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行为经济学已被经济界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乔治. 阿克洛夫因其在行为研究学研究方面的成就荣获了200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乔治. 阿克洛夫的研究工作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理性问题、工作范式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哈维.莱宾斯坦是近几十年来最先研究和开创行为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之一，阿克洛夫通过对其理论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本文主要研究两位经济学家在行为经济学方面的相似之处，并重点研究阿克洛夫在哪些方面对莱宾斯坦的研究进行了有效拓展。
一、介绍
最近几年，共有3位经济学家因在行为经济学方面的成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分别是：乔治. 阿克洛夫、丹尼尔. 卡尼曼和斯蒂格利茨。自1983年普林斯顿大学第一次召开行为经济学会议以来，该学科已越来越被经济学界所接受。本文将重点研究乔治. 阿克洛夫和哈维.莱宾斯坦在行为经济学发展方面所做的工作，特别是乔治. 阿克洛夫对哈维.莱宾斯坦的理论的发展。笔者先对哈维.莱宾斯坦的X非效率理论的主要特征做一下简要的讨论，这些理论被乔治. 阿克洛夫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最后对乔治. 阿克洛夫在行为经济学方面的工作进行总结，特别是对莱宾斯坦相关理论的发展部分。
二、X－效率理论
X－效率理论的发展最初是直觉的结果。当时莱宾斯坦在伯克利分校教学，他发现他的一位助教对工作的努力以及由引得到的绩效每周都不同，由此他突然想到了对于个人、企业或产业而言，绩效是随着努力效率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由是他开始通过收集数据来证明，其中有三种数据是显著的：一是在许多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等）和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等）的制造业中，在资本和劳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改变经理与雇员之间的关系，或是改变激励机制，就可以得到劳动生产率的显著变化。这清楚地表明，除了传统的投入因素，如劳动投入和资本等，还有一种更大的力量因素在决定着产出和劳动生产率；二是有关数据表明，因外部竞争加大而使配置效率提高所获得的收益非常之小，通常不会超过1%产出的十分之一。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小的估计值？因为以上估计假定企业在购买和使用投入要素上是有效率，因此企业会其生产或成本函数运作，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企业组织的变化，从广泛上讲，企业的效率所得主要是由于价格和产量的变化的净边际效应；第三种数据是对罗伯特. 蒙戴尔（robert.mundell,1962）的回应。罗伯特. 蒙戴尔将配置效率值很小的原因解释为市场势力只能对效率造成极小的效率损失，并由此很伤感的认为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蒙戴尔号召经济学界重新构建配置效率收益的估计方法。莱宾斯坦则从另一角度对配置效率收益估计值很低的情况进行了解释，他已经预想到可能会有一种不同于配置效率的其他的效率因素在起作用，因此他在最初的研究中将配置效率放在一边，由于他所研究的效率类型当时并不为经济学家所知（当然也包括其本人），因此他简单地称之为X－效率。他于1966年6月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第一篇论述配置效率和X－效率的论文（莱宾斯坦，1966）。
莱宾斯坦在与威廉姆.科曼纳的一篇论文中（comanor和leibenstein,1969），将研究重点放在配置效率潜在收益的大小方面，并表明X效率的提高可以增加配置非效率的大小。如图1，假设起初的垄断价格和相应的成本分别为Pm和Cm，垄断利润为PmCmBA，则配置非效率损失为ABC。如果对垄断引入竞争，X效率提高，从而使成本从Cm降低到Cc，则配置非效率损失则会增加为ADE，而X非效率损失为CmCcDB。他们还用具体数字表明了上述图解的含义：设垄断企业的成本比垄断价格低6%，垄断部分的产出占整体经济总产出的一半。此时，如果价格弹性为2，按图1所示，如果成本差别为18%，则配置非效率福利损失将从接近国民生产净值（NNP）的0.18%增加到3%，而X非效率则是国民生产净值（NNP）的9%。
（一） X效率理论的基本假设
对X效率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基本假设方面，不同的文献对假设条件有不同的认识。本文列举了该理论的6个基本假设：非完全市场，劳动合约的不完备性，生产函数的不确定性，努力偏差，理性的连续性以及“惰性”区间。首先，X非效率理论集中研究非完全市场导致的垄断势力以及对卖方有利的不对称信息方面，这种不完全包括买入投入要素和卖出最终产品的障碍，以及实现对双方都有利的交易的信息障碍等；第二，劳动合约可能会清楚地标明了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劳动报酬，并且可能会有一个严格的绩效考核标准。但所有合约都不能穷尽所有细节问题以规范工人的行为。因此工人就自由来决定如何最好地去完成工作。因此企业的生产函数就不会是简单的机器设备与原材料设备向产成品之间的简单转换过程。对于一个给定的投入可能会生产出技术上允许的最大产出，但也可能不会；第三，这一点已隐含在前两点中，即工人的努力偏差。
第四，莱宾斯坦对“给定约束下的行为”的理性概念定义不感兴趣，他认为个人行为有时是完全理性的，但有时却不是。他同时提到，如果完全理性或最大化这种术语是有意义的话，那么，非完全理性或非最大化也至少是同样可存在的（leibenstein,1979a）。他认为理性行为是行为性的，也就是就理性行为是一定行为的结果。对不同的行为进行尝试后，你的行为就有可能会是完全理性的，否则就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这些行为包括现实地衡量环境、避免膝跳反射等下意识行动、总结经验、对微小的环境变化更加敏感、不因困难而推迟决定、基于成本和收益做出决定而不是仅为了取悦他人。就此，莱宾斯坦将人的行为假定为“选择理性”：如果完全理性的赋值为1时，有的人会得到0.9分，基本接近于完全理性，而有人则可能仅到0.5分。
莱宾斯坦通过经济学和心理学对选择理性做出了解释：一个人的努力是对压力的反应。外部压力来自于市场竞争的程序，而内部压力则来自于人的双重性格。人性的一个特征是努力追求完美，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和力求完全理性，
第二部分 阿克洛夫的行为经济学
