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中国经济学的困惑早就存在了，只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7年里，一是通过开放式的大规模引进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知识和分析工具，缓解和掩盖了这种危机，二是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或曰“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也并似乎不十分需要某种经济学理论的事先指导，而是通过国内外的经验所获得的创新。而当中国市场经济框架一旦建立，当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已经发展到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产生矛盾甚至冲突时，也即中国的经济改革帕累托最优（人人受益）消失后，中国的经济学在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回答经济问题和提出对策时，不仅显得苍白无力，甚至常常左右违依，不得要领。因此，作为显学，最近几年经济学和不少经济学家遭到了社会大众的责难和诟病。
古人说：“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回顾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制度变迁与经济学的发展演变，就会发现，经济学的困惑实际上是来自两个方面的。第一，从客观上看，新中国这56年来的经济体制经历了剧烈的变迁，走了一个巨大的“之”字形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从消灭旧中国官僚资本和地主经济为主导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到建立国营经济领导下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再到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直至今天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几次带有革命性的剧烈的体制变动，时至今日尚为完成，这就使经济学的规范研究遇到很大的困难。第二，从主观上看，由于经济体制始终处于剧烈变动的过程，再加上中国独特的国情和大力推进工业化的要求，建国以来的经济学是在一种“饥不择食”情况下大规模引进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以来的：50年代为了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大规模学习和引进苏联的经济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80年代以后为了改革开放和加速发展，是大规模学习西方的经济学，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建立起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学。但是，这两次大规模的、带有对先前经济学颠覆性的引进，使得中国经济学在50多年里更多地是发挥了原有知识、理论的传播和普及作用，即‘二传手“的作用。换句话来说，经济学界是端来了“一碗饭”，至于好吃不好吃，是否对中国的胃口，更多地是需要决策者和老百姓自己去品尝和摸索。这才是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决策者并不十分看重经济学家，老百姓对经济学家不满意的根本所在。
二、经济学遭遇挑战的原因
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改革开放的需要，中国的经济学界在80年代进入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活跃时期。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经济学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1978—1991年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主题，是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通过对自己经验的总结，通过吸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和理论，通过吸收西方经济学、亚洲“四小龙”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和理论，试图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就是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市场机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国际关系判断等引入社会主义经济学。这个时期，引领经济学界的主要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运行都非常熟悉的经济学家。
在改革开放初期，是恢复了60年代中期中断的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探讨，应当时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弊病，讨论仍然集中在50年代所遇到的两大难题上，一是如何建立公有制经济（国营企业和集体经济）的激励机制和提高起经济效益；二是宏观经济管理方面如何达到平衡和运行灵活，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稍后，则试图从理论上论述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社会主义还需要个体经济作为补充的问题。
从1978年4月在无锡召开第一次全国政治经济学讨论会开始，整个80年代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焦点问题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至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则是“不争论”的策略下悄然发展和形成共识的。
80年代的探索，集大成者可以反映在中共十三大提出的建立“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际上，上述提法正如当时有些学者所说，距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差一层窗户纸了。但是，1989年中共四中全会以后，对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权威表述，又退回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尽管经济学界多数人不同意这种已经被证明行不通的表述。