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大萧条尾音靡靡，但这丝毫挡不住绚烂的阳光洒在加州柑橘园里，艾利诺.奥斯特若姆（Elinor Ostrom）出生在了素有“天使之城”美名的西海岸城市洛杉矶。二战随后而至，使得资源以空前的速度消耗，就连一直被认为用之不竭的水都被明码标价。回忆起幼年的岁月，战争似乎并未在奥斯特若姆的记忆里留下任何影子：“我的母亲显然擅长摆弄花园，在那里我学会了种植蔬菜，并且把它们装入罐头，以保存更长时间。那真是奇妙的经历，我想大部分城市孩子不会有这样的机会。”早年真实世界的生活也逐渐让奥斯特若姆确信：面临资源难题，大部分的人都可以通过协作来解决共同产品（Common Good）的合理利用问题。
艾利诺.奥斯特若姆（Elinor Ostrom），印第安那大学（Indiana University）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阿瑟·贝尔特利(Arthur F. Bentley)教授,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制度多样性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stitutional Diversity）主任， 也是印第安那大学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研讨会（Workshop in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cy Analysis）的发起人和管理者之一。长期以来，如何通过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和区域性管理(Local-level Management)的协调，使得自然性（如森林资源）和社会性（如警力资源）共同产品得到保护和合理利用，一直是她研究的重点。结合传统和现代（如卫星图像）的数据采集方式，奥斯特若姆揭示了大量原理，显然许多是对传统理论的挑战。也正是由于她的勇气和这些研究贡献，2009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纪念诺贝尔经济科学奖授予了奥斯特若姆——这位最初并不为看好，甚至在主流经济学界默默无闻的学者。“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学者显然是件让人兴奋的事，不过相信我不会是最后一个。”奥斯特若姆说道。
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扮演自己擅长的角色，显然奥斯特若姆不在其内。为了克服口吃带来的语言表达障碍，奥斯特若姆在高中时被编入辩论队。她依然记得第一次朗读诗歌时队友们的玩笑，但很快她就成为了最出色的辩手和即兴演说家，“辩论真是极妙的东西。你必须充分理解两个对立的观点，因为你不知道会被编入哪一组”。这些政治性的辩题带给奥斯特若姆最初的思想共鸣，尤其在电视上看到约瑟夫·麦克阿瑟(Joseph McCarthy)的演讲后，她并不出人意料地选择政治科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开始了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求学生涯。
1954年奥斯特若姆获得了学士学位，之后几年从事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期间她同时修学公共管理硕士阶段的课程。但是逐渐发现深陷其中后，奥斯特若姆辞去了工作重返校园。在那个年代，女性进入研究生院还极为罕见。奥斯特若姆的博士论文关注于南加州的水资源管理问题。1945年，一些研究者发现洛杉矶西部地下水的质量开始下降，海水逐渐入侵。人们由此成立了一个水资源协会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在法庭上辩论，最后通过了一套新准则。往一些沿海城市倒灌地下水的措施并不可取，如果海水继续入侵，那么一些年后这些盆地的恶化将难以挽回。”之后，这成为了奥斯特若姆长期研究的课题之一，同时这段时期的经历也让她认识到，利益不同的主体是如何通过团队协作来保护共同资源(Common Resource)的。
1965年，奥斯特若姆接受了政治科学院(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的聘请,重返印第安那大学任教，她在那里早期的一个研究项目是和水资源一样宝贵的城市警力资源。那个时期人们普遍认为警察等城市资源(Urban resource)具有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 的特征，由此在一个城市设立一个集中式的部门无疑最为有效。奥斯特若姆对这个“公认假设”进行了谨慎的思考，并比较了一个大城市的警务部门和总人口与之相似的三个独立小城镇警务部门效率，论文结论指出独立城镇社区管理水平下的小规模警务部门在满足居民需求方面更具效率。随后的15年中，奥斯特若姆将这个规模性试验推广到80个大城市的比较，最终得到的结论改变了人们的初始观点。“规模经济广泛存在的前提是错误的，单个警务部门最为有效的假设是错误的，个体以及部门间无法有效协调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奥斯特若姆坚信包括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相关概念都应该应用到政治理论中。为了弥补现代大学中各学科相对独立的缺陷，1969年，奥斯特若姆夫妇开始在印第安那大学尝试开设一个非正式的每周学术例会，进行政治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方面的跨学科交流。“大学的科学学习就像工匠学习手艺活一样” 奥斯特若姆这样比喻，“我们把自己知道最好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就像传授手艺活”。到1981年，在继续融入商学、人类学和生物科学后，在学术例会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跨学科论坛步入国际交流阶段。这得益于和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保持密切联系，尤其是奥斯特若姆夫妇有机会前往德国比勒费尔德跨学科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Bielefeld)从事研究工作。
1988年奥斯特若姆受经济学家莱茵哈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的邀请第二次赴比勒费尔德，在这一次的访学中她开始参与国家研究局(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在公共池资源(Common-pool resource)的研究计划，并为她自己在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开辟了道路。奥斯特若姆希望通过比较不同公共池资源在当地(Local Levels)的成功运作机制，揭示成功的公共产权安排(Common property arrangements)规律。最初的结论令人沮丧，她发现私有产权(Private property)、集体产权(Communal property)和国家产权(Government property)都并不成功。即便没能明确构勒出公共池资源的设计蓝图，奥斯特若姆仍然找到了一些规律，比如一个成功运作的公共池资源制度安排是如何通过行动边界界定和集体努力对重复出现的不合理行为实行监督的，“就像设计建筑物一样，学生们学习基本的设计规则，比如入口通道必须便于出入，应让厨房味道远离卧室。然后他们再将这些具体规则应用到蓝图设计中。”1990年，她的著作《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Governing the Commons: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出版，在这本书中她驳斥了私有化(Privatization)或政府管制(Government Control)是最优的共同产权(Common Property)安排这个传统观点。
在《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出版后，奥斯特若姆开始深入关注共同资源治理的具体类型。通过建立尼泊尔灌溉系统的数据库和相关研究，她发现农户自我管理系统优于政府管理系统。遥感卫星的应用使奥斯特若姆能够观察到不同的管理体制是如何影响森林资源波动，由此她开始认识到区域性监控如何保证森林覆盖率的稳定性。对这个主题的重新认识无疑前景光明，因为它彻底否定了 “公地的悲剧”不可避免的传统观点。通过实验观察，她得出结论：大部分经济主体的偏好涉及其他人的福利。如果人们能在所处环境下累积信任和利他性，他们会这样选择。“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假设人类不具有掌握手艺活的能力，即使存在这样一套法律体系，以及实现这套体系的法庭。”奥斯特若姆显然明白这只是又一个荒谬的前提。作为一个具有成功运作三十多年跨学科论坛经验的学者，她明白人类具备构建解决方法的能力，唯一需要的只是一个适宜的环境。
Ostrom, E.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SBN 0-521-40599-8.
Ostrom, E., Whitaker, G. (1973), Does Local Community Control of Police Make a Difference? Some Preliminary Finding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7, No. 1, pp. 48-76.
Ostrom E (1993) Water Resources Res 29:1907–1912.
Ostrom E, Lam WF, Lee M (1994) Human Syst Manage 13:197–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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