人类的行为是标准的经济理论中所说的完全理性和严格最大化吗？阿克洛夫认为人类的行为不是完全理性的。在1970年代，普遍认为我们所做出的选择好象直觉的科学家一样准确，但现在明白了，即我们经常会犯一些系统性的错误。阿克洛夫发现其实人类很难做到完全理性。但是，他提到，“在我们的书中，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将道德风险问题纳入假设范围，并对假设条件进行了替代，如有关心理学或社会学方面的知识、代理人遵循“拇指规则”或是上帝禁止等，使人的行为不时地非理性的向右下方倾斜“。按阿克洛夫的观点，经济学的美学任务是用逻辑方法分析现象，而目前经济学家却以研究现实经济世界做为经济学的发展日程，因而对经济学的发展目标产生了混淆。
人们的行为与直觉科学家有什么不同？是如何偏离完全理性的？阿克洛夫认为偏离完全理性的主要原因是人类的中庸思想，如代表性、普遍性等。他同时也提到其他两个原因：一是人类行为趋于社会准则，二是“拇指规则”。两种原因均能产生平均的结果，但却都不会与完全理性到及最大化一致。当提到“准则”，他定义为改变行为的不可接受的高转换成本（akerlof 和yellen，1985a，p.708）。在根据转换成本识别“准则”方面，阿克洛夫接受了莱宾斯坦的观点，即对非完全理性行为的解释不会使行为完全理性。他认为，一个符合现实世界的理论必须基于人类非完全理性的假设下，否则，“它将是非科学的简化而从事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akerlof，1987，p.138）。
人类非完全理性的可能的经济含意是什么？如果“近似理性”将会是什么样？成为近似理性意味着一个非最大化者如果成为最大化者不可能得到显著的收益。阿克洛夫提出了一个莱宾斯坦所没有提出的问题：微量的非最大化行为所引起的均衡的变化会大于归于非最大化行为的损失吗？阿克洛夫与莱宾斯坦的另一个区别是：他认为，当严格最大化的假设条件改变后，基于最大化的经济模型的仍然是保持其重要性。为此，他考虑一种能很好替代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就能使研究模型在对完全理性假设条件进行一定程度的放宽后，能将标准行为和现实世界的多样化行为有机地纳入分析模型（akerlof，1987，p.139）。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近似理性所产生的均衡是有效的吗？也就是说，它与完全理性下的均衡实际上是否是无法区分的？阿克洛夫再次提到直觉(intuition)这个词,他表明“近似理性可能会被理解为与完全理性非常接近，但这种直觉实事上是错误的”（akerlof，1987，p.139）。
阿克洛夫认为，现实世界包括了很多内容，如货币幻觉、经济周期、非自愿性失业、工资水平设定以及社会公平等，而经济学家却在解释现实经济时在完全理性假设方面妥协了。如，按他的意见，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中，人的行为表现出了完全理性和非完全理性两种成份，对于后者我们将期行为基于“拇指规则”和货币幻觉等假定。凯恩斯从不避讳非完全理性假设，他似乎更倾向于建立一种与人类行为经验相一致的理论，而不是与经济理论的标准假设相致的理论。谈到工人受货币幻觉趋动时，凯恩斯说到：“不论符不符合逻辑，经验表明这就是实际上工人如何行事的”（keyens,1935,p.9）。
完全理性的人们通过理论预期就会产生完全就业。但问题是理性的代理人只关心实际的大小，并且货币当然是中性的。货币供应的减少会降低工资和价格，但产出、就业和实际工资不变。另一方面，货币幻觉会产生名义价格和工资的刚性，从而形成商业周期。“抛锚”作为一个非理性行为的来源，也可以用来解释刚性货币工资，原因是“抛锚”使工资水平基于 起初的信息，即以往的工资水平，而不管现实情况与过去情况是否有相似性。而要求工资平等作为非完全理性的另一个来源，则将标准固定在现行水平。根据kahneman（1986）等人的实验，对工资标准要求往往固定现行工资水平上。
产生商业周期需要多少非理性成份？近似理性行为是否足够？凯恩斯模型中关于消费、投资和货币需求可以被看做是近似理性的。阿克洛夫通过假定一定比例的人是近似理性而非完全理性，运用包络定理检验了近似理性对商业周期的影响。他表明，通过数学模型推导，近似理性对微观层面的企业来说影响甚微，但对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却是巨大的。阿克洛夫认为他的理论中的行为是与心理学、社会学以及现行的行为经济学是一致的。
对于作为模型基础的行为习惯或行为模式，阿克洛夫本人也承认并不是符合实际的，但却是有用的，因为它是一个简化。该模型与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模型有四点不同：首先存在一个能被社会上一定比例人口能接受的荣誉信号或行为信号；其次，个人从社会上的好的声誉和传统的消费两个方面都能得到效用；三方面是与人类学相一致的；四是不遵守信号就会降低社会上遵守信号的人的比例。用公式第三是声誉取决于人们对一个共同信号的遵守和接受该信号的人的比例。阿克洛夫指出以上表示： ,其中μ是社会上遵守信号的人的比例,x是社会上遵守信号的人的比例。如果μ＞χ，则g＜0，反之则大于0。
近似理性意味着非最大化行为者不可能从转变成为最大化行为而获得显著的收益。近似理性当然要与“近似理性”的规则、习惯等保持一致。对于遵守或不遵守习惯或规则，都会有一个收益和成本的权衡，如果不遵守规则或习惯的成本微乎其微，则我们就会预期不遵守规则行为的情况在长期内会增长。在他的一篇论文《社会习惯理论：使失业可能成为结果》中，阿克洛夫表明了为什么即使是存在金钱方面的激励也不会导致不遵守社会习惯情况发生的原因。这篇论文是对贝克一个模型的拓展，在贝克的模型中研究了具有消费差别偏好的人们对消费差别与其他消费的权衡问题，他认为中，差别消费的成本会降低偏好程度和此类偏好的人数比例，并一直到这种差别消失。在阿克洛夫的模型中，他证明了如果不遵守社会规则或习惯的成本是充分大的，并且会造成“声誉”的较大损失，社会习惯是难以改变的。
如果存在一个近似理性的社会习惯，雇主和雇员是不会在市场条件下自动实现价格出清的，一种可能的结果就是非自愿性失业。对于非自愿性失业问题，阿克洛夫在他的多篇论文中提起，并认为非自愿性失业是有可能发生的。如，他认为新雇员即使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平，但由于现有雇员使他们无法摆脱失去声誉的恐惧，因此使这些潜在的新雇员无法被雇用，从而形成非自愿性失业。一个均衡的结果是不会再有双嬴的交易发生，这样本来有可能发生的双嬴的交易因为对失去声誉的考虑而被阻止了。当然在这里，瓦尔拉斯拍卖模型是有效的，但不过只是程度上的影响（因为完全理性尽管存在但不具普遍性）。阿克洛夫的行为信号模型的结论则具有较宽的适用范围：首先，它有可能发展一个关于社会习惯的模型，将人类的 普遍存在的社会习惯和信号与对行为的经济激励有机结合起来；第二，习惯的遵守与否是社会历史和个人效用共同作用的结果；三是经济方面的激励可能不会减弱社会习惯的影响。如果一个社会习惯的遵守成本过高，则它可能会被废弃，但成本低的则会较为稳定并形成均衡；第四，非自愿性失业可能是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激励相互碰撞的结果。
