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通常具有下列特征（它们之间没有先后之分）：
净私人资本流向的突然逆转。在较短的时间内出现资本流的大规模逆转对一个国家的经济会造成实质性的损害。
汇率下跌和货币贬值。大部分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都有较好一体化的资本账户并实行固定汇率制(或浮动钉住汇率制)。金融冲击迫使中央银行放弃钉住汇率，更普遍的是让汇率下跌。
银行活动与资产价格。银行的重建被证明是代价高昂的。银行重建所带来的财政负担平均约为GDP的10％或更高。进一步地，不管银行是受到清算还是仅仅被施加更紧的约束，重建的结果都会导致信用紧缩，再加上企业本身的困难，导致了严重的衰退，尤其是不可交易品部门。
证券和房地产价格下跌。例如，在韩国经历了货币贬值50％(相对于美元)以及证券市场价值缩水近40％(按本国货币计算)之后，出现了极其低价的境外直接投资(FDl)。
蔓延。关于危机的蔓延机制，存在几个竞争性的假说。
“资产组合重新平衡假说”指出，国外投资者在一个国家遭受损失之后，不得不重新调整他们在其他国家的资产组合。
第二个假说是“交易关联假说”，它有两个不同的版本。第一个版本是，一国的危机会波及到与其具有紧密商贸关系的其他国家。第二个版本是竞争性贬值版本，它指出，危机导致实质性的贬值，并加剧了具有类似出口产品的国家间的竞争。
第三个假说与共同冲击的存在(如利率的上升、石油价格的上涨、国际社会拯救危机态度的变化)有关。虽然共同冲击不会造成全局性的影响，但金融危机会呈现出较强的相关性。
第四个，是“预期变化假说”。闹钟的故事说明了投资者意识到了某种类型的经济缺乏可靠性或者IMF不愿帮助重组债务。
上述的每一种假说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当前的研究也正在揭示各种因素在特定危机中的相应的影响。
拯救方案。国际社会通常通过IMF设计一个规模空前的拯救方案。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拯救方案涉及500亿美元，是该国配额的1～8倍(而IMF传统的贷款限额是该国配额的3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提供的类似规模的拯救方案涉及的基金为：韩国570亿美元，印度尼西亚400亿美元，泰国172亿美元。我们必须牢记的是，尽管拯救方案涉及金额巨大，但它们本身并不能够制止对该国货币的投机性攻击。
投资者套牢。在不同的危机中，国外投资者的风险分担程度是不同的。根据布雷迪计划(关于拉丁美洲国家的债务规定)，债权人可以得到其权益面值1／3的偿付。在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中，投资者最后得到了全额兑现。而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中，投资者却总共损失了3500亿美元。
相对于证券投资者(国外直接投资和证券组合投资)而言，全局性的解决方案有利于债券持有者。在主权国家债券中强迫私人投资者分担债务很难实施。
一个典型的债务重组过程如下：当双边官方债权人(巴黎俱乐部)同意转滚或重组某些债务，以及多边投资者(1MF、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发展银行)输入新的资金时；会要求当事国做出财政和其他方面的调整。其他的外部融资缺口则指望由私人债权人通过“私人部门介入”(PSI)来填补。多边支持的程度相对较为确定。IMF和世界银行的贷款具有优先权；双边债权人的权益次之；最后是私人权益。
条件制约性。除了诸如根据协议条款规定引入新的汇率限制等普遍性的行动限制外，IMF通常还会根据国别情况施加不同的限制。传统上，IMF会对经济失衡的根源进行深入分析。直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IMF提供贷款的先决条件一般集中在经常账户的平衡和一些宏观经济的决定因素上(尤其关注货币和财政政策)。但是，由于受到对其视角狭隘的强烈批评，IMF增加了对中期增长因素的考虑。
近期，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IMF在追求传统的经常账户平衡的同时，增加了微观经济因素的考虑，如：
——关闭破产的金融机构(用于韩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并且利用有限的公共基金对其他的金融机构进行资产重组(用于所有国家)；
——加强谨慎的规制(所有国家)；
——外资对国内银行投资的自由化(韩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
——关闭无法生存的企业(韩国)，并且重组公司债务(印尼、韩国和泰国)；
——加强基本法规的建设，强化执行机制(如竞争政策、破产法、公司治理以及私有化等)；
——降低进出口关税(印度尼西亚)；
——制定保护低收人群体和失业者的社会保障政策，以及健康和教育规划。
即使像戈尔茨坦(Goldstein，2001)这样提倡各种条件制约性的观察家，也怀疑IMF是否受到“使命扩张”的困扰。而许多经济学家，包括费尔德斯坦(Feldstein，1998)提倡IMF回归到追求宏观经济和货币稳定的最初使命。
对于IMF条件制约性的另一种批评与IMF计划的可信性相关。IMF的政策条件经常会被重新磋商，有时甚至发生在达成协议后的几周内(如亚洲)。
（摘自《金融危机，流动性与国际货币体制》第一章，让·梯若尔著，梁晶工作室策划出版）
