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克拉克经济学奖获得者—— 阿西墨格鲁的学术成就与贡献
2005年4 月，美国经济学会将每两年颁发一次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Bates Clark Medal）授予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戴龙·阿西墨格鲁（DaronAcemoglu），以表彰他在劳动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制度分析等诸多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素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克拉克奖是美国经济学会专为青年经济学家设立的一个奖项，旨在奖掖他们对“经济思想和知识”做出的杰出贡献。可以说，克拉克奖已经成为除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外，国际经济学界最重要的一项殊荣。
以下就让我们依照时间的顺序，对阿西墨格鲁主要的研究成果做一个归纳和简单的评介。
劳动经济学：技能的获得及技术变革
劳动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劳动者是否在获得一般技能方面投资欠缺？如果此命题是肯定的话，那么其原因究竟何在？对于这个问题，阿西墨格鲁曾在一系列的文章中进行了分析。他首先对现有的理论模型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发现导致结论不正确的原因在于现有模型的假定存在缺陷。1997年，阿西墨格鲁发表在《经济研究评论》上的文章从完全劳动市场（perfect labor markets）的假定出发，研究了不完全劳动市场中的训练和创新问题，并考察了雇主为寻找合适的工人所付出的高昂的找寻成本。这个模型后来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阿西墨格鲁与Pischke合作撰写了两篇文章，进一步研究了雇主无法掌握雇员工作能力所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由此对雇员流动性的影响，这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1998年的《经济学季刊》和1999年的《政治经济学评论》上。1998年的文章讨论了厂商为什么要为工人提供必要的训练这一问题，他们设想让厂商根据现有员工的技术水平及分布来选择技术，并由此建立起一个内生的技术进步模型来分析厂商在训练员工方面的行为。1999年的文章具体研究了工资的结构以及厂商为工人提供一般训练方面的投资。可以说，这两篇文章提供的研究框架已经改写了先前的许多模型并成为后来许多分析模型的基础，由于这些模型比先前的分析更接近于现实世界，因而围绕这两篇文章出现了大量的实证分析，这使得阿西墨格鲁的模型得到了及时的验证和广泛的传播。
宏观经济学领域：投资和增长
1997年，阿西墨格鲁与Zilibotti合作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研究了风险、多样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还首次提出了所谓的“历史存量”（historical stock）的概念，指出历史存量能够有力地促进资本存量的积累：通过风险的分散以及引入提高预期收益的机制，历史存量能够起到进一步刺激投资和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历史存量”只不过是包括经济与法律制度在内的文化形态而已。这篇文章可以说是阿西墨格鲁研究生涯的一个重要转向，此后他开始积极探询影响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制度——的作用，并试图追溯制度的形成过程，解释它在一国长期经济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
宏观经济学领域：“有指导的寻找新职业”和失业
长期以来，搜索模型一直是研究就业和失业问题的主要工具，尽管这些模型与劳动市场的某些特定事实相符，但在某些方面的解释力却并不理想。1999 年，阿西墨格鲁与Shimer合作在《政治经济学评论》杂志上发表文章，就失业保险的效率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2000 年，他们发表于《经济研究评论》上的文章进一步讨论了工资和技术扩散问题。在他们的分析模型中，最简单情形下的均衡就能够与相关的事实相互吻合。这个模型的成功和魅力就在于它首次提出了“有指导的寻找”（direct search）的概念，正是这个概念使得这个模型很有解释力。所谓“有指导的寻找”是指失业工人并不是漫无边际地找寻新的工作岗位，而是在找下一个新的工作之前，首先要了解不同厂商的特点，然后结合自身情况向其中的一些雇主申请工作。“有指导的寻找”这一概念提升并拓展了现有理论模型解释客观世界的能力，因而它已成为众多实证研究者的起点，并为许多相关研究提供了启发和灵感。
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政治经济学
阿西墨格鲁最近几年关注的又一问题就是政治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为了揭开这块决定经济发展进程的最后面纱，阿西墨格鲁的研究追溯到北美、南美以及非洲殖民时代，并以这一时期特有的政治制度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全面而翔实地考察了不同制度对于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所造成的长期影响。由于阿西墨格鲁新颖和独特的研究思路，他的许多研究成果很快便在学术界广为流传。应该说，政治结构、法律和市场机制与一国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目前国际经济学界最激动人心的研究领域之一。为此，阿西墨格鲁不断尝试从新的角度探寻政治制度的作用。他指出，制度的作用可能比许多经济学家预想的要大得多。
2001年，他与Johnson 和Robinson合作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从历史的角度对经济发展与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历史上出现的殖民主义及其演变。2002 年，阿西墨格鲁与Johnson 和Robinson, 联名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题为“财富的倒转：现代世界收入分配形成中的地理因素和制度”的文章。在这篇引起轰动的文章中，他们指出，1500 年前相对较为富裕的国家今天恰好成了相对较穷的国家。这一论断颠覆了地理位置决定一切的传统主张。
阿西墨格鲁还同Johnson和Robinson 合作撰写了“欧洲的兴起：大西洋贸易、制度变革以及经济增长”一文。这篇文章发表在2005年6月号的《美国经济评论》杂志上，而在发表之前它已经在学术界广为流传，并为许多华人经济学家如杨小凯等人所引用。
在这篇引起巨大反响的文章中，阿西墨格鲁等人指出，西欧国家在1500年后的兴起基本上是由那些够充分利用大西洋贸易的国家所推动的。由于这些欧洲国家能够通过大西洋与新世界、非洲以及亚洲进行实物贸易，因而这些国家的经济首先实现了增长。这些贸易活动以及早期的殖民主义不仅直接地影响了欧洲，而且它带来的制度变革也间接地改变了欧洲的文明进程。
阿西墨格鲁等人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尽管16世纪西欧的经济增长只是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片断，但如果我们能够研究这一时期大西洋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藉此管窥经济增长的机制，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地理解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从阿西墨格鲁等人的研究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通过重新解释欧洲经济发展的历程，强调大西洋贸易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让人们重新理解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由来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增长；第二，工业革命的发生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首先出现在限制专制王权的议会国家。由于这些国家没有皇室特权和固定的特权阶级，同时社会的流动性很高，私人从事商业活动的各项权利能够得到尊重和保护，因而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第三，他们的研究与诺斯等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是一致的，即制度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的确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