上述模型的一个重要含义是企业可能会有两个稳定的均衡：一种均衡是存在完整的习惯规则，所有雇员都严格遵守；另一种是没有习惯规则，所有雇员都不相信。当然还可能有第三种可能，就是习惯仍然会被遵守甚至是不是所有人都会是在金钱方面是最优时。另重要的结论出自于其正式的模型中，首先，如果一个纯市场经济中，WTP（WILLING TO PAY）会等于WTR（willing to receive），在这种条件下的失业属自愿性的。而在馈赠经济条件下，因为存在对行为规则的正效应，WTP会超过WTR。因此在馈赠经济中，市场不会自动出清，失业就不会是自愿性。
阿克洛夫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NCT）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劳动力和资本的认识，这一点与莱宾斯坦的观点是一致的。NCT假定劳动投入是资本变量在横轴上的扩展。购买一台机器，投入生产线后，根据其技术能力生产其产出；同样，雇用一个工人，将其投入生产线上，按其最大可能生产产出。阿克洛夫认为这个假定是不正确的。劳动的使用受法律的严格限制，如童工法、工资法等，同时，对劳动的使用也受工人之间自愿合作的限制。事实上，劳动合约也是不完善的。在NCT中，包含了对最低绩效标准的认识以及对绩效和工资支付的所隐含的关系都做了考虑。在他的论文《劳动合约作为部分馈赠交易》一文中，他认为NCT是对现实最好的近似（akerlof,1982,p.545）。另外因为在论文中他将工人的努力作为影响产出的一个重要的一维变量，因此他又认为这篇文章是对莱宾斯坦工作的更深的拓展（akerlof,1982,p.545）。
阿克洛夫在讨论工人努力、生产力和工资的关系时，采用了情感（sentiment）和馈赠(gift)这两个概念。受情感影响的关系主要包括雇员之间以及雇员与上层管理者的相互作用，由此而推，由于情感可以产生对于馈赠的效用交换，其中工人给予企业的馈赠主要 是超出最胝工作标准的努力，而企业给予工人的馈赠则是超出工人机会成本的工资水平。关于上述问题，他参考的主要是乔治. 豪曼斯关于新英格兰公用事业公司的一篇主要文献－《现金交易员？》（homans,1954）,这篇文献主要研究了十个女性收款员，其主要工作是记录客户的付费卡的支付情况，低于每小时300张卡的工作效率将会受到上级主管的严厉批评，其平均速度大约在每小时记录353张左右，超出厂方要求的的最低标准的17%。关于这个现象，阿克洛夫认为按NCT的观点，现金交易员和企业的行为都是无法解释的（akerlof and dickens,1982,p.547），也就是说为什么雇员不会降低努力程度（即降低速度）以及企业为什么不会提高工作标准？这里的主要问题是全部雇员的工资相同，而职位的提升只能增加工作上的责任而不会有工资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按NCY的观点，如果现有的努力水平会有边际负效用时，工人会将自己的努力水平限定在每小时300张卡上，而如果在这个工作标准上，工人能得到边际正效用，则工人会增加自己的努力程度，而企业则会通过支付更高的工资水平以增加利润水平。从这个例子可以，企业并不是根据边际产品而支付工资的。对于这个问题，阿克洛夫沿用莱宾斯坦的研究传统，并对此进行了补充，他认为肯定存在某个新古典模型可以解释雇员和企业的行为，但这个模型可能会很复杂。对此，阿克洛夫从社会学角度对问题给出了一个相对简单的解释。
社会学假定人的努力取决于行为的群体规范，同时还假定雇员超出规定标准的努力是对企业的馈赠，但这个馈赠不是一个单向的纯馈赠，因为雇员期望得到一个相同的馈赠回报，如工资。因此这些馈赠也可以看做是交易的一部分，并且，如果一方所期望的没有实现，则另一方就会撤回。当然，不能回报的成本也包括“伤害的威胁”（akerlof and dickens,1982,p.550）。馈赠也包括情感，工人会在工作中形成彼此的友谊，所以会倾向于努力工作以缓解同伴的工作压力。工人同样会对企业产生情感，并会努力工作以超出规定的标准，对此的回报是企业会支付更高的工资，当然企业也会得到更高的利润，按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对于工人的努力馈赠，企业并不回报，则工人的努力水平就会回到原来的标准水平。对此，莱宾斯坦在论生产力时把这种情况归于“囚徒困境”的结果，即会使工人的努力水平最小化，奉行“付一天公平工资，做一天公平工作”的哲学。
阿克洛夫的经济学中运用理性作为语言的另一个例子是他在研究将认知不协调情况下整合行为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探讨上。认知是一个人对自己及对世界的知识或意见。当两个人或更多人对认知不一致时，不协调性就发生了。心理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人们会从不一致性的认知或认知的不协调上得到负效用。作为一个结果，人们会求同存异。举例说明，如果我个人认为我是一个生产有效率的工人，而事实的统计结果表明我是本部门中生产率最低的，我可能会对劳动生产率的认识进行重新定义。特别能引起经济学家兴趣的是一些对认知标准的实验，结果表明，人们对于相同的信息会产生不同的世界观，如从事危险工作的人往往并不知道或意识不到自己是在做一项危险的工作。
论乔治. 阿克洛夫和哈维.莱宾斯坦的行为经济学
简介：行为经济学已被经济界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乔治. 阿克洛夫因其在行为研究学研究方面的成就荣获了200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乔治. 阿克洛夫的研究工作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理性问题、工作范式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哈维.莱宾斯坦是近几十年来最先研究和开创行为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之一，阿克洛夫通过对其理论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本文主要研究两位经济学家在行为经济学方面的相似之处，并重点研究阿克洛夫在哪些方面对莱宾斯坦的研究进行了有效拓展。
一、介绍
最近几年，共有3位经济学家因在行为经济学方面的成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分别是：乔治. 阿克洛夫、丹尼尔. 卡尼曼和斯蒂格利茨。自1983年普林斯顿大学第一次召开行为经济学会议以来，该学科已越来越被经济学界所接受。本文将重点研究乔治. 阿克洛夫和哈维.莱宾斯坦在行为经济学发展方面所做的工作，特别是乔治. 阿克洛夫对哈维.莱宾斯坦的理论的发展。笔者先对哈维.莱宾斯坦的X非效率理论的主要特征做一下简要的讨论，这些理论被乔治. 阿克洛夫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最后对乔治. 阿克洛夫在行为经济学方面的工作进行总结，特别是对莱宾斯坦相关理论的发展部分。
二、X－效率理论
