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也涌现出一大批对发展问题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下面,简要介绍一下2006年和2008年评出的两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情况。
(一)第一届获奖者及获奖作品简介
1、何炼成
何炼成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在劳动价值论、中国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思想史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西部学派”的代表。他是我国生产劳动理论大讨论的引发者和“新中派”代表。他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还对中国所有制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三、四、三”模式(“飞机模式”),即30%为全民所有制,是导航的机头;40%为集体所有制,是机身;30%为个体或私营经济,是机翼。他认为,所有制结构达到这样的程度,整个经济就可以腾飞。此外,何炼成积极为西部大开发献计献策,1997年出版了著作《历史与希望一一西部经济开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陕西人民出版社)。
何炼成主编的《中国发展经济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为获奖著作。该书吸收了张培刚教授的“新发展经济学”理论,将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运用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八大关系”,致力于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探索与构建, 丰富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2、林毅夫
林毅夫坚持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深入研究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问题,并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经验教训中总结、提炼出一般性的经济发展理论,不仅对于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理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也为中国改革过程中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许多良策,同时积极推动了规范化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在国内的运用。
他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了中国农村耕作制度的变迁及其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上升为对制度变迁理论的一般性思考,提出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概念,为国内外学者研究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分析框架。
林毅夫以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分析近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改革前后的经济实践中的若干经验教训,通过对大量历史证据的归纳,系统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该理论通过引入“企业自生能力”概念,放弃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的隐含假定,从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产业技术结构-发展战略-制度结构的基本逻辑出发分析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问题,引起国内外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此外,他还进一步研究了发展战略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发展战略对金融结构的影响、发展战略与对外经济开放的内在联系等问题,从而初步建立了一个一般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
他的获奖著作为《自生能力、经济发展与转型:理论与实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该书在比较优势和发展战略的统一分析框架下,阐述了政府的发展战略影响企业的自生能力、经济体系中的各种制度安排和经济绩效的理论逻辑,并力图以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检验这一理论逻辑的各种推论。该书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提出了一套逻辑比较严密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提出颇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3、史晋川等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温州模式”作为一个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区域经济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模式,不时地在充满各种争议的过程中引起人们的关注。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温州模式”己经从 “充满争议”转变成为 “充分肯定”。
史晋川等撰写《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合作者金祥荣、罗卫东等)为获奖著作。该书结合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及工业化的背景研究温州模式,从企业、市场、政府、文化等几方面揭示了温州模式的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机理,较深入地分析了中国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通过对历史制度分析理论的阐述提出了一个适合于研究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问题的理论框架,并运用历史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从人格化交易与非人格化交易的视角解释了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的有关问题,指出了温州经济与温州人经济末来可能的演变趋势。
(二)第二届获奖者及获奖作品简介
1、谭崇台
谭崇台是我国发展经济学的权威学者。上世纪80年代,他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发展经济学专著,对发展经济学在我国的传播和普及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同时他也是我国国内第一个招收发展经济学方向博士生的博导,多年来培养了一大批致力于研究发展经济学的专门人才。
谭崇台在国内最早阐述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这两个概念的联系与区别,明确指出: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的意义较狭,经济发展的意义较广,后者包括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改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改进在内的经济进步。另外,他对经济发展思想史也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对发展经济学第三阶段的理论特征进行了精辟概括与总结,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分析提出了许多新观点。
谭崇台主编的《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薛进军、郭熙保、冯金华助编)为获奖论著。该书系统概括和介绍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和观点,包括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发展的主要思路、资本利用和人力资源开发、工业化与农业发展、人口流动、发展战略选择、外贸、外资、社会项目评估等,并提出和论证了看待发展经济学的一些重要观点和方法。该书是我国引进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最早、最系统、最权威的代表作,并提出了正确对待和学习西方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为进一步应用和吸收西方发展经济学最新成果奠定了基础,在我国发展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吴敬琏
吴敬琏是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在国内最早提出并倡导市场经济理论,是我国经济理论界“市场经济论”和“整体改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以坚持市场化改革而被称为“吴市场”。其不同时期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建议,如建设市场经济、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等,在理论上始终一贯,在实践上推动了中国改革事业的前进。
吴敬琏近些年来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行了深入研究,他通过分析、比较不同增长方式和理论,强调了效率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重于投入增加,进而对中国当前“片面重化工业化”的倾向提出批评。他指出,中国发展重化工制造业正面临许多问题,如土地不足、环境污染、能源消耗以及水资源不足等,因此,中国不可能再走“传统工业化”的道路,必须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而不是过分依赖制造业尤其是重化工制造业。
