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来说，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快速增长，是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但是政策目标总是面临着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矛盾——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应如何平衡？当前这代人的消费与未来几代人的消费的此消彼长又该如何抉择呢？菲尔普斯通过分析经济政策的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改进了人们对这两个替代关系的理解。他强调，不仅储蓄与资本积累，而且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平衡，都基本上是福利的跨期分配问题。他的研究既对经济学理论，也对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悟性极高的学生
菲尔普斯1933年出生于芝加哥。当时正是美国大萧条的谷底，他的父母都失业了，直到1939年其父亲才在纽约找到了新工作。于是菲尔普斯全家搬到了哈德森河上游的一个名为Hastings的宁静市郊。他于1951年进入安默斯特学院，并从大学二年级开始接触经济学。
菲尔普斯在经济学上的悟性，很快就在课程学习的过程中体现出来。在萨缪尔森所奠定的新古典综合体系中，他敏锐地感觉到微观理论与宏观体系之间存在着断裂。为了解答心中的疑惑，他修了一门又一门经济学课程，寄希望于在下一门课程中能了解到经济学中隐藏着的一致性。当然，在那个时代，他没能找到满意的答案。
1955年，菲尔普斯进入耶鲁大学攻读研究生。在那儿，他遇上了托宾、谢林、奥肯等杰出的经济学家。他当时虽然有不少想法，却受限于数学能力而无法实现(其本科学位是文学学士)。直到经过十年的积累、掌握了一个数学家早期所应掌握的知识以后，才较为自如地用数学的语言表达思想。
从耶鲁大学博士毕业后，菲尔普斯在兰德公司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之后又于1960年回到耶鲁，潜心从事研究。很快他就连续发表论文，在索洛模型的基础上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最优路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资本积累黄金律、动态无效率概念、动态不一致的偏好问题，打开了对经济增长理论深入研究的大门。
崛起之由
从全社会的角度看，产出有两个用途：消费和资本积累。资本积累越多(即储蓄率高)，当前的消费就越低；但是高积累使得未来的资本存量更高，从而未来的产出和消费可上升。因此，高储蓄率是以降低当前这代人的福利为代价来提高未来的福利。菲尔普斯问道，什么样的资本积累比例是合意的呢？这一问题对代际之间消费和福利的分配是至关重要的。他认为，目标须是在长期中达到可持续的人均最大消费。
经济学中有一个“黄金率”，用在这儿即是：消费水平应该对每一代人都是相同的。根据该法则，合意的储蓄率满足一个简单的条件：它等于资本收入在总收入中的份额。如果当前的储蓄率高于黄金率的水平，那么降低储蓄率可提高每一代人的消费与福利。亦即，一国鼓励高储蓄并不一定是最优的，既牺牲了当前这代人的福利，又没有使后人的福利最大化。这就是动态无效率的涵义。
此外，他把握这么一个现象：虽然父母倾向于关心其子孙后代的福利，但爷爷认为爸爸应为孩子存钱的数额，往往比爸爸自己认为应为孩子存钱的数额高。当每一代人在经历当爸爸和当爷爷的过程中都如此想时，就出现了动态不一致的偏好问题。此时储蓄率可能偏低，而旨在提高每一代人储蓄的公共措施，比如公共养老金体系，可提高每一代人的福利。时间不一致的偏好，已引起了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密切关注。
凭借上述成果，菲尔普斯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成为了一个具有国际声望的经济学家。1966年初，菲尔普斯转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正是在靠近他成长之地的这个大学，他完成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研究。
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
低失业与低通胀是经济稳定政策的主要目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流观点是，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负相关关系，即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在这种认识下，放松货币是提高就业的一个可靠方式，只有少许的通货膨胀成本。但是，菲利普斯曲线是一个纯粹的统计关系，它与考察个体企业和家庭行为的微观理论之间没有清晰的联系。菲尔普斯多年来对经济学体系中微观与宏观之间存在鸿沟的不满，终于在这个领域以建设性的方式爆发出来。在他的模型中，微观层次的个体代表者并不完全了解其他人的行动，只能将决策基于各自的预期之上。从而通货膨胀既取决于失业，也取决于企业和雇员对物价和工资上升的预期，形成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
与传统观点相反的是，由于通货膨胀预期将跟上实际通货膨胀，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不存在长期的替代关系。在长期中，经济必将达到均衡的失业率，此时实际通货膨胀等于预期通货膨胀；均衡失业率(类似于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仅仅由劳动市场的运行所决定。若试图将失业率永远地压低在均衡水平之下，则会导致连绵上升的通货膨胀。上述分析的政策涵义是，今天的高通货膨胀意味着未来较高的通货膨胀预期，使未来的政策选择更为困难。因而一个维持低通货膨胀的政策可被视为在低通货膨胀预期上的投资，使未来的政策选择有较大的回旋空间。菲尔普斯于1970年将在一个由他组织的会议上发布的研究成果编入名著《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的微观基础》一书中，该书遂成为现代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的奠基石。
起初，传统的惯性使人们对菲尔普斯的工作表示怀疑，毕竟任何人手上都没有足够的数据来检验他的理论。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联储开始推行温和的通货膨胀政策，意图摆脱当时就业下降的局面。结果政策没起什么作用，美国经济反倒陷入了高失业与高通货膨胀并存的两难困境。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失灵了！而用菲尔普斯的理论来理解滞胀的原因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人们从对它怀疑转变到了相反的立场。人们认识到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没有原先假想的那么直截了当，长期失业率不能简单地由操作通货膨胀率来进行调节，从而宏观经济政策不能仅仅局限在相机抉择的总需求管理上。如今，在均衡失业率及不同时段下政策效应的替代关系的基础上调节利率，已是各国中央银行的例行政策工具。
菲尔普斯的工作在经济学说史上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参与开创了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经过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的批判以及滞胀现实的冲击，原有主流的旧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已千疮百孔。菲尔普斯通过在原凯恩斯体系中构建微观基础、引入理性预期，成为了新凯恩斯主义的先驱。他在70年代初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后，与其他人一起继续用工资粘性、理性预期构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菲尔普斯是最早将微观基础引入宏观经济学的人物之一，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同样可以视为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新古典主义的前驱。
菲尔普斯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一个迟到的诺贝尔奖。从时间顺序上来看，他是在弗里德曼和卢卡斯之间的一位经济学大师。年轻学生已经对他的名字渐感陌生。今年的10月份，人们在对这一奖项的公布感到突然之后，却也迅速地重新认识到它的理所当然。
曾志雄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李宾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