X－效率理论的发展最初是直觉的结果。当时莱宾斯坦在伯克利分校教学，他发现他的一位助教对工作的努力以及由引得到的绩效每周都不同，由此他突然想到了对于个人、企业或产业而言，绩效是随着努力效率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由是他开始通过收集数据来证明，其中有三种数据是显著的：一是在许多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等）和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等）的制造业中，在资本和劳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改变经理与雇员之间的关系，或是改变激励机制，就可以得到劳动生产率的显著变化。这清楚地表明，除了传统的投入因素，如劳动投入和资本等，还有一种更大的力量因素在决定着产出和劳动生产率；二是有关数据表明，因外部竞争加大而使配置效率提高所获得的收益非常之小，通常不会超过1%产出的十分之一。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小的估计值？因为以上估计假定企业在购买和使用投入要素上是有效率，因此企业会其生产或成本函数运作，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企业组织的变化，从广泛上讲，企业的效率所得主要是由于价格和产量的变化的净边际效应；第三种数据是对罗伯特. 蒙戴尔（robert.mundell,1962）的回应。罗伯特. 蒙戴尔将配置效率值很小的原因解释为市场势力只能对效率造成极小的效率损失，并由此很伤感的认为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蒙戴尔号召经济学界重新构建配置效率收益的估计方法。莱宾斯坦则从另一角度对配置效率收益估计值很低的情况进行了解释，他已经预想到可能会有一种不同于配置效率的其他的效率因素在起作用，因此他在最初的研究中将配置效率放在一边，由于他所研究的效率类型当时并不为经济学家所知（当然也包括其本人），因此他简单地称之为X－效率。他于1966年6月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第一篇论述配置效率和X－效率的论文（莱宾斯坦，1966）。
莱宾斯坦在与威廉姆.科曼纳的一篇论文中（comanor和leibenstein,1969），将研究重点放在配置效率潜在收益的大小方面，并表明X效率的提高可以增加配置非效率的大小。如图1，假设起初的垄断价格和相应的成本分别为Pm和Cm，垄断利润为PmCmBA，则配置非效率损失为ABC。如果对垄断引入竞争，X效率提高，从而使成本从Cm降低到Cc，则配置非效率损失则会增加为ADE，而X非效率损失为CmCcDB。他们还用具体数字表明了上述图解的含义：设垄断企业的成本比垄断价格低6%，垄断部分的产出占整体经济总产出的一半。此时，如果价格弹性为2，按图1所示，如果成本差别为18%，则配置非效率福利损失将从接近国民生产净值（NNP）的0.18%增加到3%，而X非效率则是国民生产净值（NNP）的9%。
（一） X效率理论的基本假设
对X效率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基本假设方面，不同的文献对假设条件有不同的认识。本文列举了该理论的6个基本假设：非完全市场，劳动合约的不完备性，生产函数的不确定性，努力偏差，理性的连续性以及“惰性”区间。首先，X非效率理论集中研究非完全市场导致的垄断势力以及对卖方有利的不对称信息方面，这种不完全包括买入投入要素和卖出最终产品的障碍，以及实现对双方都有利的交易的信息障碍等；第二，劳动合约可能会清楚地标明了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劳动报酬，并且可能会有一个严格的绩效考核标准。但所有合约都不能穷尽所有细节问题以规范工人的行为。因此工人就自由来决定如何最好地去完成工作。因此企业的生产函数就不会是简单的机器设备与原材料设备向产成品之间的简单转换过程。对于一个给定的投入可能会生产出技术上允许的最大产出，但也可能不会；第三，这一点已隐含在前两点中，即工人的努力偏差。
第四，莱宾斯坦对“给定约束下的行为”的理性概念定义不感兴趣，他认为个人行为有时是完全理性的，但有时却不是。他同时提到，如果完全理性或最大化这种术语是有意义的话，那么，非完全理性或非最大化也至少是同样可存在的（leibenstein,1979a）。他认为理性行为是行为性的，也就是就理性行为是一定行为的结果。对不同的行为进行尝试后，你的行为就有可能会是完全理性的，否则就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这些行为包括现实地衡量环境、避免膝跳反射等下意识行动、总结经验、对微小的环境变化更加敏感、不因困难而推迟决定、基于成本和收益做出决定而不是仅为了取悦他人。就此，莱宾斯坦将人的行为假定为“选择理性”：如果完全理性的赋值为1时，有的人会得到0.9分，基本接近于完全理性，而有人则可能仅到0.5分。
莱宾斯坦通过经济学和心理学对选择理性做出了解释：一个人的努力是对压力的反应。外部压力来自于市场竞争的程序，而内部压力则来自于人的双重性格。人性的一个特征是努力追求完美，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和力求完全理性，
第二部分 阿克洛夫的行为经济学
人类的行为是标准的经济理论中所说的完全理性和严格最大化吗？阿克洛夫认为人类的行为不是完全理性的。在1970年代，普遍认为我们所做出的选择好象直觉的科学家一样准确，但现在明白了，即我们经常会犯一些系统性的错误。阿克洛夫发现其实人类很难做到完全理性。但是，他提到，“在我们的书中，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将道德风险问题纳入假设范围，并对假设条件进行了替代，如有关心理学或社会学方面的知识、代理人遵循“拇指规则”或是上帝禁止等，使人的行为不时地非理性的向右下方倾斜“。按阿克洛夫的观点，经济学的美学任务是用逻辑方法分析现象，而目前经济学家却以研究现实经济世界做为经济学的发展日程，因而对经济学的发展目标产生了混淆。
人们的行为与直觉科学家有什么不同？是如何偏离完全理性的？阿克洛夫认为偏离完全理性的主要原因是人类的中庸思想，如代表性、普遍性等。他同时也提到其他两个原因：一是人类行为趋于社会准则，二是“拇指规则”。两种原因均能产生平均的结果，但却都不会与完全理性到及最大化一致。当提到“准则”，他定义为改变行为的不可接受的高转换成本（akerlof 和yellen，1985a，p.708）。在根据转换成本识别“准则”方面，阿克洛夫接受了莱宾斯坦的观点，即对非完全理性行为的解释不会使行为完全理性。他认为，一个符合现实世界的理论必须基于人类非完全理性的假设下，否则，“它将是非科学的简化而从事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akerlof，1987，p.138）。
人类非完全理性的可能的经济含意是什么？如果“近似理性”将会是什么样？成为近似理性意味着一个非最大化者如果成为最大化者不可能得到显著的收益。阿克洛夫提出了一个莱宾斯坦所没有提出的问题：微量的非最大化行为所引起的均衡的变化会大于归于非最大化行为的损失吗？阿克洛夫与莱宾斯坦的另一个区别是：他认为，当严格最大化的假设条件改变后，基于最大化的经济模型的仍然是保持其重要性。为此，他考虑一种能很好替代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就能使研究模型在对完全理性假设条件进行一定程度的放宽后，能将标准行为和现实世界的多样化行为有机地纳入分析模型（akerlof，1987，p.139）。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近似理性所产生的均衡是有效的吗？也就是说，它与完全理性下的均衡实际上是否是无法区分的？阿克洛夫再次提到直觉(intuition)这个词,他表明“近似理性可能会被理解为与完全理性非常接近，但这种直觉实事上是错误的”（akerlof，1987，p.139）。
