功的研究者。

 

 

作为人事专员在控制数据公司（Control Data Company）工作了几年之后，1978年，我进入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攻读博士学位。那时读博士的目的是学习更多关于组织、领导力及团队的知识，以更有效地帮助企业管理者。当时的打算是，完成博士学业后继续回到公司工作。博士学习的三年，小部分时间还在公司做培训工作，大部分时间当教授的研究助理。有位教授教我如何把自己的想法理论化，另一位教授教我严格的实证研究方法。我学习如何写作，渐渐喜欢那种心随己愿的学术自由；同时体会到研究对管理实践改善的价值。毕业后，我把自己的打算告诉控制数据公司的上司，想尝试做几年研究工作。我还问上司：“如果学术工作不适合我，我是否可以回到公司工作？”上司给了肯定的回答：“你当然可以再回来。”在我看来，如果成为一位研究者或者教授，我可以在教学和研究中帮助很多公司，但如果仅是一家公司的员工，我只能帮助一家公司。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天真的想法，但正是这个想法引领我进入了学术研究领域，并使学术研究成为我毕生的事业。 所以，之所以从事学术研究，既因为我对学术研究的热爱，又因为我坚信学术研究有益于实践，能够改善实践。

　　

以上简单介绍了我是如何开始研究生涯的。从毕业于UCLA开始算起，到2011年6月，我已经从事30年的学术研究工作了。1981年8月15日，我在杜克大学开始第一个研究教授的职位，2011年6月26日，我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讲座教授的位置正式退休。30年间，我受聘担任的教职主要有：

 

1981—1988年，杜克大学，助理教授

1988—1995年，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副教授

1995—2003年，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系主任

2003—2008年，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摩托罗拉国际管理教授

2000年至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光华领导力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2005—2009年，西安交通大学，杰出客座教授

2011年至今，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杰出客座教授

 

 

我现在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那里还有我的办公室。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时候，我还去学校办公室工作。另外，我继续留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特聘教授，并每年到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讲学几周。除了这些学校的工作外，我继续作为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的顾问以及《组织管理研究》（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MOR）的主编。最近，我还为学会创办了一本面向公司管理者的新期刊，取名《中国管理新视野》（Chinese Management Insights, CMI）。该期刊主要刊登选自《组织管理研究》（MOR）的精华文章中适合公司管理者阅读的内容，并解读其对管理实践的具体启示，同时开设企业家专栏，与读者分享中国成功领导者独特的管理理念与实践。

　　

此外，我还是美国管理学会的一员，并且担任2011—2012年度主席。

 

 

我的一生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职业规划，也没有定什么事业目标。我只知道尽我所能把摆在我面前的事情做到最好。结果，越来越多的机会找到了我。有时我会面临很多选择，这时我想我应该以“为最大多数的人带来最大的福利”的原则来作决策。因此，我选择了学术研究的道路，而不是回到公司工作（虽然当时在公司的收入比在学校多）。这也使我决定成为香港科技大学组织管理系的创办主任，同时也引领我成立了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创办了《组织管理研究》（MOR）。我在各大高校从事全职教学工作的时候，以上许多事情都是业余的职业志愿服务，这些事业增添了我在学校的全职教授工作之外的意义。

　　

我是一个普通人，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唯一的优点是勤奋。我的主要缺点是，我一直天真地认为我的研究可以为知识领域及实践领域带来一些改变。北京大学的张志学教授在我2009年11月7日在光华三个小时的演讲结束时总结说：“徐教授是一个简单的人。”从专业性和个人角度讲，“简单”这个词确实把我总结得很好。这种意识使我认识到任何人，包括正在读此书的你，通过尽自己最大努力，专注地做自己从事的事情，一心一意地把它做到最好，你一定能在职业生涯中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