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届中国经济学年会的政治经济学讨论专场（分会场—专题十六）与2017年10月14日下午在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文荟楼211教师进行。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安徽财经大学、浙江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四位经济学学者分别就反腐败对企业微利的影响、政治关联对扶贫项目瞄准的影响，晋升激励与建设用地审批、农民工“市民化”等研究领域作了精彩报告。本场讨论会由北京大学的张芯悦主持，评论人分别为北京大学的张芯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张璇、安徽财经大学的胡联老师以及浙江大学的卢圣华学者。
第一位报告人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的张璇，其报告的文章是与李春涛、张璇合作完成的《反腐败与企业微利：雪上加霜抑或正本清源》。首先，基于十八大反腐倡廉的提出，文章提出此号召和相关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交易型腐败，并进一步蔓延到公共投资、信贷分配、土地转让、区域规划以及税收领域，由此提出到底反腐败是怎么影响企业的利润的？对企业的利润是雪上加霜还是正本清源的问题。
其次，文章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以企业财务报表中业务费，招待费与其总资产的比值为解释变量，以企业的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研发投入强度为被解释变量，以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等为控制变量，对国泰安CSMAR数据库和王小鲁等发布的中国市场化指数进行了分析并发现反腐败抑制了当期高腐败公司的利润，促进了企业未来一期和二期的公司利润。随后，又深入剖析了反腐败对企业利润影响的潜在机制，文章认为反腐败促进企业一期和二期的利润是因为反腐败促进了企业创新和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效率和资本支出。最后提出了不少对此问题的政策建议，认为政府应该简政放权，有效反腐。
来自北京大学的评论人张芯悦就文中反复企业的类型选择进行了探讨，张芯悦表示本文章主要以企业的规模，如企业的大小分析了反腐败带来的利润影响，那么此影响是否也与企业的性质有关，如反腐败对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影响是不同的。张璇表示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不过此论文更侧重于企业的规模方面。
第二位报告人是安徽财经大学的胡联老师，其报告的文章是本人自己撰写的《政策关联影响了扶贫项目瞄准吗》。大量的研究证明，扶贫资源传递往往在“最后一公里”发生的瞄准偏离，且政治关联一直是经济学界长期以来的热点话题，所以文章以政治关联的角度深入分析了扶贫项目瞄准偏离的原因。文章以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和国家扶贫办于2014年联合对5省20个非试点村和30个互助资金试点村的抽样调查数据作为数据来源，设立了Probit基准模型，分析了政治关联对是否使用互助资金的影响并加入贫困村村委一年的开会次数为交叉项，通过稳健性、机制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出有政治关联的农户比没有政治关联的农户参与互助资金项目的概率要大29.8%，政治关联对农户是否使用互助资金项目有显著正向影响；政治关联对农户借贷互助资金的次数和金额都有显著正向影响；贫困村村两委年开会次数越多或者贫困村一年村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次数越多，政治关联对互助资金瞄准的影响越小。村级治理不完善是导致政治关联影响互助资金瞄准的重要原因；政治关联影响扶贫资源瞄准的外部原因是政府主导的扶贫项目过多，公益组织在扶贫领域发挥作用太小的四个结论并由此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评论人张璇对胡联的文章进行了点评。她认为，文章中扶贫项目瞄准的概念的界定要更清晰，且提出贫困村村委一年的开会次数这个变量是否有足够的代表性等问题，胡联老师为此与她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第三位报告人是来自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卢圣华，他此次参会的论文题目是《晋升激励与建设用地审批：来自中国省级的经验证据》，是由他和汪辉共同撰写的。该论文以建设用地分级审批出现的问题，如地方政府审批供应土地的数量远超过城市建设用地的实际需求为背景，文章认为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中央政府目标与地方政府行动逻辑之间的巨大差异，在晋升激励下，地方政府可能会利用权力对土地审批造成影响并由此做了深入分析。文章用官员年龄作为晋升激励的度量指标，以对省级政府批准的建设用地面积取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任职的省长与省委书记的详细信息如官员学历、籍贯等以及省市人口密度，当年GDP为控制变量，建立了数据模型，发现只有省委书记的晋升激励显著促进了建设用地批准的数量。随后，文章考虑了地方性差异，发现晋升激励对建设用地的批准的促进作用在西部最显著，东部次之，而在中部地区并未产生显著影响，认为这种时空分异性是由于建设用地在东部地区促进经济增长的效率要高于中西部地区等原因。
来自安徽财经大学的评论人胡联老师对这篇论文发表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论文出发点新颖，具有研究价值，但也存在些许问题。首先此论文用年龄来作为指标不太具有稳健性，存在遗漏变量。其次土地审批制的类型偏向类型较多，应微观些，做更多的区分。吴圣华表示胡联老师的建议很有代表性，他会认真考虑修正。
最后一位报告人是来自北京大学的张芯悦，她报告的论文是由她与西北大学的王颂吉共同撰写的《大城市的农民工为何难以“市民化”》。文章认为，截止2015年，中国城市人口达7.71亿，城市化率为56.1%，高出全球平均水平约1.2个百分比，但农名工却难以“市民化”。以此为背景，文章首先通过半城市化的发展、相应的户籍制度以及政府行为三个方面为大研究点，基于政治晋升、财政分权、公共物品供给的视角，建立了斯塔克尔伯格及长短期效用函数模型进行分析，然后运用统计年鉴中的教育支出、财政收入、户籍人口、社会保障、就业支出、流动人口等数据对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成本收益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央政府应提出新的晋升指标，更加看重民生建设，关注人民生活，地方政府对上响应中央政府新的绩效标准，对下提供保障性公共产品，才能逐步推动户籍改革，在稳定中完成户籍改革的任务。
来此浙江大学的评论人卢圣华对此篇论文进行了评论。他认为，此篇论文视角新颖，结构严谨，但是在实证分析中，模型的建立与实证数据的联系应再密切些，在论文中的放置前后位置有待商榷。再者，文章对于晋升机制，用了GDP数据作为解释变量，那么中央政府对于官员的晋升是否只看GDP指标，即质疑了此项数据的代表性。张芯悦表示她将会认真考虑所提建议。
（文：李君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