阿克洛夫认为，现实世界包括了很多内容，如货币幻觉、经济周期、非自愿性失业、工资水平设定以及社会公平等，而经济学家却在解释现实经济时在完全理性假设方面妥协了。如，按他的意见，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中，人的行为表现出了完全理性和非完全理性两种成份，对于后者我们将期行为基于“拇指规则”和货币幻觉等假定。凯恩斯从不避讳非完全理性假设，他似乎更倾向于建立一种与人类行为经验相一致的理论，而不是与经济理论的标准假设相致的理论。谈到工人受货币幻觉趋动时，凯恩斯说到：“不论符不符合逻辑，经验表明这就是实际上工人如何行事的”（keyens,1935,p.9）。
完全理性的人们通过理论预期就会产生完全就业。但问题是理性的代理人只关心实际的大小，并且货币当然是中性的。货币供应的减少会降低工资和价格，但产出、就业和实际工资不变。另一方面，货币幻觉会产生名义价格和工资的刚性，从而形成商业周期。“抛锚”作为一个非理性行为的来源，也可以用来解释刚性货币工资，原因是“抛锚”使工资水平基于 起初的信息，即以往的工资水平，而不管现实情况与过去情况是否有相似性。而要求工资平等作为非完全理性的另一个来源，则将标准固定在现行水平。根据kahneman（1986）等人的实验，对工资标准要求往往固定现行工资水平上。
产生商业周期需要多少非理性成份？近似理性行为是否足够？凯恩斯模型中关于消费、投资和货币需求可以被看做是近似理性的。阿克洛夫通过假定一定比例的人是近似理性而非完全理性，运用包络定理检验了近似理性对商业周期的影响。他表明，通过数学模型推导，近似理性对微观层面的企业来说影响甚微，但对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却是巨大的。阿克洛夫认为他的理论中的行为是与心理学、社会学以及现行的行为经济学是一致的。
对于作为模型基础的行为习惯或行为模式，阿克洛夫本人也承认并不是符合实际的，但却是有用的，因为它是一个简化。该模型与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模型有四点不同：首先存在一个能被社会上一定比例人口能接受的荣誉信号或行为信号；其次，个人从社会上的好的声誉和传统的消费两个方面都能得到效用；三方面是与人类学相一致的；四是不遵守信号就会降低社会上遵守信号的人的比例。用公式第三是声誉取决于人们对一个共同信号的遵守和接受该信号的人的比例。阿克洛夫指出以上表示： ,其中μ是社会上遵守信号的人的比例,x是社会上遵守信号的人的比例。如果μ＞χ，则g＜0，反之则大于0。
近似理性意味着非最大化行为者不可能从转变成为最大化行为而获得显著的收益。近似理性当然要与“近似理性”的规则、习惯等保持一致。对于遵守或不遵守习惯或规则，都会有一个收益和成本的权衡，如果不遵守规则或习惯的成本微乎其微，则我们就会预期不遵守规则行为的情况在长期内会增长。在他的一篇论文《社会习惯理论：使失业可能成为结果》中，阿克洛夫表明了为什么即使是存在金钱方面的激励也不会导致不遵守社会习惯情况发生的原因。这篇论文是对贝克一个模型的拓展，在贝克的模型中研究了具有消费差别偏好的人们对消费差别与其他消费的权衡问题，他认为中，差别消费的成本会降低偏好程度和此类偏好的人数比例，并一直到这种差别消失。在阿克洛夫的模型中，他证明了如果不遵守社会规则或习惯的成本是充分大的，并且会造成“声誉”的较大损失，社会习惯是难以改变的。
如果存在一个近似理性的社会习惯，雇主和雇员是不会在市场条件下自动实现价格出清的，一种可能的结果就是非自愿性失业。对于非自愿性失业问题，阿克洛夫在他的多篇论文中提起，并认为非自愿性失业是有可能发生的。如，他认为新雇员即使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平，但由于现有雇员使他们无法摆脱失去声誉的恐惧，因此使这些潜在的新雇员无法被雇用，从而形成非自愿性失业。一个均衡的结果是不会再有双嬴的交易发生，这样本来有可能发生的双嬴的交易因为对失去声誉的考虑而被阻止了。当然在这里，瓦尔拉斯拍卖模型是有效的，但不过只是程度上的影响（因为完全理性尽管存在但不具普遍性）。阿克洛夫的行为信号模型的结论则具有较宽的适用范围：首先，它有可能发展一个关于社会习惯的模型，将人类的 普遍存在的社会习惯和信号与对行为的经济激励有机结合起来；第二，习惯的遵守与否是社会历史和个人效用共同作用的结果；三是经济方面的激励可能不会减弱社会习惯的影响。如果一个社会习惯的遵守成本过高，则它可能会被废弃，但成本低的则会较为稳定并形成均衡；第四，非自愿性失业可能是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激励相互碰撞的结果。
上述模型的一个重要含义是企业可能会有两个稳定的均衡：一种均衡是存在完整的习惯规则，所有雇员都严格遵守；另一种是没有习惯规则，所有雇员都不相信。当然还可能有第三种可能，就是习惯仍然会被遵守甚至是不是所有人都会是在金钱方面是最优时。另重要的结论出自于其正式的模型中，首先，如果一个纯市场经济中，WTP（WILLING TO PAY）会等于WTR（willing to receive），在这种条件下的失业属自愿性的。而在馈赠经济条件下，因为存在对行为规则的正效应，WTP会超过WTR。因此在馈赠经济中，市场不会自动出清，失业就不会是自愿性。
阿克洛夫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NCT）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劳动力和资本的认识，这一点与莱宾斯坦的观点是一致的。NCT假定劳动投入是资本变量在横轴上的扩展。购买一台机器，投入生产线后，根据其技术能力生产其产出；同样，雇用一个工人，将其投入生产线上，按其最大可能生产产出。阿克洛夫认为这个假定是不正确的。劳动的使用受法律的严格限制，如童工法、工资法等，同时，对劳动的使用也受工人之间自愿合作的限制。事实上，劳动合约也是不完善的。在NCT中，包含了对最低绩效标准的认识以及对绩效和工资支付的所隐含的关系都做了考虑。在他的论文《劳动合约作为部分馈赠交易》一文中，他认为NCT是对现实最好的近似（akerlof,1982,p.545）。另外因为在论文中他将工人的努力作为影响产出的一个重要的一维变量，因此他又认为这篇文章是对莱宾斯坦工作的更深的拓展（akerlof,1982,p.545）。
阿克洛夫在讨论工人努力、生产力和工资的关系时，采用了情感（sentiment）和馈赠(gift)这两个概念。受情感影响的关系主要包括雇员之间以及雇员与上层管理者的相互作用，由此而推，由于情感可以产生对于馈赠的效用交换，其中工人给予企业的馈赠主要 是超出最胝工作标准的努力，而企业给予工人的馈赠则是超出工人机会成本的工资水平。关于上述问题，他参考的主要是乔治. 豪曼斯关于新英格兰公用事业公司的一篇主要文献－《现金交易员？》（homans,1954）,这篇文献主要研究了十个女性收款员，其主要工作是记录客户的付费卡的支付情况，低于每小时300张卡的工作效率将会受到上级主管的严厉批评，其平均速度大约在每小时记录353张左右，超出厂方要求的的最低标准的17%。关于这个现象，阿克洛夫认为按NCT的观点，现金交易员和企业的行为都是无法解释的（akerlof and dickens,1982,p.547），也就是说为什么雇员不会降低努力程度（即降低速度）以及企业为什么不会提高工作标准？这里的主要问题是全部雇员的工资相同，而职位的提升只能增加工作上的责任而不会有工资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按NCY的观点，如果现有的努力水平会有边际负效用时，工人会将自己的努力水平限定在每小时300张卡上，而如果在这个工作标准上，工人能得到边际正效用，则工人会增加自己的努力程度，而企业则会通过支付更高的工资水平以增加利润水平。从这个例子可以，企业并不是根据边际产品而支付工资的。对于这个问题，阿克洛夫沿用莱宾斯坦的研究传统，并对此进行了补充，他认为肯定存在某个新古典模型可以解释雇员和企业的行为，但这个模型可能会很复杂。对此，阿克洛夫从社会学角度对问题给出了一个相对简单的解释。