他撰写的《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年)为获奖论著。该书总结了发展经济学中有关增长问题的理论演进,归纳了现代经济增长效率提高的主要源泉,讨论了中国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存在的问题,论证了中国增长模式转换的必要性和切实可行路径,为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理论基础,对中国新型工业化战略决策具有重要影响。
3、刘遵义等
刘遵义(Lawrence J . Lau),国际著名华人经济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以及工业化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东亚地区经济研究, 其中包括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国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他认为亚洲的经济问题要靠亚洲人自己解决。他在对东南亚和中国经济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很多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并提出了许多极为可行的政策性建议。
20世纪90年代初,他在《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和《东亚是否是一新的墨西哥》等论文中,首先提出了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缺陷,如经济增长主要依赖高投入、缺乏技术进步等问题,及对亚洲经济的可能影响,他的一些假说在后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到了证实。
2000年,他就中国加入WTO后面对的问题发表了务实、新锐的看法。他认为加入WTO之后,为了保证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宏观经济管理者和货币政策制定者应特别关注“二率”,即保持一个低水平但大于零的真实利率、一个低的通货膨胀率和一个稳定的利率。由于利率和目标通胀率都不能单独决定,所以,为了达到“二率”的“两低一稳定”目标,中国经济需要一个整体的政策设计。
刘遵义和合作者[陈锡康,杨翠红,郑国汉(Leonard K. Cheng), 冯国钊(K. C. Fung), 宋恩荣(Yun-Wing Sung), 祝坤福,裴建锁,唐志鹏]撰写的 “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及其应用—中美贸易顺差透视”(《中国社会科学》,2007(5))为获奖论文。该文构建了一种能够反映中国加工贸易特点的非竞争(进口)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提出了一个国家全部出口与分部门、分大类商品的单位出口对国内增加值和就业的拉动效应的计算方法,从数学上作了证明,并据此编制了2002年中美两国的非竞争(进口)型投入占用产出表,测算和分析了中美两国出口对各自国内增加值和就业的影响。该文以现代经济学前沿方法对国际贸易平衡问题进行分析,改变了传统的思维定势。
4、蔡昉
蔡昉研究了经济理论和政策的诸多领域,侧重经济发展问题,包括三农问题、经济增长、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市场,以及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等。最为突出的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改革问题的研究,形成了把改革与发展相结合的研究特色, 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
他关于三农问题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将其特殊的部门现象、产业现象和群体现象与整体经济发展和改革结合起来,纳入规范的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实证分析框架。
他与林毅夫和李周合作,从发展战略选择与资源禀赋之间的矛盾出发,分析了传统经济模式内生地形成的逻辑、因同一逻辑而形成的改革方式和遇到的难点,并提出一系列改革的政策建议。他关于发展战略和改革方式研究的突出特点是:一方面,把规范的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应用到中国发展和改革的实际中,因此,问题的讨论就成为经济学主流的话题,进而在长达十多年的研究中始终保持理论逻辑的一致性;另一方面,突破了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与中国现实不符的假设,从而与中国的问题联系更加紧密。这使中国经济学不仅在实证上,而且在理论上对一般经济学做出贡献。
他认为,贫困不仅仅表现在收入的不足上面,更由于人文发展不足而表现为能力的贫困,从而不能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因此,他指出人文发展作为发展手段和目的的统一,应该作为消除贫困战略和区域平衡战略的实施重点。
此外,蔡昉从80年代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开始,逐渐转向劳动经济学领域,并组建了国内最有生产力的劳动经济学研究团队。首先,从论证农村劳动力转移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可避免性及其意义入手,逐渐对劳动力流动的各种特征及其制度环境进行了全面的理论分析和经验检验。其次,分析了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以及中国就业、失业和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劳动经济学问题。第三,从人口经济学角度分析中国人口政策、就业政策和探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他撰写的“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2007(3))为获奖论文。该文对刘易斯模型进行拓展和修正,描述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二元经济发展路径及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包括:利用人口红利、比较优势、全要素生产率改进和更广泛参与全球竞争等。进一步研究了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策略,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达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的“刘易斯转折点”阶段,据此提出了重要的政策建议。
5、姚洋
姚洋长期致力于农村发展、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制度变迁研究。他从在美国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时起就开始关注中国的三农问题,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中国农村市场与制度缺陷及其后果的三篇论文》。回国后陆续发表了若干有重要影响的“三农”主题的学术论文,成为国内经济学界研究三农问题的知名经济学家之一。
他撰写的《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为获奖论著。该书围绕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和农村劳动力市场集中探讨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对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绩效和福利效应、农村信贷市场等不完全及其影响、农村集体决策过程及土地合约中的权利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该书以严谨的经济学理论方法和计量工具对土地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丰富了制度变迁理论及对中国土地制度的理解,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6、胡必亮
胡必亮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与农村发展。胡必亮及其研究团队以大量的村庄调查为基础,广泛研究了乡村社会在转型期所面临的文化变迁、组织演进和乡村治理结构的变化,构成了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全景图。此外,胡必亮还对中国乡村的经济社会运作和文化传统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将田野调查的各种材料作了进一步提炼和概括,2005年形成了《关系共同体》一书;2006年,胡必亮等出版了《农村金融与村庄发展》。这两本著作是他村庄研究系列的一个必然的符合逻辑的延伸。前者对村庄研究作了理论上的升华与抽象,而后者将村庄共同体的理论应用到农村金融尤其是农村民间金融领域,用以解释民间金融的拓展与变迁。
他认为中国新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模式)必须包含这样两个内容:一是将集中与分散有机地结合与统一起来;二是建立起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一体化发展体系。体现在实践上,就是要大力发展大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带。
他撰写的英文著作《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的乡村发展)(Routledge, 2007年英文版)为获奖作品。该书重点论证了非正式制度对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考察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展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论证了三个方面的非正式制度对于促进农村发展的影响:一是建立在村庄信任基础上的作为非正式金融制度的标会对于农村发展的影响;二是中国特定关系共同体中所体现的社会网络对于促进城乡移民、培养企业家精神以及推进乡镇企业发展的影响;三是通过上市公司整合村庄发展的“以厂带村”治理模式对于探索我国农村发展新模式的影响。该书以作者在全国五个村庄跟踪调查研究十五年来积累的翔实数据作为实证分析和理论研究的基础,研究方法较先进,理论上有较大创新,研究结果对指导现实经济发展有较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