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终于一锤定音，随后的中共十四大明确了中国今后的改革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也包括了其基础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由此经济学界也打破了一段时间的沉闷和长期受到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困惑，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地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是，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虽然经过15年的探索，从理论上解决了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的基础性地位，解决了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问题，以及实际上的分配问题，但是并没有解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根本问题：即没有从根本上回答清楚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与一般的广泛存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没有说清楚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出，从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三位一体的政治经济学到多种经济成分、市场经济和按要素分配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一次革命性的质变，如何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思想、制度和政策融入，显然必须借助政府的职能和力量，但是这一点恰恰是现有经济学没有解决、中国也正在探索的最重大问题，因此，虽然经过20多年的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显的苍白无力，不能形成一套令人满意的解释现行经济现象和规范未来发展的完整体系。当然，这也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既具有特殊性，又正处于转型期，还没有尘埃落定有关。
经济学与其它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一样，都是人类和社会需要的产物，特别是要成为显学或主流学派更是如此。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解释和指导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改良的局面自然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当思想禁锢被打破以后，“开眼看世界”、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引进外国的经济学知识和理论就成为经济学界不可阻挡的潮流。而此时外国的经济学在战后的30年里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从其服务对象来看，大致分为三类：一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二是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三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济学。
在80年代，由于体制和发展阶段的相近，一是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和政策成为学习和介绍的热点，其中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成为解释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最有效的理论。二是发展经济学成为热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到1992年以后，当市场经济成为中国确定不移的改革方向以后，产生和服务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则又转而成为人民学习和引进的热点。在此期间，90年代前期以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为研究对象的“过渡经济学”曾经引起人们的关注；90年代后期为适应国有经济改革需要的“产权理论”和公司理论成为显学；新世纪以来为适应政府经济职能转变而使哈耶克、布坎南炙手可热，都反映出当我们自己的理论不能解释自己的现象时，引进和借用外国的理论就成为必然的现象。更何况，从亚当•斯密到今天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从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到今天的“博弈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伴随西方200多年经济发展成长起来的经济学，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问题只是在于我们怎样学习和借鉴。
首先，应该承认建立在私有制、工业化和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西方经济学，其观察问题的视角，其规范研究的对象，以及许多理论，更接近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预期目标，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的市场化、私有化和与国际接轨的现实。在微观经济方面，在应用型经济学知识和理论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在时间和发展水平上走在了我们前面，在经济学方面也走在了我们前面，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成果。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应用和创造。西方经济学的浩如烟海的成果是既是历史的产物，又是各个国家的产物，更是具体研究对象的产物。
其次，西方经济学对学术规范的强调，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是有巨大贡献的。中国传统的经济学治学方法和论著，往往缺少学术规范，将研究创新与宣传教育混在一起，既有不少低水平的重复劳动，又有因概念、研究层面的界定不清而形成的无谓争论。西方经济学不仅强调研究和论著的规范，而且在分析方法、工具和视野等方面也为中国提供了大量新的武器。
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也伴随着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市场化、民主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今天的诸多市场经济思想和政策是建立在高度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基础之上的，与中国目前正在进行工业化、市场转型、民主和法治建设的情况相比，相去甚远；即使是早期的，诸如亚当•斯密或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也由于时代的不同，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今天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正在进行工业化的人口众多而资源匮乏的大国；二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三是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它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和主导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人口和资源的矛盾始终是制约中国发展的最基本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而这些，都是西方经济学所没有提供答案的难题。
经过28年的“饥不择食”的引进，我们应该进入一个以消化和吸收为主的阶段，当一般经济学知识和理论成为常识以后，更重要的如何是将这些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出能够科学解释和指导中国实际的新理论。但是，由于这种吸收和消化需假以时日，需要做认真艰苦的实证研究，即需要花费大的力气，而这一点又是现在的科研体制和社会转型期所不提倡的，无论是从“名”或“利”的目的出发，甚至从科研资源的争取出发，从“经济人”的角度看，急功近利都成为经济学界最佳的选择，是“理性”的行为。这就造成了一波又一波的新观点、新理论的引进和炒作热潮，一轮又一轮的肤浅批评浪潮或廉价的颂扬浪潮，许多经济学者用经济学的专业知识沽名钓誉，大发横财。由此，社会大众对经济学界的普遍不满。