社会学假定人的努力取决于行为的群体规范，同时还假定雇员超出规定标准的努力是对企业的馈赠，但这个馈赠不是一个单向的纯馈赠，因为雇员期望得到一个相同的馈赠回报，如工资。因此这些馈赠也可以看做是交易的一部分，并且，如果一方所期望的没有实现，则另一方就会撤回。当然，不能回报的成本也包括“伤害的威胁”（akerlof and dickens,1982,p.550）。馈赠也包括情感，工人会在工作中形成彼此的友谊，所以会倾向于努力工作以缓解同伴的工作压力。工人同样会对企业产生情感，并会努力工作以超出规定的标准，对此的回报是企业会支付更高的工资，当然企业也会得到更高的利润，按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对于工人的努力馈赠，企业并不回报，则工人的努力水平就会回到原来的标准水平。对此，莱宾斯坦在论生产力时把这种情况归于“囚徒困境”的结果，即会使工人的努力水平最小化，奉行“付一天公平工资，做一天公平工作”的哲学。
阿克洛夫的经济学中运用理性作为语言的另一个例子是他在研究将认知不协调情况下整合行为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探讨上。认知是一个人对自己及对世界的知识或意见。当两个人或更多人对认知不一致时，不协调性就发生了。心理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人们会从不一致性的认知或认知的不协调上得到负效用。作为一个结果，人们会求同存异。举例说明，如果我个人认为我是一个生产有效率的工人，而事实的统计结果表明我是本部门中生产率最低的，我可能会对劳动生产率的认识进行重新定义。特别能引起经济学家兴趣的是一些对认知标准的实验，结果表明，人们对于相同的信息会产生不同的世界观，如从事危险工作的人往往并不知道或意识不到自己是在做一项危险的工作。
论乔治. 阿克洛夫和哈维.莱宾斯坦的行为经济学
简介：行为经济学已被经济界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乔治. 阿克洛夫因其在行为研究学研究方面的成就荣获了200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乔治. 阿克洛夫的研究工作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理性问题、工作范式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哈维.莱宾斯坦是近几十年来最先研究和开创行为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之一，阿克洛夫通过对其理论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本文主要研究两位经济学家在行为经济学方面的相似之处，并重点研究阿克洛夫在哪些方面对莱宾斯坦的研究进行了有效拓展。
一、介绍
最近几年，共有3位经济学家因在行为经济学方面的成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分别是：乔治. 阿克洛夫、丹尼尔. 卡尼曼和斯蒂格利茨。自1983年普林斯顿大学第一次召开行为经济学会议以来，该学科已越来越被经济学界所接受。本文将重点研究乔治. 阿克洛夫和哈维.莱宾斯坦在行为经济学发展方面所做的工作，特别是乔治. 阿克洛夫对哈维.莱宾斯坦的理论的发展。笔者先对哈维.莱宾斯坦的X非效率理论的主要特征做一下简要的讨论，这些理论被乔治. 阿克洛夫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最后对乔治. 阿克洛夫在行为经济学方面的工作进行总结，特别是对莱宾斯坦相关理论的发展部分。
二、X－效率理论
X－效率理论的发展最初是直觉的结果。当时莱宾斯坦在伯克利分校教学，他发现他的一位助教对工作的努力以及由引得到的绩效每周都不同，由此他突然想到了对于个人、企业或产业而言，绩效是随着努力效率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由是他开始通过收集数据来证明，其中有三种数据是显著的：一是在许多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等）和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等）的制造业中，在资本和劳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改变经理与雇员之间的关系，或是改变激励机制，就可以得到劳动生产率的显著变化。这清楚地表明，除了传统的投入因素，如劳动投入和资本等，还有一种更大的力量因素在决定着产出和劳动生产率；二是有关数据表明，因外部竞争加大而使配置效率提高所获得的收益非常之小，通常不会超过1%产出的十分之一。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小的估计值？因为以上估计假定企业在购买和使用投入要素上是有效率，因此企业会其生产或成本函数运作，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企业组织的变化，从广泛上讲，企业的效率所得主要是由于价格和产量的变化的净边际效应；第三种数据是对罗伯特. 蒙戴尔（robert.mundell,1962）的回应。罗伯特. 蒙戴尔将配置效率值很小的原因解释为市场势力只能对效率造成极小的效率损失，并由此很伤感的认为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蒙戴尔号召经济学界重新构建配置效率收益的估计方法。莱宾斯坦则从另一角度对配置效率收益估计值很低的情况进行了解释，他已经预想到可能会有一种不同于配置效率的其他的效率因素在起作用，因此他在最初的研究中将配置效率放在一边，由于他所研究的效率类型当时并不为经济学家所知（当然也包括其本人），因此他简单地称之为X－效率。他于1966年6月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第一篇论述配置效率和X－效率的论文（莱宾斯坦，1966）。
莱宾斯坦在与威廉姆.科曼纳的一篇论文中（comanor和leibenstein,1969），将研究重点放在配置效率潜在收益的大小方面，并表明X效率的提高可以增加配置非效率的大小。如图1，假设起初的垄断价格和相应的成本分别为Pm和Cm，垄断利润为PmCmBA，则配置非效率损失为ABC。如果对垄断引入竞争，X效率提高，从而使成本从Cm降低到Cc，则配置非效率损失则会增加为ADE，而X非效率损失为CmCcDB。他们还用具体数字表明了上述图解的含义：设垄断企业的成本比垄断价格低6%，垄断部分的产出占整体经济总产出的一半。此时，如果价格弹性为2，按图1所示，如果成本差别为18%，则配置非效率福利损失将从接近国民生产净值（NNP）的0.18%增加到3%，而X非效率则是国民生产净值（NNP）的9%。
