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2020年中国网民规模达到9.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7%，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为GDP的38.6%），数字化已经成为对中国经济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但是，数字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很可能仍然被低估，实践中的变革在许多方面正在改写着经济学的理论，亟待学术和实践的进一步探讨、研究。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日前在《北大金融评论》上撰文指出，自2007年来，中国广义货币增加很快，从2007年末的40.3万亿元，到目前的218万亿元左右，成为世界上广义货币最多的国家。但是，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整体并不算太高，这也说明了在数字银行数字记账货币时代，通货膨胀不再与广义货币的多寡密切相关。
作为国家货币政策乃至宏观经济整体决策的重要依据，CPI是度量通货膨胀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数字经济的发展已然使一些传统理论悄然生变。同样是对于这个问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扬在2021年博鳌亚洲论坛强调：“2012年开始，中国CPI极为稳定，而PPI跟以前一样剧烈波动。原因可以归于各种各样的金融科技，各种各样的交易平台的发展，基本上使得CPI篮子里面的商品供求之间信息非常充分，调整非常灵敏。”互联网平台和各种新兴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在公平和效率两个维度都深入促进了市场的有效性。
无论是数字记账、网络支付，还是金融科技、平台经济的影响，可以确定的是，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已经使中国经济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通货膨胀方面的宏观经济指标多年来趋于稳定只是一例，这其实是数字化对企业、产业发展到个人生产生活方式的持续重构到了一定新阶段，而产生的革命性变化。
4月21日，中国信通院发布了基于微信平台的《数字化就业新职业新岗位报告》，从就业这一至关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印证了这一革命性改变，并且给出了中国经济的数字化进程对就业带来的诸多新现象、新趋势、新故事。
报告显示，公众平台、小程序、视频号等微信生态衍生出了3684万个就业机会。许多人担心技术会淘汰人工、取代人工，最极端的情况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工人捣毁机器的“卢德主义”。但是，技术创新在使许多工作职位消亡的同时，创造了更多新的工作机会，增加了大量新型的岗位。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0未来就业报告》预测，未来20年技术进步将使中国就业净增长约12%。其中包括技术类、运营类、内容创作类、服务类等工作机会，以及直播主播、网约配送员、新媒体运营流量增长师等应运而生的新职业。
而且，根据该报告，中国数字化就业有三个重要的新趋势：一是三线以下城市创业就业分布比例显著高于一线城市，如微信支付服务商在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分布比例达50.6%，数字经济在弥补中小城市就业和创业的短板上成效显著；二是数字化就业逐步向中西部延伸，2020年微信小程序运营者数量中西部增速分别为68.8%和75.4%，远高于东部地区的19.9%；三是数字技术有效帮助了残障人士、退伍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
数字化既实现了“赋权”，也体现了“平权”。数字化就业带来的改变，不仅与宏观经济运行的优化相关，甚至不仅与经济效率提升相关，更重要的是在稳就业、促增长的同时，促进了国民经济、区域经济的结构优化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公正——而这本身正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应有之义。
一言蔽之，工作和就业最终都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重估数字化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也不仅仅强调其积极因素，还应从“以人为本”出发，警惕“创造型破坏”带来的新问题。
一是要重视数字化就业对传统领域就业的冲击。回顾历史，大规模的机械化、自动化生产曾使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缺乏技能的人大量失业。例如，从1950年起，美国的采矿业由于实现了机械化，减少了34.4万个职位，占该行业总体职位的83%。20世纪80年代，大约4万个机器人投放到美国的装配流水线上，到1990年该职位总就业量减少了2/3。当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打字员、接线员等大量的工作岗位正在消失。对于相关人员的安置、数字化转型的培训、心理疏导等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二是数字化就业的健康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宜的新的数字化劳动保障和就业管理制度体系。在数字化就业中，以网络直播等自由就业和共享专车司机等“零工经济”为代表，诸多工作者缺乏以往稳定的劳动关系和完整的劳动保障，并已经产生诸多问题。数字化就业方面的进步和商业价值的创造不能以破坏人类在安全、隐私、产权等方面的劳动保护为代价。《数字化就业新职业新岗位报告》也提出了“加快相关政策法规、行业规范标志制定”和“探索灵活就业的统计指标建设”的建议。
三是应该警惕数字化就业中人类尊严被侵犯的道德风险。数字技术是把双刃剑，在提升经济效率的同时，对人类侵入、控制的可能性也大为增加。数字化的发展重新定义了劳动者、技术、组织之间的关系，相关技术的广泛应用增加了其被滥用的风险。尤其是“外卖骑手活在系统中”的现象，引发社会反思。
放到一个更大的经济背景下，数字化对就业的进步意义还在于其暗合两大趋势：一是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持续上升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二是以服务业占比和附加值提升为主要特征的产业升级。而这两点都与人类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相关。正如德鲁克所言，“在知识社会，知识的管理和创造将成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和创造生产力的形式，占据主导地位的将会是知识工作者”。
以往，知识工作岗位对求职者学历、所在城市等有着较高的要求。但是，数据显示，2020年微信小程序个人运营者本科以下学历就业者占比达47%，微信视频号个人运营本科以下学历占比达到46.8%。数字化的发展使成为知识工作者的进入门槛降低、就业范围拓宽、工作方式灵活、技能提升加速。
而且，作为知识的拥有者和创造者，许多数字化就业的知识工作者自己就是生产资料，有较强的独立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在通过持续学习和知识创造中获得向上发展的机会的同时，也获得了内在的自我激励和自主性。在数字化就业中，以李子柒、李佳琦等为代表的拥有个人品牌、“为自己工作”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这是有利于发挥个人潜能和创新精神的巨大的时代进步，不啻为解放生产力的又一次重大革命。
总而言之，数字经济和数字化就业依赖的技术、产品、平台、公司、社群、市场及整个生态，根本上都是为了人而存在的。数字化就业发展的进步性最终体现在尊重、服务和发展于人，这既是人类社会进步永恒的主题，也是数字化就业革命性改变的本质所在。
本文刊于2021年04月28日《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 | 本力（北望）深圳市金融科技伦理委员会委员、《北大金融评论》副总编辑、北大汇丰智库副秘书长、北大汇丰金融研究院秘书长。
来源：“伦理管理学”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