三、经济史学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
现在经济学界所出现的许多肤浅观点和谬误，是来自对中国经济史和世界经济史的无知或一知半解。我们知道，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而不是“流”，经济史固然是一个学习周期比较长、不能产生直接经济效用的知识，但是它可以提供给人们观察和研究问题的视野和方法了辨伪和防止片面的能力。人们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只能在前人给定的条件和环境中去改革、去发展。同样，符合中国国情、能够为经济发展和政府决策提供正确依据的经济理论，也只能建立在充分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因此，无论是经济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如果有厚实的经济史研究作为基础，如果对中国56年来甚至更远的历史及其遗产作深入细致的研究，相信都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经济史研究在经济学中历来不是显学和热点，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但经济史始终是经济学的一块基石和赖以发展的重要源泉之一，也是一个不可改变和否认的事实。关于这一点，经济学大师们的论述已经很多了。尤其是在今天，当我们大量地、主要地、如饥似渴地从国外的经济学中吸取知识和理论时，怎样将其应用于中国并有所创新时，就愈加需要中国经济史这块基石了。
首先，应该明确经济史的定位：它是经济学的“源泉”之一，而不是经济学的“支流”之一，这一点已经成为许多经济学家的共识，但是还不普及。就中国来说，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是伴随着市场经济制度和工业化而产生于西方的，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体系和丰富的内容。然后系统地传入中国，这当然是我们必须学习的。但是，就我国的经济学研究和教学来说，仅仅学习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和分析工具是远远不够的，是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建设和科学发展要求的。我们应该看到，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资源禀赋、国家统一、近代以来经济发展的历史、环境以及目前所处阶段等条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异，始终存在一个西方经济学如何“中国化”的任务，即存在一个如何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并进而总结中国的经验，发展经济学科发展做出贡献。基于这个长期的、基本的任务，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从中把握中国的国情和特点，就自然成为经济学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基础部分。
由此就引发了进一步的讨论，怎样才能使中国经济史成为中国目前经济学的“源”？由于中国经济史研究主要依赖于中国本土的研究，受时间短和各种因素制约，因此与主要来自于外国的经济学理论和应用学科相比，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就显得落后和不足了，这不仅表现在史实的发掘方面还很薄弱，就是在分析框架和分析工具的运用上也是捉襟见肘、功力不足，我国经济学的这种“跛腿”现象，远不能适应经济学全面发展和“资政育人”的需要。因此，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无论在专项研究，还是综合研究上都需要大大提高，这是一个长期投入才能见效的领域，它既需要我们做长期的、艰苦的工作，也需要社会和政府的重视和在人力、资金方面的大力支持。
第二，是通古今之变问题。我们知道，近代以来，即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至今的165年里，中国的社会经济正处于一个大转型时期，即从传统的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社会向工业文明社会转变，其中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并且这个转型还没有完成。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里，由于各种各样的内外因素制约，转型是艰难和曲折的。如果细分，其中还可以大致划分为几个小的转型阶段：（1）1840-1911年为第一个阶段。其特点是在基本保持中国传统政治和文化前提下实现工业化和市场化；（2）1911-1949为第二个阶段，其特点是在外忧内患的形势下，想通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实现中国社会的重新整合和工业化；（3）1949-1978年为第三个阶段，其特点是通过革命建立起强大的政府主导型工业化体制和实行非均衡赶超发展战略；（4）1978-2005年为第四个阶段，其特点是通过市场化来推进工业化，实现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从以上连续不断递进的四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不仅长期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基本因素，诸如人口、资源禀赋、外部环境、思想文化等变化，需要从整个转型期去分析和研究，就是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诸如乡村社会的基层政权和社区组织、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等等，也需要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认识和研究。否则很难得到准确全面的认识和有效的对策。例如国有企业改革，如果我们从清末洋务运动的“官办”、孙中山的“节制资本”、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今天的“有所为有所不为”演变来看（几乎每次都证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不高，但每次新政府都要重新再大办一次）就会从中寻找出经济之外的非经济因素作用。又如关于如何改造日显落后和凋敝的农村，从20世纪20年代就成为仁人志士关注的焦点问题，乡村人才、资金的枯竭、基层政权的“土劣化”等等，引发了无数对策和建议，几乎各种方法都尝试过了，但是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解决，这说明它不仅是一个体制改革的问题，还是一个发展的问题，我们不要因为缺乏历史经验而重复前人的教训。再如，如果不了解从1840-1949年间中国所受的侵略和屈辱，就不能准确理解和把握1949年以后何以建立起强大的政府和强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就不能理解中国为什么要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而不是像亚洲“四小龙”那样。总之，要充分发挥中国经济史学的“资政育人”功能，要让经济史成为经济学的“源泉”而不是“支流”，都需要我们“通古今之变”，将1840-2005年这个大的转型期甚至之前的清代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研究，包括中国与世界经济不断融合和一体化的整个历史过程。
(此文发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