（一） X效率理论的基本假设
对X效率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基本假设方面，不同的文献对假设条件有不同的认识。本文列举了该理论的6个基本假设：非完全市场，劳动合约的不完备性，生产函数的不确定性，努力偏差，理性的连续性以及“惰性”区间。首先，X非效率理论集中研究非完全市场导致的垄断势力以及对卖方有利的不对称信息方面，这种不完全包括买入投入要素和卖出最终产品的障碍，以及实现对双方都有利的交易的信息障碍等；第二，劳动合约可能会清楚地标明了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劳动报酬，并且可能会有一个严格的绩效考核标准。但所有合约都不能穷尽所有细节问题以规范工人的行为。因此工人就自由来决定如何最好地去完成工作。因此企业的生产函数就不会是简单的机器设备与原材料设备向产成品之间的简单转换过程。对于一个给定的投入可能会生产出技术上允许的最大产出，但也可能不会；第三，这一点已隐含在前两点中，即工人的努力偏差。
第四，莱宾斯坦对“给定约束下的行为”的理性概念定义不感兴趣，他认为个人行为有时是完全理性的，但有时却不是。他同时提到，如果完全理性或最大化这种术语是有意义的话，那么，非完全理性或非最大化也至少是同样可存在的（leibenstein,1979a）。他认为理性行为是行为性的，也就是就理性行为是一定行为的结果。对不同的行为进行尝试后，你的行为就有可能会是完全理性的，否则就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这些行为包括现实地衡量环境、避免膝跳反射等下意识行动、总结经验、对微小的环境变化更加敏感、不因困难而推迟决定、基于成本和收益做出决定而不是仅为了取悦他人。就此，莱宾斯坦将人的行为假定为“选择理性”：如果完全理性的赋值为1时，有的人会得到0.9分，基本接近于完全理性，而有人则可能仅到0.5分。
莱宾斯坦通过经济学和心理学对选择理性做出了解释：一个人的努力是对压力的反应。外部压力来自于市场竞争的程序，而内部压力则来自于人的双重性格。人性的一个特征是努力追求完美，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和力求完全理性，
第二部分 阿克洛夫的行为经济学
人类的行为是标准的经济理论中所说的完全理性和严格最大化吗？阿克洛夫认为人类的行为不是完全理性的。在1970年代，普遍认为我们所做出的选择好象直觉的科学家一样准确，但现在明白了，即我们经常会犯一些系统性的错误。阿克洛夫发现其实人类很难做到完全理性。但是，他提到，“在我们的书中，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将道德风险问题纳入假设范围，并对假设条件进行了替代，如有关心理学或社会学方面的知识、代理人遵循“拇指规则”或是上帝禁止等，使人的行为不时地非理性的向右下方倾斜“。按阿克洛夫的观点，经济学的美学任务是用逻辑方法分析现象，而目前经济学家却以研究现实经济世界做为经济学的发展日程，因而对经济学的发展目标产生了混淆。
人们的行为与直觉科学家有什么不同？是如何偏离完全理性的？阿克洛夫认为偏离完全理性的主要原因是人类的中庸思想，如代表性、普遍性等。他同时也提到其他两个原因：一是人类行为趋于社会准则，二是“拇指规则”。两种原因均能产生平均的结果，但却都不会与完全理性到及最大化一致。当提到“准则”，他定义为改变行为的不可接受的高转换成本（akerlof 和yellen，1985a，p.708）。在根据转换成本识别“准则”方面，阿克洛夫接受了莱宾斯坦的观点，即对非完全理性行为的解释不会使行为完全理性。他认为，一个符合现实世界的理论必须基于人类非完全理性的假设下，否则，“它将是非科学的简化而从事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akerlof，1987，p.138）。
人类非完全理性的可能的经济含意是什么？如果“近似理性”将会是什么样？成为近似理性意味着一个非最大化者如果成为最大化者不可能得到显著的收益。阿克洛夫提出了一个莱宾斯坦所没有提出的问题：微量的非最大化行为所引起的均衡的变化会大于归于非最大化行为的损失吗？阿克洛夫与莱宾斯坦的另一个区别是：他认为，当严格最大化的假设条件改变后，基于最大化的经济模型的仍然是保持其重要性。为此，他考虑一种能很好替代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就能使研究模型在对完全理性假设条件进行一定程度的放宽后，能将标准行为和现实世界的多样化行为有机地纳入分析模型（akerlof，1987，p.139）。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近似理性所产生的均衡是有效的吗？也就是说，它与完全理性下的均衡实际上是否是无法区分的？阿克洛夫再次提到直觉(intuition)这个词,他表明“近似理性可能会被理解为与完全理性非常接近，但这种直觉实事上是错误的”（akerlof，1987，p.139）。
阿克洛夫认为，现实世界包括了很多内容，如货币幻觉、经济周期、非自愿性失业、工资水平设定以及社会公平等，而经济学家却在解释现实经济时在完全理性假设方面妥协了。如，按他的意见，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中，人的行为表现出了完全理性和非完全理性两种成份，对于后者我们将期行为基于“拇指规则”和货币幻觉等假定。凯恩斯从不避讳非完全理性假设，他似乎更倾向于建立一种与人类行为经验相一致的理论，而不是与经济理论的标准假设相致的理论。谈到工人受货币幻觉趋动时，凯恩斯说到：“不论符不符合逻辑，经验表明这就是实际上工人如何行事的”（keyens,1935,p.9）。
完全理性的人们通过理论预期就会产生完全就业。但问题是理性的代理人只关心实际的大小，并且货币当然是中性的。货币供应的减少会降低工资和价格，但产出、就业和实际工资不变。另一方面，货币幻觉会产生名义价格和工资的刚性，从而形成商业周期。“抛锚”作为一个非理性行为的来源，也可以用来解释刚性货币工资，原因是“抛锚”使工资水平基于 起初的信息，即以往的工资水平，而不管现实情况与过去情况是否有相似性。而要求工资平等作为非完全理性的另一个来源，则将标准固定在现行水平。根据kahneman（1986）等人的实验，对工资标准要求往往固定现行工资水平上。
产生商业周期需要多少非理性成份？近似理性行为是否足够？凯恩斯模型中关于消费、投资和货币需求可以被看做是近似理性的。阿克洛夫通过假定一定比例的人是近似理性而非完全理性，运用包络定理检验了近似理性对商业周期的影响。他表明，通过数学模型推导，近似理性对微观层面的企业来说影响甚微，但对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却是巨大的。阿克洛夫认为他的理论中的行为是与心理学、社会学以及现行的行为经济学是一致的。
对于作为模型基础的行为习惯或行为模式，阿克洛夫本人也承认并不是符合实际的，但却是有用的，因为它是一个简化。该模型与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模型有四点不同：首先存在一个能被社会上一定比例人口能接受的荣誉信号或行为信号；其次，个人从社会上的好的声誉和传统的消费两个方面都能得到效用；三方面是与人类学相一致的；四是不遵守信号就会降低社会上遵守信号的人的比例。用公式第三是声誉取决于人们对一个共同信号的遵守和接受该信号的人的比例。阿克洛夫指出以上表示： ,其中μ是社会上遵守信号的人的比例,x是社会上遵守信号的人的比例。如果μ＞χ，则g＜0，反之则大于0。
