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做了很多,但没做的事更多——天则经济研究所盛洪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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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27 01:34:09
来源: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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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余力
新制度经济学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经济学理论,能不能谈一谈您对威廉森的了解?
盛洪:
威廉森是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影响最早的一个人。他早在1987年就来到中国,在社科院工经所举办了一个系列讲座,连续讲了若干讲。第二年,威廉森又来了一次中国,在体改所举办讲座。当时中国改革开放时间不长,威廉森能来中国很不简单。
1986/87年大家刚刚知道有一个科斯,他的《企业的性质》在1987年刚刚翻译成中文。前后两次的讲座我都听了,听众很多。
他的讲座,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组概念和一个严谨的逻辑体系。比如他的核心概念是交易费用,用来解释各种经济制度,使人觉得从市场到科层组织是解决经济问题的一个连续的制度谱系(后来他管自己的经济学叫交易费用经济学)。当时感觉他特别严谨,对现实问题很有解释力。
在讲座中,威廉森推荐了自己的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我后来组织过两次翻译但是全部失败了——他的文字非常晦涩,看起来非常困难。
威廉森的特点是严谨、下工夫。他跟科斯不一样,科斯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开创性的人物,而威廉森在获得了科斯的灵感后,把这种灵感深入下去,不断细化,用它来解释一些具体的问题,这是他的特点,他在画工笔画,很下工夫。
科斯的语言是非常平实的,很好读,诺思的语言比科斯更好读,而威廉森的语言实在是太晦涩了,如果他的语言再好一点,再平实,更容易理解一些,可能会更早获诺贝尔奖。
威廉森分析具体的制度安排。此制度非彼制度,不是一般讲的非常大而化之的制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之类,他讲的是institutions,中文可以翻译成“机构、机制、制度、组织”等等,是很微观的东西。他的这套东西,可以就具体制度的安排进行分析,得出这样的制度安排哪些地方值得肯定,哪里有问题,然后可以根据这些提出制度方案的建议。
比如说,一家企业需要很多的零部件,企业要做一个决定,是在市场购买零部件,还是在自己的企业内生产?一个公司的治理结构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要有董事会?董事会由什么样的人构成比较好?
这些都是现实经济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威廉森的分析是一种细致的分析,比较实用,这对中国尤为重要。我当年的博士论文就用到他的理论和方法。
威廉森表示,获奖是件好事,可以帮助大家更关注制度经济学。这里的言外之意是不是制度经济学还有许多继续要做的事情?
盛洪:
要做的事非常之多。威廉森相信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任何一个个人很聪明或是很天才,但是他毕竟理性有限,寿命也是有限的,他能做的事还是有限的。可以说科斯、诺思和威廉森做出非常大的贡献,但反过来也可以看到他们没做的事更多,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这些年我们不仅做学术,还给许多机构提供大量方案的建议,接触很多现实的东西,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感觉,“生活之树是常青的,理论是灰色的”,现实非常丰富,而理论相当粗糙,很多方面都没有涉及,要发展的空间应该非常之大。为什么?从科斯到威廉森,他们都是学院派的,接触的现实还是比较少——虽然科斯特别重视事实,但是他们还是在学院里面,很多问题、很多事物的维度都没有观察到。
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到现在为止,新制度经济学更侧重有形制度的研究,还有非常大一块的无形制度,道德、宗教、文化等等这些东西还没有被足够纳入视野。诺斯后来就涉及到对意识形态、文化、知识等等的研究。要走的路还很长。
中国这些年的变化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现实,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有一天在中国出现科斯或威廉森这样的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大师?
盛洪:
应该是没有问题,中国人很聪明,一点都不输其他国家的人。我们现在比较有利的条件,就是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制度变迁,这是中国经济学家优于其他国家经济学家的地方。我们看这个制度变化发生,就在眼前,就如同亲眼看着猿是怎么变成人的。达尔文只是在猜,而我们是在亲眼看;这些美国经济学家实际上也是在猜,诺斯讲经济史,也是猜的,但是我们在看,这是我们的优势。
因为前些年的封闭,我们的基础打得不牢,各种积累还不够。这些年搞市场经济,大家又非常地匆忙,甚至有一些浮躁——现在教授们还在整天忙着这个项目,那个项目,同时做十个项目,其实不能静下心来思考基本的问题。
但是在20年、30年内,中国经济学家一定会有所成就,这一点我坚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