近似理性意味着非最大化行为者不可能从转变成为最大化行为而获得显著的收益。近似理性当然要与“近似理性”的规则、习惯等保持一致。对于遵守或不遵守习惯或规则，都会有一个收益和成本的权衡，如果不遵守规则或习惯的成本微乎其微，则我们就会预期不遵守规则行为的情况在长期内会增长。在他的一篇论文《社会习惯理论：使失业可能成为结果》中，阿克洛夫表明了为什么即使是存在金钱方面的激励也不会导致不遵守社会习惯情况发生的原因。这篇论文是对贝克一个模型的拓展，在贝克的模型中研究了具有消费差别偏好的人们对消费差别与其他消费的权衡问题，他认为中，差别消费的成本会降低偏好程度和此类偏好的人数比例，并一直到这种差别消失。在阿克洛夫的模型中，他证明了如果不遵守社会规则或习惯的成本是充分大的，并且会造成“声誉”的较大损失，社会习惯是难以改变的。
如果存在一个近似理性的社会习惯，雇主和雇员是不会在市场条件下自动实现价格出清的，一种可能的结果就是非自愿性失业。对于非自愿性失业问题，阿克洛夫在他的多篇论文中提起，并认为非自愿性失业是有可能发生的。如，他认为新雇员即使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平，但由于现有雇员使他们无法摆脱失去声誉的恐惧，因此使这些潜在的新雇员无法被雇用，从而形成非自愿性失业。一个均衡的结果是不会再有双嬴的交易发生，这样本来有可能发生的双嬴的交易因为对失去声誉的考虑而被阻止了。当然在这里，瓦尔拉斯拍卖模型是有效的，但不过只是程度上的影响（因为完全理性尽管存在但不具普遍性）。阿克洛夫的行为信号模型的结论则具有较宽的适用范围：首先，它有可能发展一个关于社会习惯的模型，将人类的 普遍存在的社会习惯和信号与对行为的经济激励有机结合起来；第二，习惯的遵守与否是社会历史和个人效用共同作用的结果；三是经济方面的激励可能不会减弱社会习惯的影响。如果一个社会习惯的遵守成本过高，则它可能会被废弃，但成本低的则会较为稳定并形成均衡；第四，非自愿性失业可能是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激励相互碰撞的结果。
上述模型的一个重要含义是企业可能会有两个稳定的均衡：一种均衡是存在完整的习惯规则，所有雇员都严格遵守；另一种是没有习惯规则，所有雇员都不相信。当然还可能有第三种可能，就是习惯仍然会被遵守甚至是不是所有人都会是在金钱方面是最优时。另重要的结论出自于其正式的模型中，首先，如果一个纯市场经济中，WTP（WILLING TO PAY）会等于WTR（willing to receive），在这种条件下的失业属自愿性的。而在馈赠经济条件下，因为存在对行为规则的正效应，WTP会超过WTR。因此在馈赠经济中，市场不会自动出清，失业就不会是自愿性。
阿克洛夫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NCT）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劳动力和资本的认识，这一点与莱宾斯坦的观点是一致的。NCT假定劳动投入是资本变量在横轴上的扩展。购买一台机器，投入生产线后，根据其技术能力生产其产出；同样，雇用一个工人，将其投入生产线上，按其最大可能生产产出。阿克洛夫认为这个假定是不正确的。劳动的使用受法律的严格限制，如童工法、工资法等，同时，对劳动的使用也受工人之间自愿合作的限制。事实上，劳动合约也是不完善的。在NCT中，包含了对最低绩效标准的认识以及对绩效和工资支付的所隐含的关系都做了考虑。在他的论文《劳动合约作为部分馈赠交易》一文中，他认为NCT是对现实最好的近似（akerlof,1982,p.545）。另外因为在论文中他将工人的努力作为影响产出的一个重要的一维变量，因此他又认为这篇文章是对莱宾斯坦工作的更深的拓展（akerlof,1982,p.545）。
阿克洛夫在讨论工人努力、生产力和工资的关系时，采用了情感（sentiment）和馈赠(gift)这两个概念。受情感影响的关系主要包括雇员之间以及雇员与上层管理者的相互作用，由此而推，由于情感可以产生对于馈赠的效用交换，其中工人给予企业的馈赠主要 是超出最胝工作标准的努力，而企业给予工人的馈赠则是超出工人机会成本的工资水平。关于上述问题，他参考的主要是乔治. 豪曼斯关于新英格兰公用事业公司的一篇主要文献－《现金交易员？》（homans,1954）,这篇文献主要研究了十个女性收款员，其主要工作是记录客户的付费卡的支付情况，低于每小时300张卡的工作效率将会受到上级主管的严厉批评，其平均速度大约在每小时记录353张左右，超出厂方要求的的最低标准的17%。关于这个现象，阿克洛夫认为按NCT的观点，现金交易员和企业的行为都是无法解释的（akerlof and dickens,1982,p.547），也就是说为什么雇员不会降低努力程度（即降低速度）以及企业为什么不会提高工作标准？这里的主要问题是全部雇员的工资相同，而职位的提升只能增加工作上的责任而不会有工资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按NCY的观点，如果现有的努力水平会有边际负效用时，工人会将自己的努力水平限定在每小时300张卡上，而如果在这个工作标准上，工人能得到边际正效用，则工人会增加自己的努力程度，而企业则会通过支付更高的工资水平以增加利润水平。从这个例子可以，企业并不是根据边际产品而支付工资的。对于这个问题，阿克洛夫沿用莱宾斯坦的研究传统，并对此进行了补充，他认为肯定存在某个新古典模型可以解释雇员和企业的行为，但这个模型可能会很复杂。对此，阿克洛夫从社会学角度对问题给出了一个相对简单的解释。
社会学假定人的努力取决于行为的群体规范，同时还假定雇员超出规定标准的努力是对企业的馈赠，但这个馈赠不是一个单向的纯馈赠，因为雇员期望得到一个相同的馈赠回报，如工资。因此这些馈赠也可以看做是交易的一部分，并且，如果一方所期望的没有实现，则另一方就会撤回。当然，不能回报的成本也包括“伤害的威胁”（akerlof and dickens,1982,p.550）。馈赠也包括情感，工人会在工作中形成彼此的友谊，所以会倾向于努力工作以缓解同伴的工作压力。工人同样会对企业产生情感，并会努力工作以超出规定的标准，对此的回报是企业会支付更高的工资，当然企业也会得到更高的利润，按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对于工人的努力馈赠，企业并不回报，则工人的努力水平就会回到原来的标准水平。对此，莱宾斯坦在论生产力时把这种情况归于“囚徒困境”的结果，即会使工人的努力水平最小化，奉行“付一天公平工资，做一天公平工作”的哲学。
阿克洛夫的经济学中运用理性作为语言的另一个例子是他在研究将认知不协调情况下整合行为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探讨上。认知是一个人对自己及对世界的知识或意见。当两个人或更多人对认知不一致时，不协调性就发生了。心理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人们会从不一致性的认知或认知的不协调上得到负效用。作为一个结果，人们会求同存异。举例说明，如果我个人认为我是一个生产有效率的工人，而事实的统计结果表明我是本部门中生产率最低的，我可能会对劳动生产率的认识进行重新定义。特别能引起经济学家兴趣的是一些对认知标准的实验，结果表明，人们对于相同的信息会产生不同的世界观，如从事危险工作的人往往并不知道或意识不到自己是在做一项危险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